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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9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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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卡尔迈勒山脉至埃斯德拉埃隆溪谷和加利利两地的主要战略公路。这次后撤还使大片阿拉伯村民的耕地落到以色列方面,使这些村民变得无依无靠(正如在加沙地带一样)。后来,阿卜杜拉的阿拉伯敌人就把这件事用来作为反对他的一种新的宣传武器。但根据4月3日所签订的停战协定,约旦在希布伦地区所拿到的领土却非常有限。分界线使耶路、撒冷城被两国军队的铁丝网从西南向东北分割开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希伯莱大学和哈达萨赫医院同以色列的新城被割裂开来的问题、阿拉伯旧城同耶路撒冷发电厂被割裂开来的问题,以及通向圣所的一般权利问题等等,则提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
  叙利亚国内局势不稳定,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谈判延期了。1943年选出的民族集团政府,在1945年曾借助于英国的干涉摆脱了法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控制,并于1947年在一次多少是自由的选举中,再度得到选民的信任,继续执政,但在1948年对以色列作战中却显得软弱无能。军事上的耻辱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常常听到的政府官员中投机倒把、贪污舞弊的传说结合在一起,激起了学生的游行示威和总罢工,迫使贾米勒·马丹政府于1948年12月1日辞职。有两个多星期叙利亚没有政府,后来才由一个无党派政治家前总理哈利德·阿兹姆出来拼凑了一个大部分成员是无党派人物的新政府。它同法国顺利地解决了作为委任统治时期悬案的货币问题(前任政府在该问题上同法国的谈判于1948年1月中断);还批准了与美国一外约旦油管公司所签订的一项协定,为从沙特阿拉伯油田到地中海一个叫赛达(西顿)的新港铺设油管;并且也终于同意了与以色列开始停战谈判。为了阻止财政情况的不断恶化,新政府又建议削减军饷,这样一来就在以后引起了新的问题。
  胡斯尼·扎伊姆上校是一个库尔德族出身的军官,受过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训练。1919—1920年期间先在费萨尔国王军队中服务过,后来又为法国效过劳。1948年5月,叙利亚参加了阿拉伯各国对巴勒斯坦干涉的战争,但在十天之内就暴露出叙利亚的这支军队完全不中用,接着在改组其领导骨干时,扎伊姆被提升到叙军参谋长的职位上。贾米勒·马丹政府在12月里垮台后,扎伊姆亲自到全国各地进行了视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群众对军队的信任,同时或许使他本人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国家的安全和繁荣,今后是他的职责所在了。后来有报道说,1949年2月他已为通过军事政变来推翻哈利德·阿兹姆政府作出了初步的准备——或许还是串通了政府中的某些成员一同干的;因此,民族集团的领袖舒克里·库阿特利总统打算解除扎伊姆代理参谋长的职务。然而,还是扎伊姆先下了手。3月30日凌晨,军队占领了电话局和大马士革的其他主要建筑物,未经流血就逮捕了总统、总理和部长等其他人。4月1日,议会举行特别会议,对扎伊姆及其所提出的无所不包的“民主”改革纲领投了信任票,虽然仅仅是微弱的多数;政客们对支持军事政变一般都很勉强。次日,扎伊姆宣布解散议会,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一份“保证实现人民的愿望和恢复人民被侵犯的权利与自由’”的新宪法。4月12日,叙利亚和以色列正式开始停战谈判,但由于叙利亚人坚持要保持在固勒斯坦边界境内仍由鸩们军事占领的三个小地区,谈判又进入长期僵持状态。1920年12月23日的英法协定所规定的疆界,把加利利海以北二十五英里的全部上约旦河流域都划入了巴勒斯但,而现在叙利亚所要求的这个流域的土地中最大的一块,是座落在胡拉湖下方约旦河两岸那部分人口稀少、疟疾盛行的地区。为了解决这个僵局,代理调解人建议:把这些地区以及以色列控制的邻近地区全划为非军事区,也象在其他停战协定中所规定的一样,由一个混合停战委员会予以监督,其主席由联合国任命。
  1949年7月20日所签订的停战协定把上述建议包括在其第五条之内,并为“逐步恢复”非军事区的民间正常生活和“不得妨害永久定居”两事都作了特别的规定。可是,这里仍然埋伏下了叙利亚和以色列日后解释本条文时产生争端的种子。叙利亚希望该地区恢复英国委任统治结束时的状况,还进一步争辩说,叙利亚共和国不受1920年英法协定所规定的巴勒斯坦—叙利亚边界的约束,而以色列则能证明,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已把整个地区划给以色列了,”自此决心按照他们的长期规划办事——把疟疾盛行的胡拉盆地的积水排干,并利用冲积土以发展农业,使成千上万的移民得以在这个战略地区定居下来。以色列坚持要在这一非军事地区实行上述各项规划,导致1951年春与叙利亚的一场严重的局部冲突。
  (二)以色列加入联合国,1949年5月
  与此同时,法国代表在1949年3月3日的安全理事会上,追溯了去年12月法国政府曾建议推迟讨论以色列申请加入联合国一事,声称:现在,以色列同埃及签订停战协定以及同黎巴嫩和外约旦所举行的谈判又取得进展,这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因此,法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其加入联合国。美国和苏联的态度一如既往,表示赞成;可是,埃及也同样保持它原来的态度,继续表示反对,并设法在议事程序方面挑起争论。
  英国代表特伦斯·肖恩爵士说,英国政府虽对巴勒斯坦局势的好转感到满意,一般说来对以色列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愿望也表示同情,可是,对本一古里安和其他以色列负责人的某些声明却颇为不安(他们声明,1948年12月11日上届联合国大会重申的、作为联合国政策的耶路撒冷国际化,只适用于阿拉伯人所占据的旧城,而犹太人的新城则必须划归以色列)。肖恩又说,以色列是否准备遵守联合国大会同一天所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即对现在估计已超过五十万人的阿拉伯难民,以色列应容许他们仍因到如今仍为其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家园,或给予他们以补偿—这也不十分清楚。安全理事会向联大推荐以色列加入联合园这一建议,以九票通过,埃及反对,联合王国弃权。5月3日,当该提案交联大特别政治委员会讨论时,许多罗马天主教国家提出了以色列对待耶路撒冷国标化及阿拉伯难民两事的态度问题。罗马教廷不久前的一道通谕强调耶路撒冷的国际化问题,因而引起了世界各地犹太复国主义者普遍的非难。丹麦代表对以色列迄今仍未采取有效措施把杀害怕纳多特伯爵的凶手缉拿归案一事,表示不满;他的意见还得到英国代表的支持。以色列发言人阿巴·埃文(过去的名字是奥布里“埃班)这时争辩说,以色列人保卫耶路撒冷是有利于圣城内基督教徒的利益的,否则耶路撒冷早已不可挽回地并入穆斯林国家之内了。同时,他又声明:以色列政府最近把五个部由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在政治上或法律上制造新形势,只不过是为了促进耶路撒冷城犹太区的经济恢复工作,而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难民的重新定居问题的贡献如何,将完全决定于它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建立和平友好关系。黎巴嫩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主张把接纳以色列参加联合国一事的表决推迟到秋季举行,但以二十五票对十九票被否决。
  然后,特别委员会又以三十三票对十一票、十三票弃权,推荐以色列加入联合国;决议于5月11日生效。
  (三)联合国调解委员会,1949年
  这时,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国(美国、法国和土耳其)于4月27日在洛桑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开始举行一系列会议。5月12日,调解委员会要求双方以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所建议的巴勒斯坦分治计划为基础,对阿拉伯难民间题和领土调整事宜加以考虑。阿拉伯各国继续争辩说,恢复难民正常303生活的第一步应由以色列按照1948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规定,收容那些愿意回到自己家园的人们。
  阿拉伯人还进一步建议,应立即遣返下述地区的阿拉伯难民,即其家园所在之地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原已划归阿拉伯国家,而在以后的战争中又为以色列所占领的。但以色列则声称:如允许它占有加沙地带,以色列准备把该地带现有阿拉伯人口,包括原有居民和难民一并作为以色列的公民来加以接受,但在以色列领土上安顿难民一事,则必须以有国际援助为条件。如加沙地带不能割给以色列,则其代表团对政府所能收容难民的数目就无从提出建议。在美国施加一些不太大的压力之后,以色列代表团于7月28日在表面上作了让步,表示可以在联合讨论总的和平解决方案的议程中,把难民问题放在首位,8月3日,以色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它准备让十万名难民重返家园,但条件是它有权把难民的定居问题重新加以安排,使其得以在以色列经济发展总计划中有其应有的地位,而不致被利用为反对以色列的第五纵队。调解委员会认为该建议不能令人满意,阿拉伯各国也反对把重新安排难民定居问题屈从于以色列经济上和战略上的便利。阿拉伯各国继续要求以1947年11月的分治计划为基础来讨论边界问题,虽然该分治计划最初通过时却曾遭到它们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情况象1939年5月英国白皮书公布时遭到它们那么强烈的谴责的情形一样,而自1945年以来、当该白皮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束之高阁并积满灰尘时,厕拉伯人却又把它捧了出来当作其政治权利的守护神而乞求它的保佑了。8月23日,调解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经济代表团作为其附属机构,由美国(戈登·R·克拉普)任主席,英、法和土耳其为成员。它的任务是考察受巴勒斯坦故争影响的那些国家的经济情况,提供有关难民遣返、重新定居、经济和社会复兴方面的建议,以便于最短期间,在自给的基础上,把各该建议贯彻到各区经济生活里去,并使其得以促进有利于维持和平和安宁的经济条件。经济代表团还提供了许多“试验性的示范”计划,使难民立即有工作可做,并为执行这些计划的人员提供有用的经验。自1950年1月1日开始为期十八个月的这项计划,估计费用是三千五百万美元(其中约有六百万美元由当地政府以实物提供),再加上对符合条件的难民的直接救济费用一千九百万美元—据估计,其合于法律规定的人数为六十五万二千人,虽然民间救济机构(其工作由联合国救济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加以协调,拥有基金三千二百万美元,由三十三个国家的政府捐献)目前分配的配给食品已达九十四万份。
  (四)耶路撒冷的僵局,1949年
  调解委员会成立时,联合国大会指示该委员会根据上一年的建议,草拟详细提案,以便为耶路撤冷地区订立一项永久性国际管理制度,保证彼此大不相同的每一民族集团都享有与这一特别国际管理制度不相抵触的最大地方自治权。
  1948年12月此项决议通过时,以色列和约旦两方军队已同意沿一条将那路撒冷城划分为不相等的两部分的停火线停火,以色列占领较大的西部,而较小的东部(包括大部分圣所的整个旧城)则为约旦所占领,调解委员会于1949年9月1日建议承认犹太区和阿拉305伯区(两区间的分界线日后再定),各区“目前人口的均衡”不得因移民迁入各该区而改变;除保留给国际管理机构处理的事项外、各区地方当局对各该区居民有完全管理权。国际管理机构包括:
  (1)中立的专员一名,由联合国委派,保证圣所的防护及自由出入,监督耶路撒冷地区的永久复员和中立状态,保障居民个人及集体的应有权利;
  (2)一个十四人组成的委员会,由两区负责当局各派五名,再由专员从每区不同的少数民族集团中各指派二名。委员会调整及处理有关两区利益的主要公共事业,井向各区地方负责当局提出有关促进耶路撒冷地区经济发展及其与世界各地贸易的一般措施的建议;
  (3)一个混合法庭,审理当事人不是同住一区居民的案件;还有一个国际法庭,审理专员职权以内或牵涉到两个区的负责当局与专员之间的案件,并复审混合法庭的判决。
  一个颇有地位的权威人士说:有些似色列的重要领袖认为:耶路撒冷在战略上的脆弱性及其国际化的经济利益,较之其在历史上及宗教上的吸引力更为重要。这些“现实主义者”,如果有胆量的话,就会赞成一个折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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