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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评论》、杂志6月21日的一篇社论问道：“贝文先生是否如此确信，把犹太人拒于巴勒斯坦门外比起放他们进去——从军事观点来看——会使他花钱更少？’按当时的情况看，这就是在宣战，因为16日傍晚“派尔马契”就炸毁或破坏了四座公路桥、四座铁路桥和约旦河上的艾伦比桥，而在第二天傍晚，斯特恩集团又袭击了海法铁路的工厂厂房。犹太抵抗运动如此重新恢复其阴谋活动。促使英国政府决定采取军事当局所力求采取的措施，即授权高级专员对那些据知是参与这些暴力行动的人起诉。在6月29日开始的军事行动中被捕的人当中，有犹太代办处的这样一些著名的成员，如谢尔托克和伯纳德·约瑟夫（但没有本一古里安，他仍然在欧洲），以及犹太民族会议主席戴维·雷梅兹。耶路撒冷的犹太代办处大楼曾一度被占，以便查封文件，特拉维夫的许多大楼也曾被占，据信，一些非法组织把这些大楼用作司令部。最后，英国军队受命尽量逮捕“派尔马契”的成员。
两年以后，“派尔马契”的一位营长承认说，英国人完全知道到哪里去搜查和逮捕哪一个。。。我们许多最高指挥官及时得到了警告，但是我们有两百名军官被捉住并被投入监狱”；总计有二千七百人被捕，其中约有七百人在审讯之后被拘留起来。当军事行动开始时，还没有料到有可能彻底搜查军火；但是在靠近海法的亚瓜尔定居地（后来，“派尔马契”一位营长承认，这是他们的主要军火库之一），经过一周的搜查。发现三十三个隐藏在幼儿园的地板下和牛棚等处的军火库，包括十挺机关枪，三百二十五支步枪，九十六门迫击炮，八百磅炸药，四十二万五千发小型武器弹药等等。后来，在8月28日和9月2日之间，英国军队搜查了杜鲁特和鲁哈马，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巴勒斯坦建立的两个定居地，被“哈加纳”用作收藏从埃及偷运进来的偷窃来的英国军火的寄存处。“我们希望让他们知道，我们只要高兴，随时都可以查封他们的武器，使他们无法活动，”威尔逊少校写道，“或许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让他们放老实些。这种希望是很有根据的，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哈加纳’以其行动一再显露出他们很明白他们是有隙可乘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年来一直在试图强使英国人屈从于他们的不妥协的要求，他们对英国人的这种正面攻击感到恼火，并在一些无稽的批评中表现了这种怒气。韦茨曼把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现在的地位同谢尔托克之被拘留作一对比，谢尔托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拉起一支二万五千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军队，与英国人并肩作战，而穆夫提则是：“一个战犯和一个英国的不共戴天之敌”。穆夫提在5月29日，作为一个政治难民在巴黎附近从半监视的情况下逃脱，并冒名用一张叙利亚护照，乘一架美国飞机飞往开罗，韦茨曼说，现在他“坐在一座宫殿里”——似乎这次成功的逃跑是得到英国赞助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宣传说，围捕“派尔马契”，目的是反对犹太工联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和合作村社居留地，克罗斯曼在下院宣称，军队已逮捕了“全部。。政治左派。。认为他们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贝桑地区的定居地所发表的一个荒谬透顶、颠倒黑白的声明中宣称：“男女老幼，孕妇病人以及跛子，均被用枪托野蛮殴打，用刺刀戳，用脚踩，被踢得不省人事。。。很多人手足断折，失去知觉。”然而，后来一位犹太代办处所赞同的历史学家承认，全国“在第一天军事行动结束后，只有一名英国士兵和四个犹太人被打死。此后，再也没有人被打死。在数十名受伤的人当中（据官方公报的说法是八十名）——移民们计算的数字加在一起就高得多了——只有一个人在医院住了一个相当的时期。”
杜鲁门总统听从了英国人一再坚持的意见，认为英美委员会的报告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并派遣他的巴勒斯坦问题内阁委员会中的“代表”们到伦敦去，在亨利·F·格雷迪大使领导下，与英国巴勒斯坦问题专家寻求一个谅解。 与此同时，伊一兹一卢和“哈加纳”的指挥官看到，由于6月20日英国大规模的逮捕，使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的自信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并判定“只有通过一次成功的反击，才能使她们重振士气”。早在春天的时候，伊…兹…卢就想出了一个炸毁巴勒斯坦政府总部的计划，这个总部与军事司令部同设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的东侧和上面几层楼上，下面几层楼通常用作旅馆。对这个计划及时提交“哈加纳”的指挥官加以考虑，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当时认为尚不成熟。然而，在6月29日英国的围捕之后，他们立即批准该项计划，作为一种报复，并决定在下班之后执行，以免人命损失。
在以后几周内，显然他们曾两次或三次要求过推迟拟议中的日期，最后，伊…兹…卢决定在7月22日中午单独行动。卡车上放着装满炸药的牛奶桶，车上配备有穿着阿拉伯人衣服的恐怖分子，开进了（显然是没有设岗的）饭店的厨房入口处，并沿着底层走道一直开到东侧的底层：厨房人员被阻止入内，一位在场碍事的英国军官被开枪打死。恐怖分子在一个不伤人的“爆竹炸弹”掩护下安全逃脱，并嘱咐一个女党徒打电话警告饭店经理人员从大楼撤退，还对靠近饭店的《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邮报》的办公室和法国领事馆发出警告。定时信管拨准在半小时后引爆五百磅梯恩梯炸药和硝酸甘油炸药。这次爆炸造成了饭店东侧的整个南部一半房屋的倒塌，炸死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九十一名，伤四十五人。
在这次暴行事件发生后的当晚，“哈加纳”最高指挥部命令其下属对英国当局采取顺从态度，“以表示犹太人反对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件”；正如以往发生这类事情时的情况一样，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对犹太人发表了一个敷衍塞责的呼吁，号召他们“起来反对这些令人憎恨的暴行”；然而，与此同时，新的“哈加纳”指挥者显然恢复了和恐怖分子领导人的共谋活动，摩西·斯奈在哪里停下来，他们就从哪里接着干。“我觉得，”伊…兹…卢领导人写道，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也许最为亲密”；“我们长久继续准备协同行动的计划”。与此同时，代办处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些多种多样的宣传途径再次做了他们对摩根将军1月记者招待会所做的事。他们发现，现在正好有一个办法，可以用来转移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运动的注意力。巴勒斯坦地区的总司令（陆军中将伊夫林·巴克爵士），发布了一项限于在他管辖的范因内传达的命令：着即停止军队和犹太人之间的一切社会接触。其措辞如下：
巴勒斯坦犹太人对于一连串暴行事件（其顶点是炸毁大卫王饭店中的大部分政府办公室，造成人命的惨重损失）决不能逃避罪责。如果没有一般犹太老百姓的现行的或消极的支持，则真正进行这种犯罪行动的恐怖主义匪徒们一定会很快被挖掘出来，从这方面来说，这个国家内的犹太人都是同谋，都在参与犯罪。
我决心要使他们受到惩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以蔑视和憎恶看待他们这种行为。我估计到采取这些措施将使我们的士兵遭到一些困难，然而，我确值，如果把我的道理向他们讲清楚，他们就会懂得这些措施是适宜的，就会用这种措施（这也是犹太民族或任何民族所最不喜欢的方式）去惩处犹太人——打击他们的巢穴，显示我们对他们的轻蔑。这个命令的全文很快就落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命令的希伯来译文贴满了巴勒斯坦的三座主要城市，一位犹太记者乔恩·金奇把它传到了国外。
7月31日在下院辩论巴勒斯坦问题的过程中有人就巴克将军的这个命令提出质问时，英国政府感到他们同这份命令的实际措辞必须摆脱干系，尽管他们“表示满意，认为这些指示。。是正当的”，并且“完全谅解我们部队所遭受的这种挑衅”；这个命令在8月9日被撤销了。
英国首相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时，贝文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使他在后来的几年中逐渐丧失工作能力），于是便由枢密院长赫伯特·莫里森勋爵来宣布政府的目前政策。他说，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代表团”已作出“双方一致的建议”，打算首先使相当数量的在欧洲和国外的欧洲战时流民重新定居下来，并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省，在中央政府管辖下，这些省享有较大穆度的自治。为此，这个国家将划分为一个犹太人省和一个阿拉伯人省，其中前一个省将“包括犹太人已经定居的大部分地方，以及在各定居地之间和周围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而后一个省将“几乎把全部阿拉伯人的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都包括进去”；中央政府将继续直接管理包括伯利恒在内的耶路撒冷地区，以及“目前耕种范围以外的巴勒斯坦南部的三角地带的荒地”。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将在内部实行自治，而中央政府将单独拥有国防、外交、征收关税和消费税的权力，并在开头时拥有管理法律和秩序的权力。高级专员在同他们选出来的立法机关协商之后，任命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的各部部长，并可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那些法案行使否决权，倘若该法案与所规定的保卫国内和睦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不相一致的话。犹太人省有权在其经济吸收能力的限度以内容纳移民（中央政府有权最后控制），希望在计划付诸实施的一年之内，容纳来自欧洲的十万名犹太人；但阿拉伯人省完全有权拒绝犹太移民。鉴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双方都需要大规模发展经济、共同的水源应当尽快地进行勘测，但需征得外约旦政府的同意。
当下院在第二天继续进行辩论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解释说，政府虽然不打算“把犹太代办处放在次要地位，却有意在伦敦同‘来自世界各地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代表’讨论这个地方自治计划”；并且也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进行讨论，虽然并不把穆夫提从他在开罗的新避难所请来。
在辩论过程中真相就立刻清楚了，原来这个地方自治计划并不是英国和美国顾问们的新创造，而是战时联合政府属下的殖民部搞出来的一份计划，准备在万一最后确定的分治计划不被采纳时作为替代的方案（当时的殖民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及其许多同僚都认为这个分治计划是切实可行的，“许多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威人士也认为它切实可行而接受了下来”）。斯坦利补充说，他始终把地方自治计划看成是次好的计划。
此外，1 月份有一套与此十分类似的建议提供给英美调查委员会，但被它拒绝了，“因为它似乎并不具有完美无缺的优点”。工党政府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第一次遭到来自议会中其他方面、而不是他们自己这边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人的严厉对待。奥利弗·斯坦利批评他们说，现在这份计划一直都搁在殖民部里，却又听任英美委员会去毫无目的地白费时间和精力，但政府本来是可以回答说，在令人烦恼的管理巴勒斯坦问题上，如果（尽管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能够最终地导致美国政府对一项解决办法分担责任的话，那么消耗一年的时间，将不算是付出重大的代价。或许最激烈的建议是丘吉尔所提出来的，他王张，政府应当说：“如果美国不来分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重担（作出规定或是达成协议都可以），我们现在就应公开声明：我们要把我们的委任统治的职责还给联合国组织，我们还要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从巴勒斯坦撤退。”大约两年以后，一位保守党党员宣称，政府在那时没有听从丘吉尔的这番劝告，是“由于顽固不化和用错了的乐观主义两者相结合，并且也是因为它拒绝。。相信社会党不能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达成协议”，这种指责的前一半或许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就整个事实而论，就不那么有道理了。1946年8月，对任何一个英国政府来说，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上决不是一个可以采取决定性步骤的时刻，这时候，同埃及的条约谈判，以及能否把眼看可能落到苏联卫星国地位的波斯挽救回来，这两个问题都正处于一种微妙的似稳非稳的状态！而在下一年，我们将能看见，在中东总的形势中，变化不定的成分已从这两个重要因素中暂时消除了，于是英国政府至少在那样一个程度上，可以变得比较没有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