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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些设施之一，他提到了在拉亚克的飞机场。他还提到了工程方面的事，以及停放在贝鲁特的坦克和装甲车，尽管在较早的时候就听说，在黎巴嫩的绝大部分物资是十分陈旧的。这位发言人说，明年4月1日这一天可以被看作是所有的法国人及其设备撤巴黎巴嫩的最后一天。他说，如果黎巴嫩人能为撇退计划提供劳动力和执行人员，以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个日期还可以大大地提前。
他承认英国人曾反对法国人提出的4月1日这一日期，但是他说，尽管如此，他们已答应提供船只援助。他说，法国人准备同黎巴嫩人进行讨论，以便在此地的会谈已表明撤退可议提早实现之后，使黎巴嫩人能够同意接受这个推迟一年的限期。
这位发言人还说，如果不是必要的话，法国人在黎巴嫩连一星期也不愿意多呆；而且也可以比规定的日期提前撤出，如果她们有象英属巴勒斯坦那样的靠近的领地的话。英属巴勒斯但现在对英国军队的撤退是这样的方便，而贝鲁特距离马赛有三千公里之遥，它带来了运输上的困难。黎巴嫩政府对这个建议并不满意，在其代表同法国人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之后，同意法军将于8月31日之前撤离该国，而一个由三十名法国军官和三百名技术人员所组成的工作队将留下来，以监督剩余物资的撤退，直到12月31日为止。
4月17日，作为一个节日，叙利亚全国放假，举行庆祝，以纪念外国军队从本国撤退完毕；但法国人仍十分怀疑大不列颠正在试图取法国在列万特各国的地位而代之，并从某些英国商人在那里的活动中间找到了一些根据。英国政府拒绝了叙利亚提出的让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继续训练叙利亚军队的要求，虽然一名福克斯准将后来又担任了这个有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但他留任的时间并不长。
7月2日，中东司令部宣称，除了一小部分清理未了事务人员在9月30日撤离外，英军已完成了它在黎巴嫩的撒退工作；在8月31日，法军方面也作了一个同样的宣布，但没有提到清理未了事务的人员。一位记者写道：“法军的离开已。。开始给法国在列万特的地位带来了正常的前景。在叙利亚仍然存在着不妥协的激烈的反法情绪；但在黎巴嫩，现在法国人再也不令人害怕了，他们又可以获得人们的羡慕了。”英国把中东部队在战时铺设的的黎波里—拉斯—纳库腊铁路卖给了黎巴嫩政府，卖价是五百万黎巴嫩镑，即他们最初要价的十分之一；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着大得多的、法国政府在黎巴嫩的资产问题。当黎巴嫩政府在1946年1月要求保管敌产的法国人把那些（意大利的）财产移交给他们时，法国人不但拒绝交付，反而直接移交给了意大利驻耶路撒冷的副领事，另外，法国人还希望在混合法庭中暂时保留法国的地方法官，这都使黎巴嫩政府感到恼火。仍然存在着法国政府在黎巴嫩的财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黎巴嫩外交部长在同一位法国记者谈话时曾说，法国应当把拉亚克的机场和一个军需仓库移交给我们。另一方面，法国的态度是，任何财产的移交“必须根据协定来办理，并按照法国议会批准的合理价格付款。对列万特各国的委任统治已使法国受到很大损失而深感失望，这足以使我们要求在清理财产对不要再给我们的预算增加葡的负担”。
自从黎巴嫩获得独立以来，它的政府已经表示不赞成再举行领事弥撒，这是几个世纪以来，马龙派习以为常地在法国外交官或领事代表出席参加的情况下所举行的一种弥撒。现在政府认为：这种仪式乃是早已被抛在后面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残余，表示希望马龙派（它代表黎巴嫩人口中的百分之三十弱）应该不再保持这一传统。贝鲁特的马龙派大主教伊格纳提乌斯·穆巴拉克阁下已准备在1947年的复活节时就照办，但遭到马龙派总主教昂顿·阿里达阁下的拒绝，他一贯认为，“既然黎巴嫩是基督教徒在列万特的唯一避难所，它的独立就应特别受到法国的保护”，以免遭受叙利亚穆斯林的侵害。作为一种妥协，双方后来同意领事弥撒不再象以往那样在贝鲁特的马龙派大教堂举行，而是改在布克尔基的大主教驻地举行。在法国有人认为，就未解决的各项问题达成一项协议，这事可以推迟到1947年的下一次选举之后再进行。因为到那时黎巴嫩将有一个“比1943年更加自由的投票选举所产主出来的”政府；但事实上，1947年5月25日的选举“普遍地被认为是一出耗资巨大的滑稽剧。甚至连政府的支持者也同意这一点，虽然他们也争论说，不公正地划分选区是不必要的，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政府提出的候选人反正能够极其容易地稳获胜利”。
在法国的朋友们遭到了这次失败之后，法国、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代表们10月1日在巴黎开始了财政谈判。叙利亚和黎巴嫩所发行的纸币，约相等于二百三十亿法郎，是归法国控制的叙利亚一黎巴嫩银行管理的，作为它的准备金的资产都存放在巴黎。法国建议在今后两年中用商品或欧洲货币交付七十亿法郎，移交法国在列万特的财产，其价值估计大约二十亿法郎；并保证其余的部分在十年内不受法郎贬值的影响。黎巴嫩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叙利亚人坚持说，贾德鲁将军在1944年1月曾许诺，法国在任何时候都将保护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货币不受贬值的影响。
他们拒绝了法国对其财产的估价，坚持说很大一部分财产已在委任统治时期被强迫出售。他们抗议法国把委任统治时期维持这里的特称部队的一部分费用也算在他们的帐上。此外，据说提由于法国人利用局势作出种种努力，才使他们的贸易和文化利益有所恢复—对这种神话，他们也感到愤慨。因此，叙利亚政府在1948年1月31日宣布他们独立于法郎集团之外，而法国与黎巴嫩则在2月7日签订了一项协定，法国对黎巴嫩作了让步，特别是接受了黎巴嫩出口货中的很大一部分，以便缩小同法国贸易的极为悬殊的逆差。
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在它们同法国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已变得更倾向于拆散伙伴关系、因为它们双方在分配作为委任统治时期的遗产的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方面，特别是在关税政策方面，都没有达成协议。这样，战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家们为了从法国获得国家的独立而实行的联合，不久就变成了强调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发展主义。而且，虽然法国在穆斯林叙利亚的影响仍然是微乎其微的，至少在1949年3月民族集团政府垮台以前是如此，但是法国对“贝鲁特的普遍的奢侈和安逸”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徒中间的影响，一般他说，是通过各种方式被“稳固地肯定下来了”。在叙利亚的胡斯尼·扎伊姆短暂的独裁统治期间（1949年3月30日—8月14日），法国在叙利亚的影响有了显著的增长。可是当扎伊姆被一个敌对的军事集团判处了死刑时，通常要作出反应的《世界报》就毫不迟疑地在1949年8月16日把法庭谋害他的责任归之于“斯特林、弗里尔、斯皮尔斯、格拉布和康佩奈之流，对他们来说，叙利亚的一个真正的民族政权，倒是一种反常状态，必须加以消除”。不过，人们希望，1950年5月25日英、法、美三国政府宣布的一项共同的中东政策，已最终地使这一场历史上的竞争归于消灭。
第二章 英国—埃及关系
第一节 谈判的背景，1945—1946 年
我们在这套丛书的前面一卷中已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半年中，埃及政界舆论迫切希望通过英军和英国当局的撤出埃及和英—埃苏丹，完全结束埃及依附于英国的局面；显然，英国的政策仍保持不变，这或者是由于（正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样）它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更紧急的事情所缠住，要不就是因为丘吉尔个人仍倾向于把埃及看作是英国从前的保护国。据说，把英国战时司令部和大批驻军从埃及的两个主要城市开罗和亚历山大撤走，已成了英国外交部和军事当局之间的一个争论的问题；而后来奥特林厄姆勋爵（即从前的爱德华·格里格爵士，他在1945年8月12日以前曾任英国常驻中东大臣）宣称，早在9月他就劝告新成立的英国工党政府立刻宣布这样的撤退，并在条件许可时，立即付诸实现；据说，当时英国驻开罗大使馆就提出劝告，反对采取这样一种姿态。后来《圆桌》季刊的一篇文章说，在战争结束时，埃及“有着一种愿以宽大来报答宽大的心情”，它要把“一个感恩的埃及的自愿的合作”献给英国；但是，不愉快的英一埃关系所造成的七十年的失望，似乎不大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结果。有迹象表明，英国工党政府的上台，也许已被期望过分急切的埃及人看作是英国准备让步的信号；面对埃及人这种想提出最大要求的心情，在开罗的英国官员们或许已经感到：他们现在的责任不是开动加速器，而是要扳煞车。
1945 年秋天，大使馆要求埃及首相马哈茂德·努克拉希，别在那个时候要求就修改1936年的英—埃条约问题举行谈判，但努克捡希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立即行动。强大的华夫脱党，在1944年10月成为反对党，经过1945年1月的选举后地位未变；它一有机会就要给政府找麻烦；各极端派顾名思义当然是反英的；而要求立即修改条约的口号，是由努克拉希内阁中以财政大臣马克拉姆·乌拜德为首的一派提出来的。于是，在1945 年年12 月20日埃及提交了一份照会，它说，1936年条约所规定的对埃及主权的限制，是暂时性的，是过去一场国际危机所引起的；埃及战时的合作一定已经消除了英国在1936年时并没有完全消失的怀疑。埃及将“不惜任何牺牲，在最近的将来，把它的军事潜力提高到这样一种程度，能够在盟国和联合国的援军抵达之前就击退侵略”。另一方面，对英国外交部来说，侵略不是一个未来的假想，而是一个眼前的威胁，它表现在最近波斯阿塞拜疆的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宣告成立和苏联对上耳其施加的厌力。于是他们在1946年1月27日答复埃及的照会说，将指示英国大使开始举行预备性会谈，以便把英—埃关系置于“一种完全的和自由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有如平等的双方之间的关系一样”，至于1936年条约中所包含的“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的正确性”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予以证实。因此，英国和埃及的战后关系，两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以不同的“波长”来行动的（后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就是这样表述他）；埃及人关心的问题是国家的威望和渴望排除区域性强权政治伪现实，“而英国人关心的则是苏联对中东现状的新的威胁。因为这种严重的威胁出现之时，正值英国日益感到自己的力量由于战争而被削弱，所以英国在处理埃及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问题时，就更倾向于首先考虑俄国的威胁，对于这些本地的问题就敷衍了事。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早已组织了示威游行，来反对英国的这种敷衍了事和埃及政府之显然对此予以默认。
示威游行者是来自人数众多的学生团体中的不大负责的成员，是由华夫脱党组织的，或者属于象伊赫万穆斯林或米斯尔法塔赫党这种极端分子的协会，还有是来自城市的无产阶级—头头新近把他们搞进了工会，那些头头本身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特别是因为参加了1945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在那次世界工会联合会巴黎会议之后，埃及成立了一个全国工人解放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名称本身就很意味深长，它同极端派学生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并成立了一个“全国工人和学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物穆斯塔法·穆萨，后来成了一名华夫脱党左翼议员。1946年2月9日开罗福阿德一世大学的重新开办，是开罗、亚历山大以及其他城市的学生和工人发生骚动的信号，他们要求解散政府。后来据称，在这一点上，英国大使基勒恩勋爵（他在1940年至1944年之间曾四次对法鲁克国王施加影响来得到或保住一个听从英国政策的埃及政府）曾告诉国王说，英国政府怀疑努克拉希是否有力量维持秩序，以便修改条约的谈判能够进行。无论如何。在2月13日，努克拉希辞职了；国王授命有钱的和在政治上独立的伊斯梅尔·西德墓组织一个新政府，西德基在1930—1933年曾博得铁腕首相的名声。不过，在要求他组阁时，法鲁克曾谈到人民希望要有示威游行，以此为“一种用来健康地表示人民热烈希望实现他们的正当要求的方法”，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