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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消息非常灵通的、研究土耳其问题的人则说：“毫无疑问，美国近三年中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来支持私人企业和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而共和人民党政府在这方面的动向无疑大半是根据美国的贷款条件和美国顾问的意见行事的。但是有人说美国因为赞成政治变革而采取了直接行动；对这种议论，我却找不到事实上的根据。顶多也只能说，他们帮助创造了一种有利的气氛。”他指出，使执政党不影响选举的自由“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五年来走向民主的一系列步骤中的最后一步”，而出版的自由化就是另一个例子。土耳其的统治者不见得是为了取悦于一个外国而改变其政府形式的、也不会那么幼稚，竟相信土耳其扩大或阻止国内的民主自由，会对华盛顿发生很大的作用，乃至影响其作出帮助或者不帮助土耳其的那种决定。但是在政府仅仅为了有利可图的原因而要想取悦于西方的背景之下，一般说来，土耳其国内也存在有亲西方的因而也是亲良主的种种迹象。这种表现，在最下层，流行的是在博斯普鲁斯的海滩上和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嚼着口香糖和穿着豹皮花纹衬衫；在最高层，是在大学、学校和家里学习英美的语言、文学和历史。。许多不同的因素促成了亲西方感情的增长。一方面，“美国取德国而代之，成了主要大国，从而也就成立了抗拒自古以来俄国威胁的标兵。另一方面，西方的胜利的事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威望，联系到西方的制度和习惯方面，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吸引力。不过，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在共和国的学校和大学里，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虽然接受了基马尔革命的主要目标，但是却把这些都看成是早已完成了的东西。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民族主义了。对于他们来说，西方自由的传统具有浓厚的吸引力；民主也不仅仅是暂时性政治上的整顿或者是改变风尚的问题，而是一种最美好的希望，即在一个自由世界中，立足于平等和自尊的基础之上，实现土耳其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统一。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已经成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的那种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在这个时候总结三年来美国益助上茸其的经验教测，美国人和土耳其人双方都知道、土耳其军事和经济饥构的现代化过程比“原先预计的要长得多”。对此，一个美国海军中校很快就发表了他的看法：关于应当作出时间安排和加以计划的援助方案，其期限不是两年，不是五年，而是一代！这是我们可以帮助土耳其人的唯一的办法，以便使其一步步地改变传统的旧观念，并使其获得关于它所生活的技术世界所特有的现代观点。这种趋向确是已经定了下来。完成这个转变，需要的是时间。
同时，群众中有一种强烈倾向，要求实质上恢复穆斯林的传统宗教活动——它虽被阿塔图克的世俗立法“废除”，但并未实际上绝迹，而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的新政府都不得不加以同意。阿塔图克当时的意图是：在集体和个人的意识中，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崇拜都应当凌驾于对伊斯兰教的崇拜之上。可是有些敏感的土耳其教育家却开始察觉，不管民族主义受到了多么热情的宣传，但不能填补年青知识界精神上和伦理上的一片空虚。由于没有更好的东西以资代替，他们可能从共产主义这种假宗教中去寻找满足。无论如何，战后上耳其最热中于把伊斯兰教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地位的人们，看来也象那些波旁王朝人物一样，都是些宗教狂，过去三十年来，他们既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也没忘掉任何东西。一些老资格的西方观察家对于这一运动可能具有消极的反动性质一事，开始担心起来。事实上，上耳其在当前世界上的立足点问题的实质已经被菲利普·托因比抓住了，他指出：西方化还没有触及到基本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仍然是顽固地中东式的。比起埃及或伊朗来，它是这种模式的温和的变型，不过政治上的变革并不曾改变了这种模式。。。虽然有人会说，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在某些方面反倒是好不容易地走到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前面，但是这种结构决不会使土耳其变成一个没有把握的军事国家。如有必要，土耳其人将下决心艰苦地战斗下去；如果他们竟然被打败，那也决不会是由于任何内部的瓦解或动乱。
第二章 波斯
第一节 冷战，拒绝苏联的石油要求，1945—1947年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英国、苏联和美国的部队仍旧占领着波斯的时候，那个国家却已处于一种内部冲突的局面，它脖陇地预示着象五年后将要在朝鲜爆发的那样一场战争。在这场本国内部对抗力量的冲突中，一方是革命的伊朗人民党及其劳工组织——统一工会中央理事会、（这两者在战争期间由于苏联当局的鼓励，特别是在苏联占领的北部地区和首都，早就非常活跃），另一方是控制着政府和行政机构的波斯有产阶级所操纵的各种力量。双方在使用暴力和恐怖来反对其对手方面，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节制。总参谋长哈桑·阿尔法将军掌握着反对伊朗人民党的各种力量的组织和指挥权，他有一个英国妻子，所以成了伊朗人民党和苏联宣传家们的一个现成活靶子；然而，由于苏联一系列政策的结果，到1945年夏季，在苏联占领的北方各省中，波斯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已降低到零。在那个地区，伊朗人民党控制着主要的城镇、交通、警察和监狱，在监狱里他们用传统的方对波斯表示亲善的姿态，但是莫洛托夫说，他的政府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个建议。
不过，在波茨但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3月2日）上仍达成了协议，即占领部队应立即从德黑兰撤出，将来进一步的撤出，由三国外长于9月间在伦敦会晤时再行考虑。据报告，首都的撤兵在9月底之前按时完成，尽管后来据说俄国人在那里还有几千名便衣人员。其间，美国政府于8月28日单方面宣布，除去大约有二千名人员须暂时留下以维护和看守军用设施外，他们的军队将于11月1日之前从波斯撤出。从与日本停战之日算起，英苏军队应在六个月内从波斯撤出，这个时限将于1946年3月2日到期。1945年9月，三国外长在伦敦会昭的时候，贝文在19日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曾建议：
除英国部队在南部油田地区和苏联部队在阿塞拜疆可以继续留驻到1946年3月2日之外，他们两国政府应该同意：他们各自的部队在12月中旬以前从整个波斯撤出。但是，莫洛托夫答复时顽固地坚持那个约定的日期，只是说，“如果必要，最后撤出的计划。。在所说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们之间可以再讨论”，他认为不需要由三国外长来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已有近四十年历史的波斯宪法，规定要建立省议会，但是事实上任何事情都不曾做过。然而，到了1945年初，伊朗人民党的几种报纸为争取成立省议会开展了一个运动，其动机可以从他们的论据中看出。他们争辩说，虽然阿塞拜疆人民在1943年的普选中投票选了伊朗人民党的党员，从而“表明反动派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小的”，但是，被选出的伊朗人民党议员在中央议会中无法战胜“卖国的多数派”。到了仲夏时候，有消息报道说，已成立了一个阿塞拜疆民族解放委员会，虽然这一报道是被否认了，但8月份在这个富饶而有价值的省份中组成了一个“民主”党，当地的伊朗人民党很快地就合并了进去，这就在实质上证实了这一报道。伊朗人民党和苏联的宣传家们为这一行动提出来的托辞，仍旧是借口波斯政府在处理伊朗人民党骚动时采取了高压政策。由于阿塞拜疆省领受过札萨国王的严厉手段（礼萨国王对阿塞拜疆存有偏见，这是因为该省曾经是被他在1923—1925年推翻的恺加王朝的主要支柱），由于中央政府不允许正式使用当地的土耳其方言（阿塞里语），这就给自治运动更加增添了力量。
尽管如此，“民主党”的领导人们还是发现，从苏联外高加索渗入“大批政治掮客”是加强他们地方上的支持者的一个好办法，这种人在人种混杂、方言繁多的阿塞拜疆是不容易被识破的。领导这个运动的是贾法尔·皮沙瓦里，他曾是短命的吉兰省内的苏维埃共和国（1920—1921年）内务人民委员，其后是共产国际的一名代理人：1936年他又回到波斯，表面上是逃避苏联的清党，他曾被礼萨国王的政府监禁过，在礼萨国王退位之后，又曾出面编辑伊朗人民党的《爱兹哈尔报》；他在1943年普选中获得了大不里士最多的选票而当选，但是后来议会拒不发给他当选证书。11月16日，聚集到“民主”党（塔斯社曾为它大事宣传）内的各色人物，开始公开叛乱，切断大不里士和德黑兰之间的全部交通，并在第二天夜间夺取了大不里士东南一百英里的米亚内城及其铁路枢纽站。两天后从大不里士来到德黑兰的一位商人说，反叛者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和来自巴库的穿便衣的红军：一位波斯政府的发言人则补充说，从俄国人的卡车上分发给反叛者的武器，查明是从1941 年夏天俄国人进行干涉之后被他们没收的波斯军火库中拿出来的。11月17日，波斯政府要求苏联大使馆通知苏联军事当局，一支波斯武装部队正从首都派往米亚内和大不里士但是，首先出发的两营步兵在加兹温附近彼俄国人阻止住了。《消息报》煞费苦心地向它的读者们说，阿塞拜疆的运动是自发的和由人民大众参加的，但是受到了当地宪兵和“反动的大地主”的激烈反对：《消息报》继续说，英国广播公司把这个运动虚假地说成是由俄国纵容的一次分裂主义者的叛乱，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尽人皆知的”应由英国当局负责的巴勒斯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骚动的注意。
波斯驻华盛顿大使、在英国受过教育的侯赛因，阿拉向美国国务院陈述了情况，结果美国政府于11月24日向苏联政府建议，立即采取步骤，将全部盟国部队在1月1日之前从波斯撤出；美国的照会以圆滑的外交辞令暗示：把波斯部队从北部各省赶回去的苏联指挥官可能是没有接到命令而自行采取行动的，并且“料想”苏联政府现已对他们发出指示，以便与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三大国所签署的关于波斯主权的宣言相一致。英国政府也送交了一份类似的照会，但是这次没有建议在规定的1946年3月2日以前提早撤出部队。11月29日苏联政府答复说，他们认为没有理由要重新考虑撤出的日期，并补充指出，苏联政府已通知伊朗政府：派遣更多的伊朗部队到伊朗北部并不能使混乱和流血停止，反而会使混乱和流血增加，这将迫使苏联政府把自己更多的部队开进伊朗，以便维持秩序和保证苏联驻军的安全。在波斯北部的苏联驻军估计有三万到七万人。人们认为：这种公开表示对苏联驻军安全的关心，既是对波斯军队的力量的过分夸张，又是对了解红军情况的那些人的才智的侮辱。
与此同时，11月27日来自莫斯科的报道说，苏联政府曾通知波斯政府，他们以很大的同情关怀着一星期以前“波斯阿塞拜疆‘全民’大会”所宣布的自治要求。
由于俄国人禁止观察者参加［《泰晤士报》特派记者报道〕，这个大
会的酝酿过程只能从远处来观察，但是有足够的事实材料已经被人知道。这个运动是卓有成效地计划和执行的，并且留下内行人筹划的全部痕迹。“民主党人”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反对者被彻底吓倒了。驻在这个地区的波斯政府部队虚弱无力，或者很快就变得这样了。一两个陆军的和宪兵的哨所进行了战斗，但是大多数人立刻屈服于俄国的威胁和利诱，士兵们仍困守在他们的兵营中，很多军官朝德黑兰跑。“民主党人”很就在莫斯科三大国外长会议举行之前，12月16日，据宣布，大不里士的彼斯的少量驻军已经向“民主党人”投降；同时，作为11月下旬在阿塞拜疆举行的选举的结果，莫斯科电台宣布，一个由贾法尔·皮沙瓦里领导的“波斯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已经成立。这个政府的第一项声明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但是，“为了消除城市和乡村不断增长的失业，‘政府’将把国家的土地和那些从阿塞拜疆逃走的或对阿塞拜疆自治进行蛊惑宣传的反动派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个声朗还恐吓“所有那些用怠工和破坏活动来危害秩序和安全的人”，要作为“人民之敌”给予惩罚，民族政府仍承认波斯中央政府。并将执行它的法令，只要这些法令彻波斯阿塞拜疆的自治、同人民的权利和波斯阿塞拜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