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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我的小女孩病啦。请您暂时准我几天假……我不能离开她。”
“她怎么啦？”
“她喘不过气来……”
“是猩红热吗？傻娘儿们为什么不早说！唉，见你的鬼去吧，你这个胡涂娘儿们！快去告诉尼基季奇，叫他套上车，到镇上去请医生来。快点！”
阿克西妮亚赶快跑出去，老头子在她身后像打雷似的用低音大声骂道：“混蛋娘儿们！混蛋娘儿们！混蛋！”
第二天早晨尼基季奇把医生请来了。医生检查了已经失去知觉。发着高烧的小姑娘，也不回答阿克西妮亚的问题，就走到老爷那里去。老爷站在前厅里接待了他，连手都没有伸出来。
“小姑娘怎么样？”他马马虎虎地点点头回答医生请安的话，问道。
“是猩红热，大人！”
“能治好吗？有希望吗？”
“没有什么希望啦。孩子就要死啦……要考虑她的年龄。”
“混蛋！”老爷的脸都气红了。“学校怎么教你的，啊？给我治好！”
他把惊恐的医生砰地一声关在门外，就在客厅里来回踱起来。
阿克西妮亚敲了敲门，走了进来。
“医生要求给他一匹马送他回镇上去。”
老头子很迅速地用鞋后跟一转，扭过身来。
“告诉他，就说他是个笨蛋！告诉他，没有给我把小姑娘治好以前，他不能离开这里！在厢房里给他准备一间屋子，给他吃。”老头子挥舞着瘦骨鳞磷的拳头，喊道。“给他吃饱喝足，可是要走……休想！”他猛然顿住，走到窗前，用手指头在窗上敲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一张在奶妈怀里抱着照的儿子的放大照片前头，又向后倒退了两步，眯缝着眼睛看了半天，好像是不认识似的。
小姑娘刚刚病倒的第一天，阿克西妮亚就想起了娜塔莉亚说的一句很悲痛的话：“你叫我流泪，你早晚要受到报应……”她断定这是上帝为了她那时侮辱娜塔莉亚而惩罚她。
她为了孩子的生命担惊受怕，简直丧失了理智，胡胡涂涂地跑来跑去，什么事都不会做了。
“上帝真会把她抢走吗？”这个可怕的念头固执地在脑于里打转儿，阿克西妮亚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竭尽全力不去相信它，她狂热地祈祷，请求上帝发最后的一次慈悲——保全孩于的性命。
“主啊，饶恕我吧！别把她夺走吧！可怜可怜吧，主啊，宽恕吧！”
疾病正在扼杀这幼小的生命。小姑娘挺身仰卧着，从红肿的喉咙里钻出一阵阵艰难急促的喘息声。住在厢房里的镇上的医生，每天来看视四次，晚上，他总要在下房的台阶上仁立良久，抽着烟，凝视着秋夜冷冰冰的繁星。
阿克西妮亚通宵跪在床边。咕噜咕噜的气喘声使她心碎。
“妈——妈……”两片于裂的小嘴唇翁动着。
“我的小宝贝，小女儿！”母亲压低声音嘶叫道。“我的小心肝，不要离开我。
塔纽什卡！看看我，小宝贝，睁睁眼睛。你醒醒呀。我的黑眼睛的小宝贝，主啊，这是为了什么呀？……“
小女孩有时候抬起发炎的眼皮，充血的小眼睛里闪出一瞬难以捉摸的目光。母亲贪婪地去捕捉这垂死的目光。这悲伤、驯顺的目光好像正在向身后退缩似的。
她死在母亲的怀抱里，最后一次张了张发青的小嘴，抽搭着，小身子痉挛了一下就挺直了；一头冷汗的小脑袋向后一仰，从阿克西妮亚的手臂上滚了下去；忧郁的麦列霍夫家的小眼睛眯缝起来，呆滞的小眼珠惊异地看着四周。
萨什卡爷爷在水池旁边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杨树下掘了个小坟坑，用胳膊把小棺材夹到那里，他带着从来没有过的匆忙神情把它埋了，并且耐心地等待了很久，想等着阿克西妮亚从粘土堆起的小坟头上爬起来。他等不下去了，像抽鞭子一样响地捋了捋鼻涕，便朝马棚走去……他从于草房里拿出一瓶花露水，半瓶变质的酒精，把花露水和酒精倒在一个大瓶子里，一面摇晃着瓶子，欣赏着酒的颜色，一面嘟脓道：“我们来祭奠祭奠。愿孩子早升天堂。天使升天啦。”
他喝了一口酒，胡里胡涂地摇摇脑袋，咬一口压扁了的西红柿，深情地看着瓶子，说道：“不要忘记我，亲爱的，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他哭了起来。
三个星期以后，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打来一封电报，说他已经获得了假期，已启程回家了。老地主派了一辆三套马车到车站去接他，全家的佣人都忙活起来：又宰火鸡，又宰鹅，萨什卡爷爷剥了一只羊，好像是在准备一次有很多贵客的大宴会似的。
在到达的前一天，又送了几匹备换的马到卡缅卡镇去。少爷是夜间到家的。正下着蒙蒙细雨，路灯把一条一条的黯淡的光带投在水洼上。马匹摇着铃挡，在台阶边停下来。激动的叶甫盖尼含笑从有篷的马车里走下来。他把带着热气的雨衣扔到萨什卡爷爷手里，明显地瘸着腿走上台阶。老地主把家具碰得乒乓乱响，急忙从客厅里蹒跚走出来。
阿克西妮亚把晚饭端到餐厅里，便去请他们吃饭。她从钥匙孔里窥视了一下，看到：老头子正趴在儿子身上，亲他的肩膀；他那布满了老年人的干枯皱纹的脖颈在轻轻地颤抖。阿克西妮亚等了几分钟后，又往钥匙孔里看了看：只见叶甫盖尼穿着保护色军装，敞着怀跪在一张铺在地上的大地图前面。
老地主从烟斗里向外喷着乱蓬蓬的烟团，用枯瘦如柴的手指头敲着沙发的扶手，激动地大声说道：“是阿列克谢耶夫吗？不可能！我不信。”
叶甫盖尼在悄悄地说了些什么，并用指头在地图上指指划划说了半天，来证实自己的话，老头子沉着地用低音回答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最高统帅是错误的。
真是鼠目寸光！你听我说，叶甫盖尼，我给你举一个日俄战争时的类似的例子……
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
阿克西妮亚敲了敲门。
“怎么，饭都摆好了？就来。”
老头子走了出来，样子很活泼愉快，眼睛完全像青年人一样炯炯有神。他和儿子两个人喝了一瓶葡萄酒，这是昨天才从地窖里掘出来的，长了绿苔的商标上还保留着褪色的数字——一八七九年。
阿克西妮亚服侍着他们，看着他们的快乐的脸，越发感到自己孤独。哭不出来的痛苦在折磨着她。女儿死后的头几天，她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喉咙里要哭号，但是却没有眼泪。因此石头似的沉重的悲伤就加倍地折磨她。她睡得很多（想在昏睡中寻求安息），但是在睡梦中她仍旧听到孩子的虚幻的呼叫声。她忽而觉得女儿就睡在她的身旁，于是她向后挪挪身子，用手在床上摸着，忽而听见一阵模模糊糊的耳语声：“妈妈，喝水。”
“我的好宝贝……”阿克西妮亚冰凉的嘴唇小声嘟哝道。
甚至在难熬的白天，她有时也恍惚觉得小孩子就在她的膝边纠缠，而且她觉得自己正伸出一只手去抚摸孩子卷发的小脑袋儿。
回来后的第三天，叶甫盖尼在萨什卡爷爷的马棚里坐到很晚，听他讲述从前顿河沿岸自由生活的朴素故事，以及古代的故事。八点多钟他才从那里出来；阵阵秋风掠过院子，粘脚的泥泞在脚底下咕卿咕卿响。一弯黄色的新月在云隙翻腾。叶甫盖尼借着月光看了看表，便向下房走去。他在台阶边点着烟，站在那里思索了片刻，然后晃了晃肩膀，坚定地登上台阶；轻轻地拧了一下门把手，门吱扭一声开了。他走进阿克西妮亚住的那间下房，划着一根火柴。
“谁呀？”阿克西妮亚拉紧身上的被子，问道。
“是我。”
“我马上就穿好衣服。”
“不必啦。我一会儿就走。”
叶甫盖尼把大衣脱掉，坐在床边卜。
“你的小女孩死啦……”
“死啦……”阿克西妮亚像回声似的回答说。
“你的样于改变得真厉害。当然，我明白失去孩子有多么痛苦。不过我认为你是在白白地糟踏自己，孩子是不会起死回生的，而你还很年轻，还可以生孩子。不要这样。振作起精神，听从上帝的安排……你总归并没有因为孩子死去而丧失一切呀，你想想看，你的全部生活还在前面，还大有奔头呢。”
叶甫盖尼握住阿克西妮亚的一只手，不容分说地亲热地抚摸着，委婉低沉地劝说着。他的语声变成了耳语，等他听见阿克西妮亚憋得全身颤抖，压抑着的哭声由饮泣变成痛哭的时候，就开始亲她那被泪水浸湿的两颊和眼睛……
女人的心是很容易被怜悯和爱抚征服的。被绝望折磨着的阿克西妮亚忘却了自己，倾出全心奔放的、久已生疏的热情，委身与他。但是等到那股毁灭性的、蒙蔽理智的无耻享乐浪潮退落后，她清醒过来，尖叫一声，失去了理智和羞耻心，半裸着身子，只穿一件衬衫，跑到台阶上去。叶甫盖尼连门也顾不得关，急忙跟着跑出来。他一面走，一面穿大衣，慌慌张张，可是当他气喘吁吁地走上正屋的台阶时，却愉快、满足地笑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喜悦使他心潮起伏。他已经躺在床上，抚摸着丰满、柔软的胸膛，想道：“从正派人的观点来看——这是可耻的，不道德的。
葛利高里……我偷了他的亲近的人，可是要知道，我在前线上曾经冒过生命危险啊。
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子弹如果再稍微向右一点，不就会打穿我的脑袋了吗？
那我现在早已腐烂啦，早已被蛆吃光了……因此我要珍惜每一分钟，尽情享乐。我可以无法无天去于一切事情！“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这种思想太可怕啦，但是想像重又展现了突袭战役的那个可怕的场面：他刚从死马身上站起来，却又被子弹扫倒。他已经朦胧欲睡，便心安理得地决定：”这件事明天再说，现在睡吧，睡吧……“
第二天早晨，当餐厅里只有他和阿克西妮亚两个人的时候，他负疚地微笑着走到她面前，但是她紧靠在墙上，伸出手去，怒不可遏地低声骂道：“别靠近我，该死的东西！
生活总是用自己不成文的法律支配着人们。三天后，叶甫盖尼夜里又来到阿克西妮亚住的那间下房，而阿克西妮亚却没有拒绝他。
第三卷 第二十三章
紧挨着斯涅吉廖夫医生的眼科医院有一个小花园。
像这样寒酸的、光秃秃的小花园，在莫斯科郊外的小胡同里有很多，在这样的小花园里，你照样还要看到城市那种死气沉沉的忧郁的脸色，你一看到这些小花园，就会想起那辽阔的原始森林，这时你就会感到眼前的景物更加刺眼，更不舒服。医院的小花园里秋意已浓：红叶满径，晨霜凋伤了鲜花，在剪短的浅草地上洒了一片晶莹、透绿的露珠。晴朗的日子，病人在小径上散步，倾听着莫斯科教堂悠扬、虔诚的钟声。阴雨天（那年这样的天气特别多），病人们就到各个病房里乱窜，或者在对自己和彼此都感到非常厌烦的时候，就一声不响地躺在病床上。
医院里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市民，伤兵都住在一间病房里Z 一共有五个人：扬。
瓦列伊基斯，是个浅褐色头发、浅蓝眼睛、高身材的拉脱维亚人，留着剪得短短的络腮胡子；伊万。弗鲁布列夫斯基是个二十八岁的漂亮的龙骑兵，弗拉基米尔省人；来自西伯利亚的来福枪射手科瑟赫；轻佻干黄的步兵布尔金和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后来又送来一个。那天正在喝晚茶的时候，铃声响个不停。葛利高里朝过道里看了看，见有三个人走进了正厅：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穿束腰无领袍子的人，他们俩搀扶着第三个人。大概这第三个人是刚从车站接来的：他那肮脏的、胸前尽是褐色血迹的军便服上衣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晚就给他做了手术。经过短时间的准备（一阵喧闹声传到了病房里来——在蒸煮手术用具），新到的病人被送进了手术室。
过了几分钟，从手术室传来一阵低沉的唱歌声：在医生给伤兵取出眼眶里残留的、被炮弹片打坏的眼球时，麻醉过去的伤兵就一直在唱歌和模糊不清地咒骂。手术过后，他被送到伤兵病房里来了。过了一昼夜，从麻醉的迷糊状态中清醒过来，他说是在德国前线的韦尔贝格受的伤，姓加兰扎，是机枪手，切尔尼戈夫省的人。没过几天，他就和葛利高里搞得特别熟了：他们是邻床，晚上医生查过病房以后，他们经常要小声谈上很久。
“喂，哥萨克，怎么样？”
“很不妙。”
“你的眼睛是怎么治的？”
“天天打针。”
“打过多少次啦？”
“十八次。”
“疼吗！”
“不疼，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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