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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放手招官。武则天为了获取广大庶族地主的支持，打破唐朝前期关陇士族独霸政权的局面，便广开仕途，放手招官。招官的方法有：一为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做官。二为推举各种人才，让被举者试做某官。当时通过以上两种途径，未经考试而“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三为吏部设员外官，授予权贵家的亲戚。四为改革科举考试中试卷管理办法，采用贡士考试试卷糊名的制度，使评卷人不能了解答卷者的姓名，有利于人才的公正选拔。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士，由皇帝亲自录取，此为我国科举考试殿试之始。五为设立武举科，招收有武艺的人。武则天在广开仕途、放手招官的同时，又用严刑来控制官吏，一旦发现不称职的官，便将其革免或杀戮。故《资治通鉴》指出：“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
三是控制亲近之人。武则天对于自己所亲近的人，既给他们高位重权，同时又严格地控制他们，不使他们权位过重。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向武则天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积久难制。武则天立即采纳了李昭德的建议，免去了武承嗣的宰相职。武承嗣也诋毁李昭德，武则天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得安心，他替我分劳，你怎能和他相比？”怀义和尚是武则天的内宠，恃势骄横，就连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怕他。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宰相议事的朝堂遇见怀义，不觉大怒，令人拉下去，打了几十个嘴巴。怀义去向武则天诉苦，武则天说：“你应该从北门出入，南牙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她也把怀义杀了。由于武则天对身边亲近之人能严加控制，所以他们还不敢十分作恶。
当然武则天在位时期也选拔了许多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并委以重任。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武则天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不比贞观时少，她能听谏，有太宗遗风。耿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怀疑为谋反者，她都尽力地保护他们，不让他们受到酷吏的陷害。她先后所任用的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竟俭、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武将中有善于统军御敌足智多谋的娄师德、裴行俭、王孝杰、唐休竟等，还有能急言直谏的王及善、徐有功等，都是一时人选。亲近者所进谗言，武则天基本上能够明察善断，不为其所动，因此朝廷上有不少的能臣愿意为她效力。正是这些刚毅、耿直而又有才能的大臣的尽心辅佐，才使武则天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女皇帝，同时也保证了武则天时期国家继续沿着上升的路线发展。
权谋大师宋太祖赵匡胤在用人上也显示出他的过人之处。宋太祖决心改变唐末五代以来官僚士大夫不顾忠义廉耻的社会风气，特别嘉奖那些忠于后周政权的人物，以激励士大夫的廉耻感。陈桥驿在陈桥和封邱二门之间。赵匡胤发动兵变后，在众人的拥戴之下，军队开至陈桥门，守门的将军拒绝开门，没有办法，只好转道封邱门。守卫封邱门的将军则望风而降，急忙打开关门。当众军拥至京城南门时，守门的陆、乔两名卒长也拒不开门。宋太祖即率众军转道北门，才得以进入京城。陆、乔二人得知消息后，誓不做新朝之臣，遂自缢而死。宋太祖即位以后，为了表彰名节，将守封邱门的将军立即斩首，而提拔守陈桥门的将军，以嘉奖他忠于职守。宋太祖亲自来到陆、乔两名卒长的驻地，赞叹道：“真乃忠义孩儿！”下令为二人修一庙宇，并亲自赐予“忠义庙”的匾额。
宋太祖手下有一员爱将，名叫李汉超。早年在攻打后蜀和北汉时曾立下赫赫战功。当时宋朝初建，北方契丹常常南下骚扰，使得北部边境不得安宁。宋太祖任命李汉超为关内巡检使，统兵驻扎在边境地区，抵御契丹的南侵。由于李汉超治军有方，契丹人慑于李汉超的显赫声威，不敢再南下骚扰，边境地区由此得到稳定，人民的生活也获得了暂时的安宁。由于李汉超镇守边境有功，宋太祖又委任他兼领齐州防御使，并把齐州的赋税收入也交给他，供其养兵训练，抵御契丹。齐州乃北部边境的富裕州，每年税收颇丰，所以李汉超的部队驻扎在这里，能够得到充足的供给，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作战能力强，迫使契丹不敢贸然南侵。李汉超所管辖地区的治安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李汉超是宋太祖的亲信将领，深得宋太祖的偏爱和宠信，又加上守土有功，有时也不免居功自傲，在任上做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老百姓对他颇为不满，于是就有人赶到京城，到朝廷上告李汉超的御状。告他借老百姓的钱不还、抢占民家女子为妾等不法之事。宋太祖亲自接见告状的人，了解情况，并让侍从招待他们吃饭，然后宋太祖就问他们：“自从李汉超镇守关南以来，契丹人还来抢掠过你们吗？”大家都据实回答说：“陛下，自李将军来后，契丹人再也不敢来侵扰了。”宋太祖接着说：“以前，契丹人常常南下侵扰，烧杀抢掠，你们深受其害。历任守御的将领都抵敌不住，李将军赴任以后，赶走了契丹人，使你们不再受到契丹的侵扰，从此过上了安宁的生活。李将军只是向你们借钱，这比起契丹人烧杀掳掠而夺走你们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李将军向你们借的钱，我敢担保他是会还给你们的。”宋太祖又问那个被李汉超抢了女儿的人：“你一共有几个女儿？她们都嫁给了什么人？”老汉回答说几个女婿都是本村的庄稼人。宋太祖笑着对他说：“你的几个女儿嫁的都是庄稼人，而李汉超将军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我所信赖看重的大将，他既然看上了你的女儿，把她娶去做夫人，总不会亏待你呀。”大家听宋太祖讲得合情合理，心中的气也就消了，便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告状的人走了以后，宋太祖立即把李汉超叫来，十分严肃地对他说：“关南有不少老百姓上我这里来告你的御状。你如果缺钱使，为什么不对我说？为什么去向老百姓要钱？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兴旺都靠老百姓啊。”李汉超听了太祖的训斥，心中非常恐慌，连连认错。过了一会儿，宋太祖说道：“我这里给你几百两银子，你拿去尽快地还给老百姓。你身为封疆大吏，心中要想着老百姓啊。”李汉超满以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分，没想到皇上对他如此宽宏大量，还亲自拿钱给他，让他取信于民，这使他十分感动，他下决心一定不辜负太祖对自己的信任。他回到齐州以后，把所借之钱一一还清，从此以身作则，严明纪律，使齐州秩序井然，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边防更加巩固，受到边境地区老百姓的拥戴。
宋太祖对李汉超的处置可谓深得用人之道。一方面，当时急需像李汉超这样的将才；另一方面，李汉超的缺点、错误与他在事业上的成绩相比，毕竟是次要的，只要统驭有方，完全可以促使他改正错误，成为一名优秀的地方大员。宋太祖用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用人看大节，不因瑕而掩瑜。与此相对照的是，后来新科状元陈世美因隐瞒已有妻儿，娶公主成为驸马，被包拯处斩。这件事历来被传为美谈，但从人才学的角度讲，未免因小失大，处置过当，失去了一位人才。
第二章 人臣事君之术
在世袭制家天下、君主集权专制的古代社会，君主集一切大权于一身，臣下完全由君主支配，臣下的一切都要受到君主的制约，甚至君要臣死，臣就必须死，不死即为不忠。在古人的观念中，“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国是家的放大，国就是一个大家，君主治理国，就如家长管理家；臣下事君，好比儿子侍奉父亲。这在宗法制根深蒂固的古代中国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臣下侍奉君主的难度和危险性却远胜于儿子侍奉父亲。父子之间具有血缘亲情关系，所谓虎虽毒而不噬子；而君臣之间却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内在的矛盾冲突，一旦君主感到自己的权力、利益、威望、尊严受到损害和挑战，便会对臣下进行毫不留情的诛责杀戮。历史上有不少正直的臣下就是这样无辜地遭受君主之祸。于是在传统中国就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伴君如伴虎。”虎性食人，虎威猛烈，不可预测。与虎为伴，危险性很大，就是驯虎大师，也难免被虎噬。因此，如何与君主相处，保全自我，就成了古代中国政治权术中的另一重要内容。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不同的人臣是怎样施行他们的事君之术的吧。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年）曾颁布了一道申戒公侯的《铁榜书》《明实录》卷七四《太祖洪武实录》。，在《铁榜书》中，他认为，历代开国君臣的关系中，最好的是君主圣明，待功臣之心皎如明月，奸臣不能离间，故君臣得以优游终其天年，在社稷有磐石之安，在功臣之家享富贵无穷。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大多数情况是君主开始有保恤功臣之意，但有始无终，使忠良股肱之臣不免受祸。他对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从君与臣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君主方面，不明察大臣有忠良之心，怀疑大臣欺罔君上，一旦不容，即加残害，这是君主昏庸不明所致；在功臣方面，骄横跋扈，屡犯朝廷禁令，虽屡经宽贷而毫不悔改，反而怨恨君主，最后招致刑戮，这是臣下咎由自取。朱元璋在《铁榜书》中的分析确有道理，也如实地反映了古代君臣关系的实际。同时，他也极力表示要保恤功臣，使社稷有磐石之安，使功臣之家享富贵无穷。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正是在他统治时，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大杀开国功臣。在他所封的6位国公、28位列侯中，仅有汤和等少数几位功臣宿将侥幸得以善终，其他的人大都被他迫害而死。
在历史上，一些精明的辅佐大臣在功成名就以后，往往急流勇退，以求避祸保身。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苦身劳力二十年，深谋远虑，终于灭掉吴国，而且兵临中原，号令诸侯，成为霸主。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唯独越王勾践面无喜色。机警聪慧的范蠡察微知著，立即识破了越王的心思：越王为雪会稽之耻，灭掉吴国，不惜卑身事下，愿与臣下同甘共苦，共度艰难。如今大功告成，越王能实践先前的诺言吗？我与文种功勋卓著，位高权重，越王对我二人能放得下心吗？范蠡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的为人，可与同患难，难与共安乐。于是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退隐。勾践得知范蠡要辞退，就召见范蠡，对他说：“先生若愿留在寡人身边，寡人愿与你共分越国，若不遵寡人，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范蠡当然知道越王的所谓“共分越国”纯属虚语，而“身死名裂，妻子为戮”，越王是肯定做得出来的。于是他回答道：“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事后，范蠡不辞而别，抛弃家业，带领家眷，驾一叶扁舟，出三江而入五湖。后来定居于陶，成为巨富。范蠡走时，曾投书同僚文种，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原先对于范蠡的辞职并不理解，认为越王不可能如此绝情，当他看了这封书信后，才如梦初醒，从此他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果然，越王的猜忌之心日益暴露，心里不再容得下这位胸藏韬略的谋臣，便派人赐予文种一把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而灭亡吴国，其余四术还藏于先生胸中，请先生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文种见所赐之剑，正是当年吴王赐予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属镂剑。文种长叹一声，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引剑自刎而死。
秦汉之际，由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等级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还未在人们心中普遍确立，君臣之间“义”的关系较为淡薄，而“利”的关系却非常突出。这种情况导致君臣之间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使君臣之间的互不信任随处可见，君臣关系非常脆弱。这一时代特征在刘邦与其功臣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为汉高祖夺得天下的有四位著名的功臣：韩信、萧何、张良和陈平。他们在功成之后，由于在君臣关系上的不同态度，其结局也完全不同。西汉初年，韩信遭到了同文种一样的下场。在楚汉战争中，韩信拥兵数十万，叱咤疆场，屡出奇谋，战必胜、攻必克，特别是垓下一战，一举击败楚霸王项羽，威震海内、名高天下。但韩信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