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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寸权必争，寸利必夺。曾国藩对“客寄虚悬”的处境极为不满，必欲揽到地方实权而后快。在这方面，曾国藩采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策略。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曾国藩以父丧为名，委军奔丧，奏请守制终身。咸丰帝未解其意，不准其奏。曾国藩乃上奏直陈苦衷，声称自己“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明确提出，“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九……公开向清廷摊牌。咸丰帝这才弄清了他的用心。这时太平天国内讧刚过，力量削弱，咸丰帝认为暂时不要曾国藩亦不足为虑，乃顺水推舟，下谕“著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不但不给他督抚之位，还夺了他已有之权。曾国藩画虎不成反类犬，只好坐镇湘乡，遥控局面，并让其部众造言：“涤公未出，湘楚诸军如婴儿之离慈母。”绝不服从其他任何人的指挥调度。曾国藩居家守制一年零四个月，复出之后，吸取教训，自己处于后台，让胡林翼跳到台前为本集团谋取权位。在这方面，胡林翼确实技高一筹。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胡林翼抓住这一时机，大造舆论：“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事不足平也。”他又设法利用郭嵩焘等人打通肃顺的关节，终于达到目的。曾国藩掌握两江权柄后，胡林翼曾写信对他说：“大局安危，只看丈是否放手放胆而已……有此一副大本领，而还不肯放手，吾且怨丈矣……不包揽把持，任人作主，则兵不能择，饷不能节，却又必乏财矣。”《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致曾涤帅》。
曾国藩集团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手段来攫取权力，发展实力，与清廷对抗。清廷虽视曾国藩等人为异己，对其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和防范，但是，当太平军再度对清廷构成威胁时，清廷不仅不敢对曾国藩集团贸然下手，反而不得不让出一部分重要权力，以此为代价，去换取曾国藩集团为镇压太平天国效力。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朝野上下弹冠相庆，而深于历练的曾国藩却在欣喜之余反增焦躁之心。因为这时清廷眼见曾国藩权力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加强了对曾国藩集团的防范措施。一方面，朝廷继续严格限制湘军的粮饷；另一方面，在曾国藩集团内部制造分裂，企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朝廷的所作所为，使双方的既有矛盾骤然升级，达到了破裂的边缘。正当曾国藩犹豫之时，清廷却抢先下手了。同治四年（1865年）春，起居注官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以及恭亲王奕，蔡寿祺历数曾国藩等人“破坏纲纪”等八条“罪状”，要朝廷“择其极恶者立予逮问，置之于法”。慈禧太后因担心惩治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等人，恐激成剧变，不敢贸然下手，决定惩治与曾国藩沆瀣一气的恭亲王奕，以此警告曾国藩。于是奕被革去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
恭亲王被参革，在曾国藩集团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物伤其类，他们决定予以反击。由刘容出面，精心炮制了一份对曾国藩大加赞赏的奏折呈递朝廷，指桑骂槐，怒斥蔡寿祺之奏为“诬劾”，并逐条“辩诬”。双方剑拔弩张，形势极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自忖无力向曾国藩集团开刀，曾国藩等人也不敢再纠缠，于是双方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罗尔纲曾指出，19世纪中期，“在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朝两个阵营斗争里面，湘军隐然成为第三个势力”。曾国藩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曾国荃、彭玉麟、王辏г恕⒄粤椅牡热耍郧逋⑷肥党び蟹垂牵贝娑摹５牵救巳疵挥信亚逯猓虼耍魑诺淖罡吡煨洌坏貌辉谇逋⒂爰胖涓闫胶狻Ｒ环矫妫蚯逋⒈硎救貌剑扇∫郧笊臁⒁酝宋淖匀撸涣硪环矫妫搅松婕凹鸥纠娴墓丶笨蹋趾敛怀僖傻卣驹谠酢⑴碛聍氲热说牧⒊∩希肭逋⒔卸氛�
曾国藩的双重政治人格，决定了他既不可能对清王室绝对忠诚，也不可能走上彻底背叛清王室自己称帝的道路。因此当他处于政治旋涡中心的时候，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娴熟的政治谋略化险为夷。他曾对其弟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曾文正公家书·致沅弟季弟》。曾氏之心，由此可见。
有一次朱元璋欲杀一批人，命袁凯将案件报送皇太子复审。皇太子主张从宽。朱元璋问袁凯：“我欲杀之，而太子主张宽免，你认为谁对？”袁凯回答说：“陛下要杀是守法，皇太子要宽免是慈心。”朱元璋认为袁凯耍滑头，两面讨好，不觉勃然大怒，要将袁凯治罪。袁凯一见，吓得要死，情急之中，心生一计，便突然假装疯癫，眼睛一翻，在朝堂上胡说八道起来。朱元璋认为他是装疯，说：“疯子是不怕痛的。”于是叫人拿木钻刺他的皮肤。袁凯咬紧牙关，忍住不喊痛，还嘻嘻直笑，瞒过了朱元璋。朱元璋觉得他可怜，没有治他的罪，派人送他回家。袁凯捡得一条性命，回到家中。但他认为朱元璋绝不会就此放过他，因此派家人常常在外打探有无陌生人到此，并先做了准备。
朱元璋果然不相信袁凯是真疯，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也不打算治袁凯的罪，于是派使者去召袁凯回京城做官。这位使者来到袁凯家中，不见袁凯，问其家人，家人回答说主人在后花园。使者来到后花园，只见袁凯脖子上戴着铁链，蓬头垢面，趴在篱笆边捡狗屎吃。他见有人来，便瞪着眼，对使者唱月儿高的小曲。使者见了这般情景，心里也非常难过，回去如实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也感叹不已，从此再也没有理会袁凯。其实袁凯哪里吃的是狗屎，他知道皇帝要派人来侦察，预先叫家人用炒面伴糖稀，捏成节节，散放在篱笆下，一见生人来，就大口大口地吃，看似很恶心，实际上味道好极了。袁凯由此骗过了这位暴君，保住了性命。
郭德成装疯外戚郭德成是郭宁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后花园里饮酒，喝醉了趴在地上，摘下冠冕向皇帝磕头谢恩，露出稀稀的几根头发。朱元璋笑着对他说：“你这个酒疯子，头发秃成这样，可不是喝多了？”郭德成带着几分酒意，说道：“这几根还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朱元璋听了，拉长着脸，一声不哼，老大不高兴。郭德成酒醒以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于是横下一条心，索性装疯，剃光了头，穿上和尚衣服，成天念佛。朱元璋真的被他瞒过，对宁妃说：“原以为你哥哥说笑话，如今真个如此，真是一个疯汉。”就不再在意他了。后来的党案，郭德成也幸免于难。
像这样装疯卖傻，虽然保全了自身，苟全了性命，却是对自身人格的极大亵渎和作践，是在情急之中万般无奈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官僚士大夫更多的是采用装糊涂的权谋，既不得罪当权者，又保护了自己。他们在暴君的淫威之下，遇事首鼠两端，模棱两可，敷衍塞责，但求无过。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典型人物，东汉有“万事不理”的胡广，唐朝有“拌食宰相”卢怀德，五代有“老而不死”的冯道，明代有八面玲珑的解缙，清初有被列入“贰臣”的钱谦益。他们的人品虽不足道，但在极端的专制统治之下，也不失为一种存身之道。就以冯道而言，他一生历仕四朝，曾向契丹称臣，侍奉十位皇帝，当过六位皇帝的宰相，一生荣华富贵，自称“长乐老”，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倒翁。这个乱世文人虽无政治操守可言，但他身逢乱世，许多行事乃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其为人刻苦俭约，在客观上也为汉族百姓做过一些好事。
在中国古代黑暗政治的威逼之下，还有另外一种佯狂，这就是被称为“魏晋风度”典型的“竹林七贤”，他们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魏晋之际，朝代更迭，特别是司马氏的血腥恐怖统治，使人常有“忧生之嗟”。“竹林七贤”共同的特点就是放浪形骸，举止怪诞，饮酒酣醉，纵情背礼。但在这种外在的生活方式背后，却隐藏着顽强的个体人格力量。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要数阮籍和嵇康。佯狂既是阮籍不与司马氏合作的避祸之术，也显示了他独立不羁的人格。阮籍，字嗣宗，家世儒学，代代有名宦。他容貌超群，学问渊博，志气豪放，任性不羁。当他自得其乐时，每每忘乎所以，旁若无人，时人多谓他痴。
当时，司马氏为了攘夺曹氏政权，一方面大开杀戒，将反对他们的人推上断头台；另一方面又极力标榜“名教之治”，要求人们遵循封建礼法。阮籍的父亲是曹魏的掾吏，“建安七子”之一，有名当世。这种家世背景使他对曹魏政权怀有同情心，而对司马氏则十分反感，他认为司马氏世代服膺儒学，标榜君臣名分，却又欺凌孤儿寡母，夺其政权，于是决心不与司马氏合作。但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完者”的险恶的社会环境，使他又不像嵇康那样“刚肠疾恶”，更不敢公开与司马氏决裂。为了保全自己，他在司马氏集团统治之下，曾先后担任过大司马从事、中郎、散骑常侍、东平相等官职，还曾被封为关内侯，47岁时，曾做过步兵校尉。当然他做官只是迫不得已，在任上也只是虚应故事而已。他出任步兵校尉，就是在朝廷上当面向司马昭请求的。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一官职向来是由骁勇善战的武官担任的，而阮籍是一位弱不禁风的文士，哪能担当此任。司马昭问他：“卿何以担当此任？”阮籍回答说：“臣听说兵营的厨房里储存有三百斛美酒，既然步兵校尉一职尚无合适人选，臣请担任此职。”司马昭答应了他的要求。阮籍走马上任以后，草草应付完公务，便前往厨房清点存酒，据为己有，与朋友刘伶等人直喝得天昏地暗，酒醉不醒，把随侍的士卒都吓坏了。
司马氏为了维系其统治，处处标榜“名教”、“礼法”。阮籍生性放达，任性不羁，他常常借此与名教、礼法作对，与司马氏的虚伪名教、礼法进行斗争。在一次朝会上有人奏称，一个儿子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却笑道：“嘻！杀父都可以，杀母又有何不可？”同座者无不大惊失色。司马昭当即就批判他说：“杀父，乃天下之极恶，而你怎么认为可以杀母呢？”不料阮籍话头一转，说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连禽兽都不如。”既尖锐地讥刺了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又巧妙地掩饰了过去，于是“众乃悦服”。
按照当时的礼法，父母死，要服三年丧。三年之内不准喝酒吃肉，不能离家远游，不准大笑，只准穿黑色的粗麻布衣服等。阮籍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性情至孝。当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与人对弈。对方说这局棋就不下了吧。可阮籍不同意，非要一决胜负。下完棋后，他又饮酒一升，大声哭号，吐血数升。母亲下葬时，他叫家人蒸了一头小猪，又饮二斗酒，大声哭号，吐血数升，然后与母亲诀别。裴楷前往吊唁，见阮籍形销骨立，散发箕踞，两眼木然地直视前方，也不招呼裴楷。裴楷认为阮籍是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典，不必与他计较法度，于是也不理会阮籍，自己径直吊唁完毕便去，阮籍也不相送。
阮籍“失礼”的行为非常多，常常引起“礼法之士”的惊噪和责难。阮籍却以蔑视的口气说：“礼法岂是为我而设！”按封建礼法规定，叔嫂之间授受不亲。可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总要与她相见告别。阮籍的邻居有一少妇，长得非常美丽，当垆沽酒。阮籍经常前往饮酒，醉了便卧于少妇之侧。少妇的丈夫知道阮籍的为人，绝没有什么杂念，对他也毫不怀疑。还有一兵家女子，才貌双全，未出嫁就死了。兵家的地位十分卑贱，阮籍与她家也不相识，但他可怜这位女子貌美而夭折，竟前往兵家哭之，尽哀而还。
司马昭的亲信大臣何曾非常痛恨阮籍的这些“非礼”行为。何曾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他对个性率真的阮籍有一种莫名的排斥心理。阮籍对何曾之流的假名士十分鄙视，常以白眼视之，而对嵇康等清流派名士则代之以青眼，故阮、何二人如泾渭分流，清浊分明。何曾就公开声色俱厉地威胁阮籍说：“足下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司马公执政，综核名实，若足下之流所行之事，何可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