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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听完普罗霍尔的气喘吁吁的话，没说半句话去打断他，等他说完了才说：“您臭骂我一顿，有什么用呀，老总！咱们是在平心静气地商量嘛，用不着叫骂，用不着吵嘴。我说，哥萨克，你干吗跟我大发脾气呀？难道我指的是钱吗？我说的根本不是要多给钱！我是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多余的武器，譬如说，步枪啦，或者随便什么样的手枪啦……有它没有它，对你们来说，反正是一样，可是对我们来说，现在这种年月，这东西可是件大财产。保家护院一定要有武器！我说的是这个问题！把刚才的钱都给我，再加上一支步枪，一言为定，把您的病人留下来，我们会像照料自己的亲人一样照料她，我可以对您起MI”
葛利高里看了看普罗霍尔，小声说：“把我的步枪和子弹都给他，然后去套爬犁。就让阿克西妮亚留在这里吧……让上帝处罚我吧，我不能带着她去送死呀！”
第七卷 第二十七章
单调、乏味的日子一天一天地逝去。把阿克西妮亚留下以后，葛利高里顿时失去了对周围的一切兴趣。每天一清早坐上爬犁，就在漫无边际的白雪茫茫的草原上奔驰，傍晚，找到一座可以借宿的小村子，就躺下睡去。天天如此。至于在日益南移的战线上发生的事情，他毫无兴趣。他明白，真正像样的抵抗已经结束了，大多数哥萨克丧失了保护故乡集镇的热情，从各方面看，白军正在结束它的最后长征，既然在顿河未能守住，——那么在库班也不可能守住……
战争已近尾声。结局不可逆转地即将到来。库班哥萨克成千成万地放弃阵地，奔回家乡。顿河哥萨克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由于战斗频仍、伤寒猖撅，志愿军中患起了贫血症，严重减员，丧失了四分之三的兵力，已经无力单独抵挡节节胜利的红军的进攻。
难民纷纷传说，库班地区，由于邓尼金对库班“拉达”委员们进行的残酷迫害，民怨沸腾。说库班已经在酝酿反对志愿军的起义，而且似乎已经在与红军代表就让苏维埃军队不受于扰地通过库班、开赴高加索问题进行谈判。难民中盛传，库班和杰列克等地市镇的人，跟敌视志愿军一样，对顿河人也非常敌视，好像在科列诺夫斯克附近的什么地方，顿河的一个师和库班步兵已经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
葛利高里在宿夜的地方注意地倾听别人的谈话，一天比一天清楚地看出白军的彻底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心里仍然不时闪出一线希望，认为灭顶之灾会迫使白军瓦解崩溃、互相敌视的各种力量重新联合起来，抵抗和打退正胜利进军的红军部队。但是在罗斯托夫陷落以后，连这点儿希望也消失了，对红军在巴塔伊斯克附近遭到顽强抵抗后业已开始退却的消息也不敢轻信。闲得无聊，他想要参加到一支部队里去，但是等他把这个想法说给普罗霍尔听的时候，却遭到普罗霍尔的坚决反对。
“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看来，你是彻底疯啦！”他激动地说。“我们他妈的为什么要往那个地狱里钻呢？你自己看得很清楚，大势已去，咱们为什么要白白去送死呢？难道你以为咱们俩就能救他们的命吗？趁他们还没有来动咱们，还没有强迫咱们参加部队的时候，赶快离开这个是非窝，越远越好，可是你却尽说这样的浑话！不，咱们还是像老头子似的，太太平平地撤退吧。咱们俩已经打了五年了，足够啦，现在该让别人打啦！我故意染上淋病，难道是为了再到前线上去纠缠不休啊？谢谢啦！谢谢你的好意！这场战争让我吃得大饱啦，所以想起它，到现在我还想吐！你愿意——你自个儿去吧，我就失陪啦。那我就进医院，我打够啦！”
葛利高里沉默了半天，然后说：“那就照你说的干吧。咱们去库班，到了那儿再说。”
普罗霍尔自行其是：每到一个大村镇，都要去找医生，拿些药面或者药水回来，但是用药却并不特别热心，葛利高里问他，为什么只吃一包药淇余的却都扔掉，而且还使劲儿把它们踏进雪地里去，他就解释说，他并不希望治好，只希望病减轻点儿就算啦，这样，军医复查的时候，他可以很容易地避免再被送回部队去。在韦利科克尼亚热斯克镇遇到一个有经验的哥萨克，劝他用鸭掌汤治。从这时起，普罗霍尔一走进村庄或者集镇，遇到第一个人就问：“请问，你们这儿养鸭子吗？”等被问得莫名其妙的居民否定地回答他说，因为附近没有水，养鸭子无利可图的时候，普罗霍尔就极端轻视地咬着牙骂：“你们住在这儿，可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大概，你们从来也没听见过鸭子叫吧！草原上的蠢货！”然后转向葛利高里非常懊丧地说：“一定是有神甫横过咱们走的道路啦！事事都倒霉！唉，如果他们这儿有鸭子——我马上就买一只，花多少钱我都舍得，或者偷一只也行，我的病就会好起来啦，不然，现在我的病却发作得厉害啦！起初，还可以解解闷儿，只是在路上不能打盹儿，现在，这该死的病，简直是活受罪啦！连坐在爬犁上都支持不住啦！” 普罗霍尔没有得到葛利高里的什么同情，好久沉默不语，有时候走上一个钟头。也不说一句话，总是那么愁眉苦脸的。
在路上奔波的白天，葛利高里已经觉得长得烦人，而无尽头的。漫长的冬夜就更长得可怕啦。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当前的事情和回忆往事。脑子里长时间地翻腾着在自己畸形的、糟乱如麻的生活中逝去的岁月。坐在爬犁上，迷离恍惚的目光凝视着死气沉沉。大雪覆盖的草原，或者夜里闭上眼睛，咬着牙，躺在气闷的、挤满人的小屋子的一角里，——他惟一思念的就是病危的、昏迷不醒的、被扔在荒僻的小村里的阿克西妮亚以及留在鞑靼村的亲人们……那里，顿河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葛利高里总在忧伤，担心地问自己：“他们真会为了我而去虐待妈妈或者杜妮亚什卡吗？”他立刻又开始安慰自己，回想起在路上已经听到无数次的传说，都说红军战士不扰民，对他们占领的村镇里的老百姓都很好。担忧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那种老母会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的想法，已经显得非常荒唐和毫无根据了。一想到孩子，葛利高里就立刻愁肠寸断。他担心家人恐怕无力使他们免于伤寒，同时又觉得，自从娜塔莉亚死后，他对孩子们的钟爱，任何痛苦都已经不能像这种爱那样使他动心……
在萨尔斯克的一个过冬地区，葛利高里和普罗霍尔住了四天，让马休息一下。
这几天，他们曾多次谈到将来怎么办。刚到过冬地区的第一天，普罗霍尔就问：“咱们的部队能在库班地区站住脚，还是要继续往高加索退呢？你怎么看？”
“不知道。不过对你来说，还不是一样吗？”
“真是岂有此理！这对我怎么会是一样呢？这不是要把咱们赶到回教徒的土地上去，赶到土耳其附近的地方，去吃清水煮萝卜吗？”
“我又不是邓尼金，请你也不要问我在往哪儿赶咱们，”葛利高里不高兴地回答说。
“我这是因为听到这样的消息才问你的，好像又开始在库班河沿岸进行防御战啦，等春天一到，就可以回家去啦。”
“谁去进行防御战呀？”葛利高里冷笑说。
“这还用问，当然是哥萨克和士官生啦，此外还有谁呀？”
“净说昏话！你的眼睛瞎啦，你看不见周围发生的事情吗？大家都一心在想赶快逃跑，谁会去进行防御战呀？”
“唉，小伙子，我自个儿也看得出咱们是完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还不愿相信……”普罗霍尔叹了口气说。“唉，万不得已，就漂洋过海，或者像虾一样爬到外国去，你怎么样？去吗？”
“你呢？”
“我的态度是这样：你上哪儿去，我就上哪儿去。如果人们都去，我也不能一个人留在这儿呀。”
“我也是这样想。既然咱们已经加入了羊群，那就只能跟在绵羊后头走啦……”
“可是那些绵羊有时候他妈的会瞎跑……不，你别说这逗笑的话啦！你说真心话！”
“别说啦！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干吗要庸人自扰呢！”
“好好，阿门！我不再问你啦。”普罗霍尔同意说。
但是第二天，他们去收拾马的时候，普罗霍尔又谈起老问题来了。
“你听说绿军的事了吗？”他装作好像在观察三齿叉的叉柄似的，小心翼翼地问。
“听说啦，怎么啦？”
“怎么又出来了什么绿军呀？他们拥护谁？”
“拥护红军。”
“为什么管他们叫绿军呢？”
“鬼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儿，大概是因为他们总藏在树林子里，所以才这样称呼他们的。”
“是不是咱俩也去绿一下呢？”普罗霍尔想了半天以后，胆怯地提议说。
“我好像没有胃口。”
“可是除了绿军之外，还有什么军队，能使我们尽快回家去呢？我他妈的反正都一样——绿军也好，蓝军也好，或者是什么蛋黄色的军队也好，只要这些人反对战争，肯把当兵的人放回家去，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我都甘心情愿地浸进去染一染……”
“你再忍耐一会儿吧，也许会有这种军队的，”葛利高里劝他说。
一月底，在一个雾蒙蒙的融雪的日子的中午，葛利高里和普罗霍尔来到白土镇。
镇上挤了一万五千多难民，其中有一大半是害斑疹伤寒的。许多穿着英国军大衣、短皮袄和棉袄的哥萨克，在街上找住处和喂马的草料，到处是骑马的人和车辆在乱窜。人家的院子里，几十匹瘦弱的马站在槽边，有气无力地嚼着干草；大街上、小胡同里，到处是扔弃的爬犁、四轮车和子弹箱。走过一条街时，普罗霍尔仔细看了看拴在栅栏上的一匹高大的枣红马说：“你看，这是安得留什卡亲家的马呀！那就是说，咱们村的人在这儿呀。”于是赶紧从爬犁上跳下来，走进屋子里去打听。
过了几分钟，安得烈。托波利斯科夫——普罗霍尔的于亲家和邻居——披着军大衣，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由普罗霍尔陪着，庄重地走到爬犁跟前来，把散发着马汗气味的黑手伸给葛利高里。
“你是跟着村子里的难民车队一起走吗？”葛利高里问。
“一起儿受罪的。”
“好，快说说，你们一路上怎么样！”
“一路的情形就不用说啦……每天宿营后，都要留下些人和马…。”
“我老爹还好吗？”
托波利斯科夫的视线避开葛利高里，朝别处看着，叹道：“不好啊，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糟得很哪……为他老人家祝福吧，昨天傍晚他已经归天，辞世啦…
…“
“已经埋了吗？”葛利高里脸色煞白，问道。
“我说不好，今天我没有到那儿去过。走吧，我告诉你那座房子……亲家，往右拐，街口右手第四座房子就是。”
普罗霍尔把爬犁赶到一座宽敞的铁顶房子旁边，让马停在木栅栏旁边，但是托波利斯科夫却请他赶进院子去。
“这儿也很挤，住了二十来个人，不过你们就在这里挤一下吧，”说完了，从爬犁上跳下去开大门。
葛利高里头一个走进烧得很暖和的屋子里。地板上躺着。坐着挤满了熟识的同乡。有的在修理鞋子和马套，有三个坐在桌边喝菜汤，其中有跟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搭伙同行的别斯赫列布诺夫老头子。哥萨克们一看见葛利高里都站了起来，同声答复了他的简短问候。
“我父亲在哪儿？”葛利高里往下搞着皮帽子，打量着房间问。
“我们运气不好……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已经去世啦，”别斯赫列布诺夫用棉袄袖子擦了擦嘴，放下勺子，画了一个十字，低声回答说。“昨天傍晚咽气的，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这我知道。已经埋了吗？”
“还没有。我们准备今天埋，这会儿，你看，还停在这儿，我们把他抬到冷屋子里去了。请到这儿来。”别斯赫列布诺夫打开通往邻室的门，仿佛很抱歉似的说：“哥萨克们都不愿意跟死人睡在一间屋子里，气味太难闻，而且停在这儿是比较好的……主人这间屋子里不生火。”
宽敞的内室里散发出了一股扑鼻的大麻种子和老鼠粪的气味一一个角落里堆满了黍谷和大麻；长凳上摆着些装面粉和油的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躺在屋子中间的草垫子上。葛利高里推开别斯赫列布诺夫，走进内室，站到父亲的尸体旁边。
“他病了两个星期，”别斯赫列布诺夫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