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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之所以愿意任用宦官来加强皇权，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身居宫中，孑然一身，缺乏社会权力的基础，这就是汉元帝说的“中人无外党，专精可信任”《后汉书·宦者列传》……而宦官也只有完全依附于皇帝，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效力，以获取皇帝的信任，成为皇帝的奴才和心腹，才能常保富贵和权势。另一方面，宦官“地居禁密，日在人主耳目之前，本易窥颦笑而售谄谀，人主不觉，意为之移”（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东汉宦官》……所以自汉武帝以后，宦官在皇权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东汉，宦官的势力达到极点。汉光武帝为了把朝政控制在自己手中，对外戚和功臣严加防范，因而重用宦官，许多机密要事都让他们参决，而外廷三公只奏行政事而已。西汉时，内宫之官或用阉宦，或用士人，并无定制。东汉以后，内宫之官一般由宦官担任，不再任用士人。后来，尚书台逐渐演变成外朝行政中枢，内朝官则由外戚和宦官共同把持。由于皇帝与外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而宦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股重要的势力。到后来，宦官政治终于走向了皇权专制统治的反面，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反过来凌驾于皇权之上。在东汉、唐朝和明朝，都出现过宦官之祸。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玩阴谋，弄权术，使宫廷政治呈现出波谲云诡的局面。
东汉时，和帝以后，皇帝大都寿命短促，年纪不大就死了。所以即位的皇帝大都是幼冲孩童。皇帝幼冲，不能躬执朝政，只有由皇太后临朝称制，执掌政权。在父权制的时代，太后虽有称制之制，但却不能亲见大臣，对于太后来讲，唯一值得信任的只有本家的亲属，于是委政外家，由父兄子侄领军控政，专擅政柄。幼童皇帝不仅便利了外戚擅权，同时也为宦官势力的急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一方面是女主临政，万机殷远，称制下令，不出庭帷之间，不得不重用宦官，寄国命于刑人；另一方面是小皇帝长大以后，不甘心受外戚的挟制，极力想把皇权从外戚手中夺回来，但瞻顾宫禁内外，尽是外戚党羽，唯一可以信赖的只有随附于身边的宦官，因此便与他们密谋，发动宫廷政变，诛杀外戚。这说明了宦官专权乃是皇帝为了对付外戚和官僚大臣而培养起来的一股恶势力发展的结果。
宦官得以专权，首先得力于皇帝的信任。历代的皇帝都认为，宦官孑然一身，在社会和朝廷中缺乏权力基础，他们只有依附于皇帝，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服务，成为皇帝的奴才和心腹，才能长保富贵。但宦官专权除了皇帝的信任，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也为其提供了重要条件。皇帝为了利用他们加强皇权，常常让他们直接干预朝政，担任一定的职务。宦官控制了国家政权中枢的某个重要环节，这就从制度上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如东汉的宦官具有“传发书奏”、“省尚书事”的权力。所谓“传发书奏”，就是朝廷的机要文书，皇帝的诏令、谕旨，朝中大臣以及地方的上书、奏章，均由其上传下达。所谓“省尚书事”，就是处理朝政。这两个方面都是国家政权的枢机与核心，宦官控制了它们，实际上也就控制了国家政权。唐朝的宦官担任“四贵”，不仅控制了国家政权，而且还控制了军权。明代的宦官拥有“批红”和票拟圣旨之权。他们在皇帝和政府之间承担了传达疏通的重责，这是中央枢机政务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既然由宦官控制了，他们也就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机密，控制了最高权力。因为他们在向皇帝览读文件的过程中，即可应皇帝的咨询提供意见，或主动进言，从而对皇帝的决策产生影响；他们更可用传达、疏通文件之权上下其手，塞进私货，蒙蔽皇帝，专断朝政。另外，从东汉开始，宦官就掌握了军队，特别是掌握了朝廷禁军，这更是宦官专权的重要条件。
不论是外戚政治还是宦官专权，都是皇帝控制朝政、制驭大臣的产物，是统治权术在制度上的反映。但是外戚和宦官的权力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以后，就走向了皇权的反面，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反过来凌驾于皇权之上，操纵皇权，甚至对皇帝自身的生杀予夺都操于外戚和宦官之手。西汉初年的吕氏，汉宣帝时的霍氏，汉末的王氏，东汉时期的窦氏、梁氏、何氏，两晋时期的杨氏、王氏、谢氏、庾氏，北周的杨氏，唐朝的杨氏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专擅朝政的外戚。历史上的宦官之祸以东汉、唐朝和明朝最为突出。一个王朝到了这种时候，往往也就是极其腐败的时候，改朝换代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春秋时期的管仲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但是管仲以前曾是齐桓公的政敌。齐桓公名小白，其前任是他的兄长齐襄公。齐襄公是一个丧失人伦的衣冠禽兽，把齐国搞得一塌糊涂，使齐国政治潜藏着极其管仲像深刻的危机。诸公子纷纷逃亡，以避灾难。公子小白与心腹鲍叔牙投奔莒国，弟弟公子纠则同心腹管仲投奔了鲁国。不久，国内发生政变，齐襄公被杀。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得知消息后，分别由他们所居的国家派遣军队，护送他们回国。两兄弟谁先回到齐国，谁就能成为国君。为了帮助公子纠夺得齐国君位，管仲单人匹马驰向通往莒国的大道，奋力追赶上了公子小白。他假装恭顺，上前拜见小白，乘小白不注意，突然猛发一箭，直向小白心窝射去，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从车上栽了下来。管仲大喜过望，急忙策马而逃。管仲赶上公子纠的队伍后，把事情对公子纠讲了。他们以为政敌已除，于是便从容不迫地向齐国进发。但是当他们赶到齐国首都临淄时，却得知小白已经登基为国君了。
原来小白并没有死，那一箭正射在他腰带的铜钩上，便幸运地躲过了劫难。小白知道管仲是有名的神射手，于是急中生智，咬破舌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栽下马去，瞒过了管仲。然后他们抄小路疾驰回国，抢先登上了国君的宝座。鲁国军队见小白捷足先登，便用武力攻打城门，哪知齐国早有防备，鲁军大败而回。
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以后，要封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极力推荐管仲，他对齐桓公说：“管仲之才，胜我百倍，君若欲大展宏图，非管仲莫属。”齐桓公也知道管仲是旷世奇才，又见鲍叔牙竭诚推荐，于是决定捐弃前嫌，重用管仲。为了能让管仲回国，齐桓公派人对鲁国国君说，杀掉公子纠，缚送管仲回国，以报一箭之仇。若不应允，即兴兵伐鲁。鲁国弱小，只得照办，杀了公子纠，把管仲捆绑起来，装入囚车，送回齐国。管仲自以为必死无疑，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泰然处之。哪知当他被押进宫廷时，齐桓公快步走下座位，亲自为他松绑，当即拜他为宰相。齐桓公的这一举动使管仲深受感动，从此他尽心辅佐齐桓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结果齐国大治，国力大增。管仲又建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存邢救卫，九合诸侯，最后终于称霸天下，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首。
当然，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对人才的任用也不应该求全责备。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如果求全责备，那就没有人才可用了。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楚庄王有一次举行晚宴，招待百官大臣，由他的爱妃亲自给大家斟酒。正当大家吃得酒酣耳热时，突然吹来一阵风，把所有的灯烛都吹熄了。在黑暗之中，不知是谁伸手捏了一下王妃的手，王妃顺手扯下了这人的冠缨，要楚庄王追查没有冠缨的大臣。楚庄王认为，酒后失态，此乃人之常情，若因此而查处，不仅败了宴会的兴致，而且会伤害国士之心。不一会儿，灯烛重新点上，楚庄王宣布道：“今日群贤齐集，寡人十分开心，请各位在宴会上勿拘礼节，现在大家都把冠缨摘下，我们就来一个绝缨之宴吧。”说完就首先把自己的冠缨摘了下来。满朝文武将官纷纷摘下冠缨，宴会极欢而散。几年之后，楚国在与晋国的一次大战中，楚庄王身处险境。正当危急之时，有一位军官表现得十分神勇，舍命救出楚庄王。楚庄王要重赏他，并问他何以如此神勇。这位军官回答道：“陛下，我就是当年绝缨会上那个失去冠缨的人啊。”
两个鸡蛋与“用人如器”
战国时期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卫侯征询臣下的意见，请他们推荐能够统兵御敌的将才。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说这个人很有军事才干，可以担当重任。可是卫侯却摇着头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将才，但我听说他在向老百姓征收田税时，曾经随手拿过人家两个鸡蛋，像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怎么能任他为将。”子思不同意卫侯的人才观，他对卫侯说：“圣明的君主用人，就好比匠人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合抱之木虽死，但匠人绝不会把这棵大树全部丢弃。现在正是诸侯争霸的时期，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我国地小兵少，屡遭外侮，正当广集人才之时，怎么能因为两个鸡蛋的区区小事就舍弃一位大将呢？”卫侯觉得子思讲得很有道理，便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起用苟变为将。
“用人如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理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一次鲁国季氏的家臣仲弓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对于官吏要善于引导，赦免他们的小过失，选拔贤明的人才。可见孔子也主张“赦小过”，并把这一点作为为政的一条原则。我国古代的学者和政治家大都懂得这个道理，提出过许多类似的论述。《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为政者对于下级过于苛求，就不可能真正得到人才。西汉著名的学者刘向在《说苑·政理》中指出：“成大功者不小苛。”能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不苛求小过。东汉陈宠也说：“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曹操为了网罗人才，曾发布过一道《敕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其中指出：“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上疏太宗说：“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维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司马光也认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清朝雍正皇帝也深得这一用人之道的真谛，他说：“赦小过，举贤才，为政之体当如是也。”
武则天像武则天在用人上也是颇具权谋的。她在做唐太宗的才人时，唐太宗有一匹烈马名叫狮子骢，暴烈异常，无人能制伏。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伏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是铁鞭，二是铁挝，三是匕首。我先用铁鞭打它，若不服，就用铁挝打它的头，若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后来在她执政的半个世纪里，她就是用这种制伏烈马的方法，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为自己效力。武则天对官吏的使用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使用酷吏。武则天为了镇压李唐旧臣的反抗，擢用以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为首的23个酷吏，专门办理谋反案件。在她的指示下，他们罗织罪名，制造出许多极其可怕的刑具，先后诛杀李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官吏不计其数。酷吏滥杀无辜，造成朝廷人人自危。从这时起，武则天就杀一些酷吏来缓解紧张的气氛。她称帝以后，又杀索元礼、来俊臣，流放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此三人。她还特别颁发诏书，历数来俊臣的罪行，并且加以灭族之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都是秉承她的旨意行事的。
二是放手招官。武则天为了获取广大庶族地主的支持，打破唐朝前期关陇士族独霸政权的局面，便广开仕途，放手招官。招官的方法有：一为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做官。二为推举各种人才，让被举者试做某官。当时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