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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拿钱来。”众人一听，惊得目瞪口呆，都等在那里看热闹。不一会儿，陈子昂用车拉着百万钱来，买下了这把琴。众人见他出手如此大方，认为他一定是一位弹琴高手，纷纷要求他给大家弹奏一曲。陈子昂对大家说：“诸位若要听我弹琴，请明天到宣阳里。”第二天，大家准时来到宣阳里，陈子昂早已准备好酒菜。陈子昂捧着琴，对大家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弹琴乃伶人之贱艺，岂宜留心。”说完即把琴往地上一掼，摔得粉碎，然后把自己的诗文卷轴赠发给众人。结果“一日之内，名满天下”。参加科举考试，果然折桂。
19世纪中期，新崛起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曾国藩与皇权之间展开了一场波谲云诡的权术之争。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整个南部中国。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清朝的腐朽统治，摧毁了清朝南方的地方政权。据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清朝官吏共28名，其中伤毙自杀或革职逮问者便有17名。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下，清朝的总督巡抚共有38名丢官殒命，武职位在提督以上者共有65名曝尸疆场，可谓摧毁殆尽。
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清朝统治，1853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募练了一支万人劲旅，创建了湘军。此后，这支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不仅成为太平军最凶悍的死敌，并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就清王朝本身而言，曾国藩集团的崛起，导致了清朝权力结构的重心由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清朝前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政体高度发展，全国的统治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由内及外的统治网络，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但是到了咸丰、同治时期，以湘军集团的崛起为标志，清朝的权力重心由中央转移到了地方。从1854年起到1864年止，曾国藩集团先后掌握了安徽、湖北、江西、浙江、四川、陕西、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督抚大权，黄河秦岭以南、四川云南以东的广大南部中国，几乎都在其权力范围之内。曾国藩集团不仅掌握了南部中国大多数省区的督抚大权，而且将湘军发展成一支拥有12万人的庞大的水陆武装。曾国藩曾得意地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应。”（《曾文正公书札》卷二三《致李宫保》。）曾国藩的湘军与清朝的正规武装八旗和绿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八旗自清世祖亲政后，完全由皇帝直接控制。绿营则直辖兵部，通过兵部由皇帝指挥。其将领由兵部遴选，兵守世业，兵非武弁所自招，弁非将帅之亲信，故八旗、绿营的兵权都属于国家而集于中央。与此相比，湘军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私属性质。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人和最高统帅，他在创建湘军之初，就断然改变八旗、绿营之法，制定了一套新的法规制度。依照这些法规制度，湘军的大帅和统领由曾国藩本人亲自挑选；统领之下，是为营官，由统领物色；营为湘军基本单位，全部兵士均由营官亲自在本乡招募。这样一来，兵为营官所私，营官为统领所私，统领、大帅为曾国藩所私，通过这种递相私属的关系，湘军变成为曾国藩的私人武装。湘军既然私属于曾国藩，他人自然难以调度指挥。如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太平军回师武汉，清廷急令曾国藩火速增援湖北清军。曾以水师尚未练成为借口，按兵不动，虽朝廷连下四道上谕，均视之阙如，朝廷也无可奈何。湘军的创建，导致了“兵为将有”局面的产生，在清廷原有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权力结构上冲开了一道缺口。
随着军权的下移，地方的政权与财权也随之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握、控制。根据清制，掌握地方大权的督抚，皆以文官选任，不得以谙习兵法战阵的武官开列。其用意在于文人不知兵，虽授以疆寄，独任方面，也不必深以为忧。而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虽本为文人，但却手握重兵，久历战阵，通晓戎机，他们的身份，已由文人变为儒将。因此他们膺任疆寄，就是对清朝定制的突破。而他们一旦大权在握，便大展经纶，开始了对地方政权的包揽把持。
在此情况下，皇权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咸丰皇帝一向自诩“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诸臣所可轻议”（梁章钜：《枢桓纪略》卷一。），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他对曾国藩等人的一切建议筹划皆“言听计从”。当然咸丰皇帝并不甘心大权旁落，于是以咸丰帝为代表的皇权与曾国藩集团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权力之争。曾国藩以老谋深算的策略和权术与朝廷周旋，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极大地壮大了实力。
咸丰初年，曾国藩集团刚刚形成，尽管羽翼未丰，却在军事、政治、财政上表现出相对独立的集团意志，这就触动了清廷敏感的政治神经。咸丰帝即位不久，便流露出对曾国藩集团的无比忧虑。为了抑制其势力的膨胀，清廷对曾国藩集团采取了各种压制措施。
首先，不轻易授予曾国藩集团成员军政实权。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创建湘军，东征西讨，功勋卓著。因此，他遭到了清廷的猜忌。咸丰帝说：“曾国藩一人统领重兵，朕心实深悬系。”《咸丰朝东华录》卷五二。还在湘军出师东征时，咸丰帝特诏湖广总督台涌、贵州提督布克镇严密监视曾国藩的行动。
其次，在军事部署上进行压抑。咸丰帝不仅长期不授予曾国藩等人军政实权，还时刻提防他们居功傲上。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咸丰帝的计划是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为此，朝廷把由绿营兵组成的江南、江北大营部署在攻占天京，获取扫灭太平天国首功的位置，而让湘军去打那些疲于奔命、劳而无功的外围战，致使曾国藩等人时而援浙，时而赴闽，时而入川，客寄虚悬，难以取得大的成功。
再次，限制湘军粮饷。湘军非国家经制之师，其粮饷基本靠自筹，很少靠朝廷接济。然而，就是自筹粮饷，也受到朝廷的多方阻挠。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以军营急需，奏请拨江西漕折银每月5万两，咸丰帝却故意截留不解。由于朝廷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历年欠饷高达4987500两。因为粮饷奇绌，湘军常常窘迫到数月发不出兵士饷银的境地。
此外，地方官吏还秉承朝廷的旨意，从各方面对曾国藩集团进行排挤和刁难，不少地方官甚至从粮饷上卡曾国藩的脖子。
对于来自朝廷的压抑，曾国藩集团成员皆怒形于色。曾国荃在给其兄的信中大发牢骚，表示不愿“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彭玉麟则发誓坚决不受朝廷之官职。咸丰十年（1860年），绿营水师杀湘军杨在福部官兵，激起了曾国藩集团的切齿愤怒。曾国藩得报也批曰：“此仇不可不报，若辈欺善怕恶。”赵烈文大骂朝廷纵虎食人。他上书曾国藩说：“当今之世，王纲倾覆，民生几尽，忠臣腐心，义士切齿。”认为朝廷已不堪扶持，因恳请曾“雄略与时转移”，“稍以便宜割断”，乘时以出，自谋善策。那位博通经史、精于帝王之学的湘绮先生王辏г耍嵌啻我晕⒂锶霸被⒍希∏迨姨煜露⑸疲凹敖癫蝗。蟊厥善辍薄５笔本土茉跻灿腥∏迨叶囊馔肌Ｌ教旃炖钚愠梢苍八粤ⅲ猿扇愣α⒅啤�
面对皇帝的猜忌，朝廷的压抑，地方官吏的挟制，曾国藩自然极为不满，但他绝不赞同其下属提出的脱离清王朝以自立的主张。他所受的正统教育，他的入仕经历及其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决定了他具有双重政治人格。曾国藩出生卑微，家世微薄，以耕读为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赴京参加会试，名录三甲，被赐同进士出身。此后即开始了官场生涯。他官运亨通，十年七升，连升十级。他“荷皇上破格之恩”，对清王室感恩戴德，急欲报效朝廷。在思想上他深受儒学的浸染，注重君臣名分；在治学上注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义理的宋学，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以图革新当时积弊丛生的政治，为国家效力。这是他政治人格的主导方面。但是从他创建湘军以后，他又成了拔地崛起的新兴利益集团的总代表。这一集团的出现，导致了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清朝既有的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权力体系的相对分裂，导致了清朝政治军事权力的再分配，这就使他与清廷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作为集团的首脑，曾国藩在处理与清廷之间的关系时，就不能完全从个人恩怨出发，必须要考虑集团利益的得失。正是这种政治人格的双重性，使他在处理与清廷之间的矛盾时，既表现出谦卑恭顺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独立不羁的特点。他把这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以政治权术与清廷周旋，可谓高超之至参见杨天宏《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第一章……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写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阪，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这段文字堪称曾国藩政治权术的状己之词。面对咸丰皇帝这位“多疑之主”，他“御驽马登峻阪，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其政治权术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从总体上而言，曾国藩对清廷采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首先，他对咸丰帝的猜忌和朝廷的压抑表现出谦卑恭顺的态度。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湖南藩司徐有壬会同陶恩培揭发其败状，请巡抚劾罢湘军。曾国藩惊恐万状，抢先奏请将自己交吏部治罪，他以为此举可获得朝廷的从宽发落，而咸丰帝却想借机打他一顿杀威棒，乃下旨“交部严加议处”。吏部遵旨议革曾国藩礼部侍郎衔，令其戴罪领兵作战。七月，曾国藩率师北征，连克岳州、武昌、汉阳、田家镇。九月初五，咸丰帝阅曾国藩奏报，心中高兴，即下令赏给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但仅过了七天，咸丰帝便改悔，收回成命，只赏给他兵部侍郎的虚衔，并催令他迅速东下，攻收赣、皖。咸丰帝对曾国藩论功行赏的翻然变计，充分表明了他对曾国藩集团的不信任。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侍郎的陈旧乌纱帽仍然戴在曾国藩头上。尽管他牢骚满腹，但在表面上却谦卑恭顺。曾国藩集团在军事、政治、财政上表现出的相对独立的意志，极大地触动了皇权的利益，因而清廷对曾国藩进行压抑、排挤和打击。曾国藩在屡遭挫折以后，也深刻认识到权力对维护其集团利益的重要性，对朝廷的压抑始终采取退让妥协的办法并非善策，因此他同清廷也展开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手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曰自固门户，以作争权夺利之本。曾国藩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维系集团内部的团结。其主要头目几乎都是同乡、同窗、师生及亲朋故旧，兄弟戚族同任头目的现象也很普遍。而各姓之间又往往以联姻或其他方式建立起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曾国藩集团各首脑头目之间彼此瓜连藤绕，沾亲带故，一人有急，往往倾巢出动，伸手相援，大有生死同之、荣辱与共的气概。集团门户的牢固，使朝廷不敢轻易对其下手，一场场政治风暴最终化险为夷。
二曰抑人扬己，大造收拾局面舍我其谁的舆论。清廷与一般官吏的腐朽无能，为人所共知。曾国藩等人不敢公开攻击朝廷，但对朝廷所重用的顽固派官僚，他们却肆无忌惮地予以贬抑，如曾国藩就说胜宝“捭阖疑忌，好凌同列，本难与共事”。胡林翼则公然骂胜宝“满胸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其才实不能统一人”，“胜宝当名败宝”。贬人的目的在于扬己。在自我吹嘘上，曾国藩集团更是不遗余力。如胡林翼吹嘘曾国藩“有武侯之勋名”，曾国藩则奏称：“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胡文忠公遗集·书牍》卷五。俞樾对曾国藩更是竭力吹捧，说他兼有诸葛亮、陆敬舆、范希文、司马光之长而无其短。舆论造开，自然上闻朝廷。朝中众臣惑于众议，以为曾国藩这帮人“偏裨皆可闻朝廷”，纷纷鼓噪于御前。天长日久，物望形成，遇有要缺，自然应选。即使遭到反对者的攻击，也可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借口，巧妙地搪塞过去。
三曰寸权必争，寸利必夺。曾国藩对“客寄虚悬”的处境极为不满，必欲揽到地方实权而后快。在这方面，曾国藩采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