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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自我批评揭露，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由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分子构成的，而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在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领导中不应占有地位”。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相应地辞了职，以便于更换领导，于是伊奥安努的总书记一职，便由E·巴巴约安努所替代。后者于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在英国积极地参与了塞浦路斯的事务。这些更动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重新制订党的路线，即从要求“自治”已因向英国政府谋求宪法让步不成而告失败退到要求“意诺西斯”，从而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和右翼进行竞争。
3月21日，一个区法庭又判决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报纸《新民主报》的编辑米诺斯·佩迪奥斯以三个月的监禁和罚款五十英镑，罪名是门谎称政府阴谋伪造选举名册。
29日，塞浦路斯政府的《公报》刊登了对刑法的一条修正条文，规定文字或文件的出版，如以破坏公共秩序为目的，其最高刑期从监禁六个月提高到五年。接着，监修利马索尔选举名册的法官于4月12日下令把市长塞尔瓦斯和一名市政参事的名字从选民名册中吊销，理由是他们最近在尼科西亚的监狱中服刑，这就使他们在利马索尔的居住期中断了。”
从1949年5月8日至29日，连续四个星期日，不同城市的市政机关分别举行了选举。第一天，在农村地区的最大城市一—莫尔富，劳动人民进步党赢得了八席中的七席，但是15日再选举时，优势已转向右翼候选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2日一些大城市并始选举侧候：劳动人民进步党以微弱的多数继续控制了利马索尔、法马古斯塔和拉尔纳卡等港口，但是民族党人却夺回了首都尼科西亚。这一切都是在两个敌对派系“每隔几分钟”就大打出手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有一个人被打死，好几个人受伤，还有一百七十人被捕。最后的结果表明，民族党人掌握了十五个市政机关中的十一个，总共获得了百分之六十的选票。
报纸上记载了在拉尔纳卡发生的一件事。左翼市长拒不出借市政机关的洒水车去冲洗右翼所占有的运动场。于是尼科西亚的右翼市政府便出借自己的洒水车，这辆洒水车大摇大摆地开进了拉尔纳卡，冲洗了它的运动场，然后又在一大群支持者的前呼后拥下驶过拉尔纳卡的街道，沿途把街道大事冲洗。
在大山般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冲突里，却只冒出了市政府这样一只小老鼠。塞浦路斯人的政治上的激荡的洪流，又重新无声无息地流回到诸如城市地下排水道和农村供水池这样的渠道里去了。除了地方政府以外，这股洪流没有什么更宽广些的出路了。塞浦路斯仍旧没有选出一个代议制的议会，没有选出一个立法会议，来处理更加关系重大的事务。
政府在发展农业、保护森林和公共卫生（特别是基本上根除了过去曾严重影响岛上居民寿命的疟疾）等的各个领域内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政府领域里，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居民集团和英国政府之间的谅解却一点也没有改进。如果希腊集团中确有一部分人是欢迎妥协的话，那未这部分人也缺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意志。民族党人仍象过去一样，坚持他们的意诺西斯要求，毫不妥协。劳动人民进步党也没有能好好地利用英国的宪法建议来为自己取得政权打开道路。他们有必要喊得比民族党人还要响亮，所以要求立即实行完全的自治。然而这样一来，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就超出了英国工党政府愿意对塞浦路斯所作的让步的范围，尽管长期以来英国工党都是支持在英国各殖民地内建立自治政府的。当然，原因并不是由于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曾真正认为塞浦路斯人要比例如缅甸人（更不用说苏丹人或利比亚人了）在政治上更不成熟。他们拒绝把已经给予缅甸人的东西给予塞浦路斯人，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塞浦路斯人也取得自治领地位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他们就也会象缅甸人一样利用这种权利脱离英帝国，而当时出于战略上的原因，英国的两个政党都决心要把塞浦路斯留在英帝国的范围之内。
到了1948年，由于埃及和伊拉克都拒绝了英国的建议，不愿同英国在冷战中实行共同的区域联防，再加上英国政权又在巴勒斯坦垮了台，结果就使塞浦路斯重新获得了曾在1878年吸引过迪斯累里、但后来却在1882年被英国占领的埃及取而代之的那种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1948年下半年，塞浦路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猛烈地抨击了英美在塞浦路斯建立军事设施的协议。这表明共产党人这方面很懂得：在英国反对他们的政治要求的背后，也是隐藏有战略动机的。伦敦的英国工党政府和它所任命的塞浦路斯总督之间，就同一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或者至少是在处理问题的时间表上的分歧），看来就是温斯特勋爵辞职和选择一位文官作他后继人的原因之一。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共产党人的暴力行动，同过去一样，竟挫败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反而促使塞浦路斯的教会和中产阶级的民族党人都起来组织了自己的支持者的队伍，并在1949年5月的市政选举中击败了共产党人。
第五章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1945—1948 年
第一节 委任统治国和犹太抵抗运动，1945年8月至10月
三十年来日益增长的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终于导致1948年战争的爆发，这部分地是由于在这段时期内支配着巴勒斯坦的外交文件措词含糊不清。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允许“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而不使“现存的非犹太人社团的公民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一个律师可能会辩护，这两种条款不是彼此不相容的。但是，这种法律观点，在心理学的必然性面前总是脱离实际的，因为这个公式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双方的心灵中，会唤起种种的确是不能调和的期望。这种委任统治是属于“甲”级的，适用于已经“达到一定发展阶段的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社团”，“而它们作为独立民族的存在”是能够“得到条款上的承认的”；再考虑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已构成当时巴勒斯坦人口的压倒多数，他们自然会把委任统治当作是承认他们有权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阿拉伯民族——象前奥斯曼帝国的其他阿拉伯人终于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成为完全自治一样——尽管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又包含这么个条款：要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同时，这也并不奇怪——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遵守委任统治的规定，保证非犹太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权利——他们竟然会把“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这一点解释为“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的民族之家”，这是他们曾经在1917年提过的要求，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同意。
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对进一步扩张犹太人民族之家这一问题，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其基本目的是为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基地的安全，防止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同仇敌汽的行动，在当时迫在眉睫的战争中对基地进行破坏（那就会对整个战争部署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个目的，白皮书已经多半完成了。但是在限制未来五年内犹太人移民总数为七万五千名这一点上，就使不知其数的犹太人不能进入巴勒斯坦，否则的话，这些人可能已从欧洲逃出来了，可是这样一限制，也就把他们划入四百万到六百万的希特勒的犹太牺牲品中间去了。因此，到欧洲战争末期，由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白皮书本来就忍受不了；如今再加上但愿为欧洲大陆幸存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提供家园，而由此愿望又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和更为迫切的考虑，这就对白皮书越发感到忍无可忍了。
由于他们最近同集中营里或大半是同刚从纳粹魔掌下解放出来的那些欧洲地区的犹太幸存者建立了联系，这种极端迫切的感觉就更加加重了。因为总数估计为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名的犹太幸存者，绝大多数似乎感到在他们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惨无人道的迫害的国家里没有前途；而且（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准备在新的情况下，否定1905年所做的关系重大的决定，当时他们拒绝了太不列颠提出的，在东非为犹太人提供一个民族之家的提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海外避难所现在主动提供任何值得考虑的容身之地。欧洲犹太人的最大潜在避难所是美国，1945年12月22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告一项迅速接纳来自欧洲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进入美国的政策，并且对有关政府机关发布一个相应的训令，立即设立一个部间委员会去实施这项政策。这一工作的执行，当然要遵照现存的美国移民法规办事。
一年以后，在1946年12月19日，总统宣告，到10月21日为止，只有四千七百六十六人在这些行政安排下被接纳入境。此后，就准备好一个现行法规修正案；而由此产生的难民条例，则规定二十万零两千名难民在两年之内进入美国，不考虑移民的分配限额，但是这个条例直到1948年8月才成为法律，也就是说，一直到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和以色列国家成立一个月以后才成为法律。这些措施并不是全部地为着犹太难民的利益的，在美国，任何大量地在犹太社团增加人数，似乎连犹太社团本身也不赞同；因为犹太人总数业已达到五百万以上，而且犹太人集中在美国那些大城市里也早已引起了程度严重的反犹太主义，而犹太社团则极力希望不要去使它激化。除了人道主义的理由迫使大规模的移民立即进入巴勒斯坦以外，还有一种顾虑是时间可能不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
正象韦茨曼于1945年8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讲到的那样，“中东正在造成许多新的事实，据推测这些事实不利于这个问题。”而其中主要的事实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一个松松垮垮的邦联于，1945年3月宣告成立，这个邦联在其宪章中立誓要抵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种种政治目标，这使它的英国倡议者很有点为难。这些政治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灭绝政策的压力下，已经找到了极端的表现，而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操纵的机构，已经势不可挡地采取了1942年初的“比尔特莫尔计划”。他们当初曾经要求在委任统治下把整个巴勒斯坦领土建成一个犹太国，作为保证在移民和购买土地这些大事上有完全自由的唯一手段；但由于英国在中东有着重大的利益，它需要去研究阿拉伯的各项要求，如同它需要去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主张的各项要求一样，所以，犹太人在委任统治下并不曾得到移民和购地的自由。
早在1945年5月22日，就在欧洲脸利日过去了仅仅两周以后，犹太代办处已经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后来塞缪尔勋爵在上院把这些要求描绘成“一种造成惨重损失的政治错误”，这些要求包括政府接受极端的比尔特莫尔计划：
（一）应即决定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国，并将决
（二）授予犹太代办处一切必需的权力，以便使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有可能来到巴勒斯坦落户，并全面而迅速地发展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特别是土地和动力资源：
（三）给予国际贷款和其他帮助，以便第一批一百万名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并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虽然丘吉尔作了答复：巴勒斯坦问题一定要等待大国在和平会议上加以研究，尽管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报纸采取慎重态度，但工党在英国普选中获得的大胜，还是在该地区的犹太社团中间放出了“一个无限乐观的信号”，诚然，长期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工党的一些决议。已经一贯地激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而在1944年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所表示的要求（他们只要求在巴勒斯坦有放手处理的权力）。
在选举结果公布一星期后，即8月1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在伦敦召开，韦茨曼博士表示了这种信念，认为从贝尔福宣言以来，他已采用与英国政府合作的办法，试图驾御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而这种办法随着工党的执政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机会，特别是因为英国政府的反对派依然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老朋友丘吉尔领导的。另一方面，犹大代办处的执行主席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孚有众望的领袖戴维·本一古里安，对他的听众的过度乐观发出了警告；决定性的考验将是新政府贯彻白皮书的行动，所以他号召“对白皮书政策的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