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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交给莱因哈特。可惜不是时候：当时的莱因哈特已经怀孕，又忙于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记中那些可怕的内容。莱因哈特委婉地拒绝保存，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则继承了这些文件。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一直不为世人知道，甚至连德国的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
如此保密可能有几个原因。据莱因哈特说，拉贝曾告诉奥托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他的小心谨慎很可能与他曾受过盖世太保的折磨有关系。但拉贝家人不愿公开这些材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拉贝的一些家人曾为拉贝的纳粹身份担心气另外，即使这些材料很有价值，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出版一名纳粹的材料或是宣扬他的成就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纳粹对自己的记录也保持着沉默。在发现拉贝的材料后不久，我得知另外一个纳粹的关于南京暴行的日记，是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的《南京毁灭的日子》。克勒格尔在90岁时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彼得·克勒格尔在他的书桌里发现这本日记。彼得在给我的信中说，他收到我的信时刚刚发现那本日记。这真是幸运，如果我的信早到一个月，彼得只能告诉我他父亲只有关于南京暴行的几篇报刊文章。时至今日，彼得也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从未向他提起南京暴行或是那份日记。我想这与拉贝将南京暴行的报告呈给希特勒后遭到的冷遇和迫害有关。在日记的最后潦草地写着一行字，无疑是克勒格尔的字迹：“这一切与希特勒政府的看法截然相反。所以，我必须对此十分谨慎。”是厄休拉。莱因哈特最终将拉贝的英雄事迹公诸于世的，在收到我的信时，她决定仔细检查那些日记。她从叔叔（奥托·拉贝——译注）那里借来材料，决定亲自读一读。然而，其中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日本士兵在大街上集体强奸妇女和中国受难者被活活烧死的描写使她感到天眩地转，难以平静。几个月后，她还是摆脱不了恐惧的心情，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也是一个显然要引起争议的观点：日本人在南京对受难者的摧残甚至超过了纳粹的残暴程度，日本人比希特勒还要坏得多。
莱因哈特担心向世界公开这些日记的影响。她认为这些日记会成为破坏中日关系的炸弹，在我的催促下，也是在为联合国工作的曾担任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主席的邵子平先生的催促下，莱因哈特决定将日记公开。她用了15个小时将日记影印出来。邵子平担心日本右翼分子会闯进莱因哈特家，毁掉日记或是用重金买走原件，固就很快把莱因哈特及其丈夫用飞机送到纽约。在纽约，日记的副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捐给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该日记首先在《纽约时报》披露。之后，在1996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59周年，彼得·詹宁斯又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有线新闻广播公司及其他世界媒介组织做了报道。
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日记价值的看法完全一致。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该日记是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过的更具结论性的证据，同时，这是一份从纳粹分子的角度写出的东西，更令人感到意味深长。拉贝的记述增加了美国关于这场大屠杀的报道的真实性，不仅是因为一位纳粹缺乏编造南京暴行的动机，更是因为在拉贝记录中，将美国人日记从英文译出的内容与原文一字不差。在中国，学者们在《人民日报》上声明，拉贝的日记印证了中国很多现存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史教授威廉·柯比告诉《纽约时报》：“这是一份扣人心弦、令人压抑的纪实资料，细致地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冲突。它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使人们将重新审视南京的暴行，通过它，人们能够了解每一天的事情，为早已广为人知的南京暴行再增加100到200个故事。”
日本的历史学家们也声明了拉贝日记的重要性。宇都宫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在《朝日新闻》上声明：“这份报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出自一个日本盟友的德国人之手，还在于拉贝曾将这份报告呈交希特勒，以使其了解南京发生的暴行。拉贝曾是纳粹党在南京的副主席，他恳求日本盟友的最高领导希特勒干涉这次大规模的屠杀。干叶大学的日本现代史教授秦郁彦补充说：”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一个自己的祖国同日本是盟国的德国人客观地描述了南京的暴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文件，它的价值超过了美国传教士的证词。当时，德国正对站在日本还是中国一边举棋不定。但是，里宾特洛甫（纳粹战犯，1938年起任德国外交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注）就任外交部长促进了德国与日本结盟。在这样紧要时刻，拉贝还试图让希特勒了解南京的暴行，拉贝的勇气实在令人敬佩。“
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今天，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或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有哪一个孩子没有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一个孩子没有读过年轻的安妮·弗兰克在集中营里悲惨遭遇的故事片断呢？的确，至少在美国，大部分学生都受到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毁灭性后果的教育。但是，如果去问多数美国人——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包括受到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他们是否知道南京的暴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对60年前南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一位著名的政府的历史学家告诉我，在她读研究生期间，这个题目从未被提起过。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律师很羞愧地告诉我，她甚至不知道中国与日本之间曾发生过战争，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的了解仅限于珍珠港和广岛。这种无知甚至也存在于亚裔美国人之中。一位妇女曾问我：“南京？是什么，是一个朝代？”从中可以看她也少得可怜的地理和历史知识。
60年前曾是美国报纸头版消息的事件，现在看起来已经消失了。好莱坞从未制作过一部关于这场屠杀的主流影片——即使这一事件包含着与《辛德勒的名单》相似的戏剧成份。另外，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也没有准备写这件事。
在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后，我感到一阵恐惧：30万中国人被杀害的历史可能会消失，就像他们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消失一样；有一天，世界会真的相信日本政客的话，南京的暴行是一个骗局，是捏造出来的——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为写作本书，我强迫自己不仅深入研究历史，同时也研究历史的编写——去检验历史的力量，检验历史的制作过程。究竟是什么使某些事件留在历史之中，而让其他的归于乌有呢？具体地说，像南京的暴行这样的事件，是怎样从日本（以至世界）集体的记忆中消失的？
很明显，南京的暴行没有被广泛地传播的原因之一，在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对待其战争罪行的不同态度。或许与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不同，二战以后，德国人在政治上一致承认，不仅是纳粹分子，德国战时政府也应对战争罪行负责。而反观日本政府，它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像德国一样做。于是，虽然有些人为使日本社会正视残酷的事实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但很多日本人继续把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所为，有的甚至认为一切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
在日本，关于二战期间发生事件的各种竞相矛盾的故事还在不断出现。根据日本时下流行的篡改历史分子的观点，这个国家对战争期间任何地方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不负任何责任。日本人发动战争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也是为了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抑制中拯救亚洲。的确，作为对其崇高努力的回报，日本自己在广岛和长崎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这种涂抹历史的东西还写进了日本的历史课本，这些课本不仅完全忽略了南京大屠杀，还加进了明摆着是编造的军事行动的内容。在日本的政治圈子里，为了对付那些认为这种课本没有告诉下一代历史真相的人，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威胁要用起诉、死亡，甚至谋杀使反对者沉默。
在日本，试图改写历史的不仅仅是狂热的无知组织。1990年，日本一个保守的自民党领导人，同时也是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
自然，这番话激怒了全世界的学者和记者。有人公开声明：“日本对南京暴行的否认在政治上就等于德国人对否认大屠杀。但是一切谴责都没能使石原慎太郎沉默，他反而回敬以更激烈的攻击。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石原仍然反驳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一干人犯之前，世界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他还说，在屠杀发生时，日本的战地记者和西方记者都没有任何报道；《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就没有目睹屠杀；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也仅仅看到一人被杀。
当然，在90年代约翰·马吉已不在人世，无法为自己辩护。但他的儿子戴维·马吉却努力驳斥了石原的说法。他接受很多媒介的采访，并出席了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他父亲的文章，并展示了他父亲用来拍摄日军暴行的照相机。仍健在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则采取直接行动。为驳斥石原的说法，已经退休住在圣迭戈的德丁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德丁对记者解释说，他在1937年确实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从上海到南京一带农村的和平景象，但那篇文章是写在日本人向南京进发的两个月之前。
石原的其他说法也很容易驳斥。当年，几十种西方报纸都有关于南京暴行的同期报道，甚至日本报纸也登载了关于大屠杀的详细报道。比如，德丁的文章就是那时写的，并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约翰·马吉的信件中也有大量的描写，比如“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和“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但是，石原并没有住嘴，他还说，中国声称的南京大屠杀影响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心。由于人们对石原以前说法的驳斥，使得石原不可能继续重复所说过的话，石原稍稍转变了一下立场，但他还是顽固坚持一点：即使德国人为杀害犹太人道歉，但不意味着日本人也要这么做，在任何情形下，日本人都不应承认对任何错误负责。
尽管如此接受了《花花公子》的采访，石原的职业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
——卷入这场争论漩涡最中心的一个人是永野茂门将军。1994年春，在任职内阁法务相期间，他接受了《每日新闻》的采访，这次采访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说：“我认为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他还告诉记者：“（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长野重人还把韩国慰安妇称作“有执照的妓女”，而不是性奴隶。他还辩解说，当时日本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战争，因为日本“面临被挤垮的危险”。亚洲各国对长野重人的如此说法产生了强烈反应，迫使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1986年9月，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宣称南京暴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由此，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接受《文艺春秋》采访时，他为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为辩护，声称死难人数是被夸大的。他还说，韩国之所以指责日本，部分原因在于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而朝鲜心甘情原成为殖民地。藤尾还认为，东京战犯审判是为了“夺走日本力量”的“种族报复”。尽管藤尾此说仅仅是为了“通过历史和传统重建日本精神”，他还是丢了饭碗。就在当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将其免职。
奥野诚亮在战争期间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宪兵队（日本秘密军事警察）地区长官，战后发迹，成了日本法务相，甚至还当了文部相。1988年，他成为日本国士厅首脑及内阁第三号人物。当年春，他朝拜了东京靖国神社（日本的甲级战犯被供奉在此），并表达了他对二战的看法，他的毁灭也从此开始了。奥野告诉记者：“日本没有侵略意图”，“白种人把亚洲变成了殖民地，但只有日本遭到指责。究竟谁是侵略者？是白种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