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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理事会主席的问题上的考虑等——这一切使埃及的控诉一直拖到7月11日才终于提出。该控诉声称。勉强埃及同意英国军队留驻在埃及领土之上一事“触犯了埃及的尊严，妨碍了埃及的正常发展，也违反了主权国家平等的基本原则，从而与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以及与1946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都是背道而驰的”。
它又说，英国政府对埃及“擅自”实行军事占领一事，使英国能自1899年以来迫使埃及与其合伙共同管理苏丹，而在以后又大权独揽。
利用此种形势，英国又制定了一项把苏丹从埃及割裂出来的政策，诋殿埃及和埃及人的信誉，在埃及人之间以及在埃及人和苏丹人之间制造不和，并在苏丹人内部制造纠纷，煽动和怂恿人为的分裂运动。通过此项政策，联合王国政府过去竭力，现在仍然竭力损害尼罗河流域的团结，而置该流域人民的这种共同利益和愿望于不顾。
8月5日，努克拉希对安全理事会呼吁的开场白是很动听的，但是当他谈到具体细节时，理由就不够充分了。在用埃及人的观点对安全理事会迅速地概述了1882年以来的英埃关系之后，他接下去就论证说：没有一个人能严肃地主张1936年条约所体现的对埃及主权的种种限制在战后还应当继续下去。战争就是这些限制存在下去的暗含的条件，而现在1936年条约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今天，埃及同联合玉国的关系不可能再依据1936年条约的规定来办事了。它必须服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在这个尊严的讲坛上，我将不就1936年条约的法律地位迸行辩论，但是我们的国家毫不犹豫地信赖联合国宪章。随后他又对安全理事会回顾了1821年穆罕默德·阿里征服苏丹后的历史情况：埃及的统治开辟了苏丹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秩序和繁荣代替了过去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联合王国贪婪地觊觎尼罗河流域时的图景！一个自称为马赫迪的部落头头所领导的宗教叛乱，为英国提供了它所需要的那种机会。当有力的行动可以把这场正在萌芽的叛乱镇压下去的时候，联合王国却用了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手段阻止了这种行动。它强迫解散在埃及的埃及军队，销毁其军火，并且把在苏丹的埃及人全部撤出。
在谈到在苏丹的英国人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歧视埃及并使这个国家保持着“落后和分裂”的状况之后，他控诉说：
最近几年，恶意的宣传把尼罗河流域的统一说成是一个“埃及帝国主义”的概念——好象我们渴望同我们的同胞团聚一堂、好象我们想保持自然和历史把苏丹和埃及其他部分联结成为同一的实体的那种纽带也是帝国主义的了。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代表英国发言。他指出，1936年条约在其1956年期满之前，只有经过双方同意才能法律上加以修改。埃及的论据说，由于轴心国对和平的威胁已不存在，签订条约时的那种环境也就有了变化，从而应当适用事过境迁原则，可是这原则在任何国际法庭中都是不会得到支持的。关于把英国军队驻在埃及说成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那种提法，正是埃及所引用的1946年12月14日决议的文句，把“条约中自愿和公开表述的”同意一方军队驻在另一方领土之上一事作为例外情况，“。。与宪章并不抵触”。他引用了一系列的话，证明1936年条约在埃及几乎是受到一致欢迎的；条约神圣也是国际法的一项首要原则。他的政府以“最同情的态度”来看待埃及修改该条约的要求，并提出在合理的条件下从埃及撤出英国军队。贝文一西德基协定没有生效，“只是由于一个原因，即埃及不准备将来给予苏丹人民以自决权利，亦即埃及为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所力争的那种权利”。
8月11日，当安全理事会继续就这个问题开会时，努克拉希首先被邀发言。他把卡多根5日的发言说成是“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而作的一份肆无忌惮的辩护词”。卡多根则在答复中再一次宣称，英国之所以抓住1936年条约不放，只是因为埃及借口苏丹议定书问题否决了贝文一西德基草案的缘故。
＇他说＇努克拉希帕夏回答说，安全理事会决不应受到“双方法律上种种权利问题的阻挠”。“不管条约不条约”，安全理事会应该一律照章办事。一旦缔约的一方说它对所承担的义务不满，以致宁肯使其人民制造对和平的威胁而不肯再继续承担这些义务时，安全理事会就应该把条约所规定的种种权利问题丢在一边。那些蓄意要达到他们的愿望的埃及政治家们，一直不断地煽起反对这个条约的情绪。如果存在着任何对和平的威胁的话，正在制造对和平威胁的，正是这些埃及政治家。
这时，讨论已进入一般性辩论的阶段。
波兰代表发表意见说，安全理事会不应该由于本问题的法律规定方面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一个“就其宗旨来说已经过了时，而就其目的来说已经实现了”的条约，对一个成员国的“正当的民族愿望”和主权是起了障碍的作用的。在关于英国军队“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从埃及和苏丹撇出一事上，波兰将支持埃及的要求，不过目前尚提不出有关“自治政府和自由政治机构的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后者则应是联合国在苏丹问题上的首要目标。
俄国代表葛罗米柯发表了同样的意见。
8月20日，巴西代表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建议双方“恢复直接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则就双方自行选定的其他和平方式以达成一项解决争端的方案”。中国（国民党人）代表建议在该决议草案序文中增加一段，说明英国已部分地从埃及撤出了它的军队，并且准备谈判全部撤出的问题；他还补充说：“我不能理解本安全理事会怎么能够成为安排剥夺苏丹人民这种自决权的集会，而这种启决权正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础。”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的代表支持巴西的建议，该建议认为卡多根所提出的那一项要求，可以把1936年条约的效力问题提交国际法庭来裁决。
但是，努克拉希把巴西的提案看作是“逃避’安全理事会“主要责任”的遁词而加以拒绝：对于英国根据1882年“侵略”的那种“原始罪恶”所提出来的主张，埃及都不予以任何特殊考虑。他同样也拒绝了澳大利亚所提出的，在影响苏丹人前途的情况下应与苏丹人进行协商的部项修正案：努克拉希坚持说，埃及政府“将通过协商办法来解决苏丹前途问题，但不是同英国协商，不是同那些被英国的占领束缚住手脚的苏丹人协商，而是同那些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的苏丹人协商。在这件事上，联合王国是没有份的，而且我们也不准备同它谈”。他冠冕堂皇地说了一大套：“我们将不背弃苏丹人。我们将不惜一切来保护他们不受一个外来的、陌生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犯，使他们不致陷入到被奴役人民的洪流中无法自拔。。我们更不会拿苏丹人民的前途作交易。”他的这些话丝毫不曾消除安全理事会所得到的那种不良印象一一即（正如卡多根所强调那样）“苏丹自决的全权。。显然埃及政府是不承认的”。
法国同埃及的关系近来也变得紧张起来了。这是由于埃及未经法国许可就派了一艘辅助舰带着谷物去救济突尼斯的灾荒，以及由于埃及让摩洛哥人穆罕默德·阿卜德·卡里姆（阿卜德·克里姆）到埃及来避难一他是在被流放二十多年后从被押往法国去的船上逃到埃及国土上的。因此，法国代表也相应地把努克拉希废弃1936年条约一事同战前纳粹废弃条约各事相提并论：“每次希特勒发动侵略总要先发表一项声明，宣称几年前或几月前签订的条约。。现在是毫无用处了，是个时代的错误，是与历史发展趋势相抵触的。”对此，努克拉希则回答说：“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能够拉住历史的潮流。在短短的十一年中，1936年条约早已失去它的生命力。事实已经剥夺了它的任何有效的发言权。今天它正象一个幽灵，踽踽而行：它只是作为过去海盗时期的一个遗迹而存留下来，但这却是这个世界正在试图忘掉的东西。”
当巴西提案提交表决时，出乎意外地以一票之差没有获得必要的七票：波兰投票反对，哥伦比亚的代表认为巴西提案太宽和太笼统，宣布打算在表决后提出一项新的建议，终于加入了那些弃权国家的行列（苏联、联合王国和叙利亚）。但是对于哥伦比亚准备提出的这项新建议只有五个支持者。澳大利亚的修正案，表示相信恢复谈判在早日撤军“以及解决其他争端方面”将能取得成果，也只有四个支持者。支持中国的决议案的则不过两票，而且该决议案还受到卡多根的反对，因为看来它把撤军问题摆在其他问题之上了。由于再没有其他建议提出来，安全理事会遂于9月10日体会，仍旧把埃及问题留在议程上没有解决。
埃及政府的基本主张是：只有在符合事过境迁原则的条件下，它在一个协定上的签字才有约束力。但它的这项主张遭到拒绝这件事，对于埃及公众来说，犹如当头一棒，而且有些地方的反应也越出了常轨。开罗的巴西公使馆收到“埃及恐怖分子协会”的一封信，索取五百万英镑作为巴西在安全理事会提出议案的“失礼行为”的赔偿，并且于8月28—29日夜间在公使馆外爆炸了两颗小炸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中国和比利时的侨民也收到了威胁信，然而苏联却被吹捧成了埃及的朋友。与此同时，《泰晤土报》驻开罗记者1947年11月5日报道说：
一家流通根广的报纸曾说，英国为了给重新占领埃及城市作辩护，未必不想在这里制造反对外国人的种种暴行。另一个刊物。。控诉英国有计划地屠杀印度的部落。。公布了一些伪造的文件，企图以此损害这里的英国当局的信誉。。当上月开罗附近发生霍乱的时候。几家主要的报纸立即把它的起源归之于运河区的英国军营，虽然在那里连一个病例也投有发现。
第四节 英埃购政谈判，1947 年
同时，在1947年2月中，英埃代表对于在埃及的英镑结存问题，开始了初步的谈判。这部分结存到埃及银行中的英镑，是在战争期间积累起来的。
那时埃及从英国买不到什么货物，大部分英镑用不掉，而另一方面，那时英国驻在埃及和苏丹的军队则需要大量的埃及货币来偿付当地的劳动力、各种劳务和供应品。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埃及结存了“大量英镑。但所有的供应都非常匮乏。。虽然消费品的供应还算很快地跟了上来，但生产物资在战后许多年中仍旧短缺”。所以，埃及舆论一致希望把这笔英镑资产（据1946年财政部所作的调查，总数约为四亿五千万埃镑）用货物折算，以资保值。
英国政府在1945年1月1日至1947年7月15日期间，向作为英镑区成员国的埃及拔出了价值三千零四十四万埃镑的外汇，因为根据1945年的英美财政协定的条款，所有新增加的英镑结存，都可以自由兑换成其他各国的货币。
战后，英国竭力向那些它能够拿到外汇或买到原料的国家出口。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怀着一种帝国主义者的偏见，反对向前“殖民地”国家“无报偿地”进行出口一例如在战时积累了大量英镑债权的埃及和印度，特别是后者。英国的论据是，这些债务的数量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战时纵容了通货膨胀的泛滥而被不切实际地扩大了，因而就应当把该数量削减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另一方面，英国所指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则认为，在他们现在真正需要生产和消费物资的时候，不应借口通货膨胀而叫他们吃亏，因为通货之所以膨胀大部分是由于战时英国需要他们的货币而又无力提供货物两事造成的。反对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为英国提出了一个更为激烈的论点，说是应该对这些国家的英镑资产提出一项“反诉”，因为英国在故争期间是从“侵略和征服的种种恐怖和屈辱”中把这些债权国家救了出来的。他宣称曾经在战时联合政府的同事中间透露过这种想法，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当时没有向那些英镑债权日益增加的国家提出这种倒打一耙的要求。事实上，掌握在银行和商业公司手中的这部分资产，比之掌握在各个政府手中的那部分，数量上要大得多。
当正式谈判于1947年6月6日在伦敦开始的时候，按照财政大臣后来在下院的讲法，他本人曾“劝埃及代表提出全部或部分取消这笔战争债务的建议，因为这笔债务是我们为了保卫埃及，用生命和财产的昂贵代价，在进行战争中欠下的”。埃及代表则提出一项反建议：要求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