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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经烧遍全国，秦王朝已危在旦夕。赵高一面与起义军讲和，以求割关中之地自立为王，一面对秦二世采取断然措施，企图杀帝篡位。赵高派女婿阎乐率兵冲进秦二世住的望夷宫，用剑指着秦二世说：“你是一个无道的昏君，滥杀无辜，现在天下的人都起来反对你，你自己看咋办吧。”秦二世这时才看清了赵高的真实面目，他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哆嗦，问道：“我可以见一见丞相吗？”阎乐断然拒绝了。秦二世又请求愿当一个王，阎乐不准。秦二世哭着哀求给他一个万户侯当，阎乐也不准。秦二世彻底绝望了，说：“我带着妻子去当老百姓，总可以吧？”阎乐严厉地说：“我是奉丞相之命来处死你的。”走投无路的秦二世只得拔剑自杀了。
谋害了秦二世后，赵高欣喜异常，他拿过皇帝的玉玺佩在自己的身上，大步走上殿去，准备坐上皇帝的龙椅，登基当皇帝，但刚一坐上龙椅，就感到天旋地转，整个大殿好像要倒塌似的，坐了几次都是这样。赵高没有办法，只好立秦二世的侄子子婴为王。子婴深知赵高的为人，他对赵高早已恨之入骨。他当了秦王以后，就密谋剪除赵高。最后一举诛杀了赵高三族，并暴尸咸阳示众。
子婴仅仅当了四十多天的秦王，刘邦率领的起义军就攻入咸阳，子婴向刘邦投降，秦王朝灭亡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经历了它的极盛时期而走向衰退时，大都会出现权力和权位分离的局面。东汉后期的外戚与宦官专权，唐朝后期的宦官擅政，明朝的阉宦之祸，在位的皇帝大都受制于权臣。东汉外戚梁冀擅政，9岁的质帝指着他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便被梁冀毒死了。东汉末年，凉州军阀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废掉刘辩，另立刘协为帝，由他控制起来。不久，袁绍组成讨伐董卓的联军，董卓自料抵敌不过，便纵火焚烧了洛阳，裹挟起刘协逃回到关中。可怜这位皇帝在董卓手下，连奴仆都不如。唐朝的宦官专权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宦官李辅国就曾这样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只管在宫里待着，外面的事情由我来处置。”李辅国之后，又有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执政。鱼朝恩更是骄横无所顾忌，大小事务必须按他的意志办理，如果他的意见被大臣或皇帝否决，他就会大发雷霆之怒，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也。”《廿二史札记》卷二○《唐代宦官之祸》。
五 登龙之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等级森严的社会。《左传》上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森严的等级制度不仅加深了等级之间的冷漠，扩大了权力的距离，而且更导致了群僚之间波谲云诡的宦海风波。这是中国传统官场特有的现象。
读书做官，步入仕途，身居高官显爵，以获取功名，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十年寒窗，苦读儒经，以求荣达，乃是士人最基本的选择。有的人从幼童入庠，皓首穷经，仍是一介布衣，也无怨无悔。一朝登第，便如跃龙门，身价百倍；一旦落第，就连亲属也会鄙弃。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读书求仕进，是一般士人的最佳选择，父劝其子，兄劝其弟，妻劝其夫。宋真宗写有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绘图解人颐》卷一。）把读书的好处说得十分精彩动人。但是仕途路窄，能考中进士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士子都是名落孙山。因此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获得功名，除了“读书破万卷”，还需要通过“十年寒窗”以外的各种努力。就连李白这样著名的诗人，自称“不曲己，不干人”，一身傲骨，但其早年为求功名，还是给当时的荆州刺史韩朝宗写了一封求职的自荐信。信中写道：“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扬青云也？”
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吏选拔制度，汉代主要是乡举里选，魏晋南北朝为九品中正制，唐代以后盛行科举制。汉代的乡举里选，主要是由地方官保举本地的士人到中央，经考察后授予一定的官职，选举的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辟除等。其中孝廉是最重要的选举制度。被推选为孝廉的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后汉书·百官志一》注。）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就称为秀才或茂才。当时的士子为了通过孝廉这一途径进入仕途，矫伪饰行，沽名钓誉，请托权贵，以获取孝廉的美名。有一个叫许武的人，被推举为孝廉。他考虑到两个弟弟还未显名，为了使他们出名，同他们商议后，便召来全宗族的人，把家产分为三份，他自己的那一份皆是肥田广宅，两个弟弟所得家产既少又差。但两个弟弟一点都不与兄长争执，宗族和乡里的人都称赞两个弟弟的谦让而责备兄长的贪鄙，结果两个弟弟被推举为孝廉。事后，许武又召集宗族的人，向他们说明真相，并说，我现在的产业比分家时增加了三倍，现将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与两个弟弟。于是许武的名声大振，后被调至中央任长乐少府。陈蕃任安乐太守时，郡内有一个名叫赵宣的人，父亲去世，他把父亲埋葬以后，自己住在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名声震动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与他相见，问及妻子儿女，结果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陈蕃大怒，遂致其罪。东汉的学者王符揭露当时选举的弊端时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潜夫论·考绩》。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可见当时选举制度的腐朽和虚伪。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选举权操纵在地方豪强之手，“爱恶随心，荣辱在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无考校之实，私无告诉之意”《晋书·刘毅传》……由于这种选举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广大民众进入政权的道路，所以在隋以后，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崩溃，九品中正制也随之被废除，而代之以科举制。
科举制虽然兴起于隋朝，但其兴盛时期乃在唐朝。科举制为唐朝的官僚机构输送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较之乡举里选和九品中正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由于没有采取“糊名”制度，也为一些考生走后门、行贿打开了方便之门，因而出现了“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也就是说，每科的取士，往往在正式考试之前，连录取的名次都预定好了，而考试本身有时只是徒具形式而已。《玉泉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州人翁彦枢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他有一位同乡僧人经常出入于礼部侍郎裴坦门下，裴侍郎因其年老，对他很是优待，任他在府中自由来往。这一年，裴坦主持进士考试，他的两个儿子裴勋、裴质整天私自在家中商量应该录取谁。由于僧人经常出入，来后总是手持佛珠，闭目诵经，不问世事，两人也不戒备。因此僧人对他们商量的结果很清楚。有一天，翁彦枢来拜访僧人，僧人问他希望考中第几名，翁彦枢只道是僧人和自己开玩笑，就漫不经心地说，考中第八名就够了。随后僧人就来到裴侍郎家，裴勋、裴质正在那里商量录取进士的事。僧人故作生气的样子，指责他们说：是裴侍郎主持考试呢，还是你们二人主持考试？现在全由你们二人决定录取，裴侍郎难道是木偶人吗？再说你们准备录取的，都是权豪人家的子弟，没有一个平民士子，这怎么行呢！僧人说着，就把他们二人平时私下商量的录取名单一一说出。二人大惊，想用金钱堵住僧人的嘴。僧人说：我老了，要金钱干什么？只是我的同乡翁彦枢，这次一定要进士及第。二人想把翁彦枢列入丙科，僧人说非第八名不可。二人不得已，只好答应了。这年，翁彦枢果然中了第八名进士。
为了获得主考官的重视，唐代的举子往往在考试前一年的秋天，把自己最得意的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带到京师，呈送给当时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这在当时称为“行卷”。唐朝的行卷之风非常盛行。据记载，王维20岁时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为了考中状元，他拿着自己的行卷投在唐玄宗的弟弟岐王的门下。哪知另一个文人张九皋先他之前已投在太平公主的门下，太平公主比岐王的权势大，她已经答应了张九皋的请求，把状元的名位给他。于是岐王给王维出了一个主意。在一次公主举行的宴会上，岐王叫王维装扮成伶人，在太平公主席前弹奏琵琶，公主听了，赞叹不已。又见王维年轻英俊、风流倜傥、风姿潇洒，心中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岐王趁机把王维推荐给公主，说：“此生非只通音律，至于问学，无出左右。”公主问王维：“子有所为文乎？”王维即献上怀中的诗卷，公主览诵未毕，就大惊道：“这些诗作都是我平素所喜爱的，以为是古人佳作，竟然都出于你之手！”于是急忙命王维换衣，待以上宾之礼。岐王便说王维希望此次科举考试能中状元，请公主多加关照。公主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立即派人把主考官召至府上，告诉他必须以第一名录取王维。王维果然中了第一名进士。
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投递过行卷。白居易在考试前曾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求见著名诗人、著作郎顾况。顾况拿起白居易的行卷，看了看封面上的“白居易”三个字，就开玩笑地说：“长安米贵，‘居’亦弗‘易’。”他翻开行卷，卷首是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描写了古原上小草旺盛的生命力，以表现作者生气蓬勃、不畏艰难、勇于进取的决心。对仗浑然天成，语言质朴无华，诗句清新优美。顾况十分欣赏，不禁脱口称赞：“道得个语，‘居’亦‘易’。”顾况便为白居易广为宣传，白居易很快就名满京城。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一首诗中感叹道：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琚。
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
由于行卷的作用很大，所以当时就有不少的举子偷窃抄袭别人的好诗文，冒充为自己的作品，以沽名钓誉，甚至市面上有人将往届举子们的诗文汇编成行卷出售。当时就有靠偷了别人的行卷，居然进士及第的。《唐诗纪事》中记载道，杨衡在隐居时，有人偷了他的诗文去应试而登第。杨衡知道后非常气愤，第二年他也去应试。及第后，他见到了这个人，便气愤地问他：“‘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这人回答说：“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杨衡见他如此说，倒把自己逗笑了，说：“犹可恕也。”
除了行卷，也有人采取别的方法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初唐诗人陈子昂从家乡梓州来到京师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他既无名气，也没有当朝权贵为后台。为了一举成名，他自编自导了一出轰动长安的喜剧。一天，在长安应试举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一个人抱着一把琴卖，这人居然开出一百万钱的天价，一下子引得许多人围观。陈子昂挤进人群，拿起琴来看了看，说：“你这把琴我买了，你等着，我去拿钱来。”众人一听，惊得目瞪口呆，都等在那里看热闹。不一会儿，陈子昂用车拉着百万钱来，买下了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