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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电报之后，保罗·D·哈金斯向华盛顿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发回了电报，愤怒之情充满在字里行间。他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封锁消息，不让他得知政变计划的做法，十分恼怒，重申了他对政变所持的反对立场，并指出，在他来看，还无人具有吴庭艳那样的领袖实力——特别是那些将军们，他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保罗·D·哈金斯的建议是，“我们不应过早地调换其领袖人物，而应继续采用说服的行动，以使现任领袖改弦更张。”
美国试图阻止政变的想法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震惊，他的回答中带有明显的不满：“不要认为，我们还有力量去推迟或阻止政变。”我严肃地提出问题，如果美国政府反对进行政变的话，南越的将军们是否会仍然不顾一切地进行政变呢？麦乔治·邦迪明显与我持有同感。同一天稍后的时候，他发电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们已没力量去推迟或阻止政变的说法……是不能被接受的，它不能成为我们制定美国政策的依据。我们认为……你应当采取行动来说服那些政变的将领们，让他们停止或推迟行动……因为从前景来看，它并不具有完全成功的把握。”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已定好日期，将于十一月一日从西贡返回华盛顿，以提供他的咨询。在即将启程之前，他陪同费尔特海军上将，对吴庭艳进行礼节性拜访。在此之前，吴庭艳已经送来了一张纸条，说他希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能在费尔特走之后，再停留十五分钟。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依此而行了。后来，他向华盛顿发来了电报：当我起身离开之时，他说道：请转告约翰·F·肯尼迪总统，我是一位诚实而坦率的伙伴，我愿意立即着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失去时机后再放马后炮……请告诉约翰·F·肯尼迪总统，我已认真地考虑了他的全部建议，并着手将其付诸实施，这只是一个时间安排的问题。“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电报中评论道：”我认为，从星期日（十月二十七日）吴庭艳开始参加我们在大叻举行的会谈之后，这是一个新的姿态。如果美国想要做一笔一揽子的交易，我认为，此时正是时候。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请告诉我们你们的要求，以便我们去完成它。希望华盛顿能商议此点。“
电报由正常的渠道发回，最终于十一月一日（华盛顿时间）上午九时十八分到达了国务院，九时三十七分，它被送到了白宫，我们与总统一起正在再次讨论西贡的事件。然而，此时已经为时过晚，政变已经发动了。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们又一次与总统一起讨论西贡的局势。在会议开始之时，吴庭艳和吴庭儒的命运还尚不为人所知。会议开到中途之时，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突然闯了进来，宣布了一条从情报室得到的重要消息。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报告说，他们已从南越的同行那里得到消息，两兄弟已在“从城里去将军联合指挥部的途中自杀”。
事实上，在提出投降之后，吴庭艳和吴庭儒就在堤岸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等待，教堂位于西贡闹市区南部的中国人居住区。明（音译）将军，他后来成为了总统，派出了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装甲运兵车来接他们。他们俩人被推进了装甲车里，双手被捆着。当车辆到达将军联合指挥部时，装甲车的门被打开了，人们发现吴庭艳和吴庭儒俩兄弟已经死去了。俩人都被枪击过，吴庭儒还被捅了几刀。
“他们怎么会死的？”据说，敦（音译）将军曾这样问明将军。
“这有什么奇怪的？”明将军回答道。
几个月后，他对一位美国人谈到了两兄弟的死亡：“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杀了他们。那些愚昧无知、头脑简单的村民们极为崇拜吴庭艳，所以绝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世上。”陈文香（音译）这位普通的市民曾是吴庭艳的批评者之一，并因反对其统治而受过牢狱之苦，他说：“掌权的将军们之所以决定干掉吴庭艳兄弟两人，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将军们的心里十分清楚，他们既非安邦治国之天才，又缺乏道德上的权威和政治上的支持，故只要总统和吴庭儒先生还活着，他们无论如何也难阻止俩兄弟卷土重来。”
约翰·F·肯尼迪总统闻此消息后，脸色迅速变得煞白，我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的激动。死讯“就像一个道德和信仰问题那样，造成了他内心的震动和烦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事后回忆道，“完全动摇了他的信心……开始怀疑有关南越问题的情报。”小阿瑟·施莱辛格也说，自从猪湾事件以来，这似乎是总统最感沮丧的一次，他处于深深的“忧郁和不安”之中。
总统仔细地推敲着这一死讯，并认真地评论道，这一死讯将对美国和世界均产生严重的后果。他怀疑地指出，作为天主教徒，这俩兄弟是会杀死自己的。小罗杰·希尔斯曼反对道，即使他们信仰天主教，吴庭艳和吴庭儒结束自己生命的举动也不难理解——按照一种精神，即“这是‘哈米吉多顿’（《圣经》中善与恶的决战唱—译者）”。后来，麦乔治·邦迪刚直截了当地评论道，当人们的手被反捆着的时候，他却能用枪和刀来进行自杀，这似乎是异乎寻常的。
总统坚信，在为越南服务了二十年之后，吴庭艳的影响决不会与他的死亡一起消失。这一判断似乎与毛泽东的说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在一九六五年早期，他与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提到，美国人已不再关心吴庭艳了。他又继续说道，胡志明和他（毛）都认为，吴庭艳并不是如此之坏。他说，在他被谋杀之后，天下难道就变得太平无事了吗？我们还无法得知毛对吴庭艳评价的全部细节，不知道他对吴庭艳在越南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全部看法，这只能有待于中国和越南开放他的档案。这一评论引起人们的许多疑问。
吴庭艳之死引起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震动，但问题还不仅于此。回顾往事，从当时来看，最令人心焦的事情是：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政治上形成真空的南越，并且，我们也失去了按照美国的目标来推进事物进程的基矗吴庭艳之死并未结束越南政局中深刻的分歧。在一次避重就轻报告的杰作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十一月四日告诉华盛顿，似乎有某些分歧存在于我们与你们之间，这主要是关于政变的影响和功绩。这里是一些我们的看法：a。对于那些曾与军事或政治运动有关的人来说，这次政变似乎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其表现在两个方面……b。那些一直对政变抱有敌意的专家们曾认为，“与吴庭艳在一起将会取胜，”现在他们的说法是，这次政变意味着，战争的时间有可能大大缩短。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结论性地指出，他也认为，政变将缩短战争的时间，并加快美国人返回家园的速度。
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均对此表示怀疑。在政变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会出现来取代吴庭艳，政变之后，我们也未看到一个这样的政府。
为了摸清真相，总统要求我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鲁鲁召开各方参加的会议。这是我们会见林登·B·约翰逊之前，最后一次开会商讨越南问题，四天之后，他继任了总统的席位。
这次会议与所有以前的这类会议并无不同，我对它也无特别的印象。但是，麦乔治·邦迪却对它有深刻印象，此前，他从未出席过夏威夷的情况通报会议。在我们返回的途中，他对碰到的一位参谋人员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对情况的简要通报似乎成了一场法庭的辩论，人们试图愚弄他，他则试图向他们说明，这办不到。”或许，这种说法对那些将领们失之公允，但它的确反映了我们面临的困难，越南的形势和我们对它未来的展望，均未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清楚的画面。
麦乔治·邦迪从会议的情况中，得出了一个完全准确的估价，事后这一估价得到了证实。在谈到南越的政局形势时，他对那位参谋人员说，尽管，要想看出政变后的军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则是显而易见的，即将军们的联合只能是权宜之举。这一预测不幸言中！在其后的十八个月中，这个军政权就像一扇高速转动的旋转门，其首脑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不断变换着。
约翰·F·肯尼迪总统最后一次公开地发表对越南问题的评论，是在十一月十四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时，他富于修辞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将放弃南越吗？”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说，“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以我之见，美国的军队并不一定非要留在那里。”
此前，也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道：“您能否就政变后南越目前的局势，以及召开火奴鲁鲁会议的目的，谈些个人的看法？”他回答说：“召开火奴鲁鲁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对形势做出估价：美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的援助政策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加强斗争？我们如何将美国人撤出那里。目前，我们将要争取的目标是，将美国人撤回家乡，使南越有机会自己保卫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样。”
这两次评论的观点均与他十周以前的观点相同，那次是他在回答沃尔特·克朗凯特的问题。当时，他说，按照最终的结论来说，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是指这样一些人，即那些必须赢得战争或不得不输掉战争的人。然而，有关这个话题，约翰·F·肯尼迪的态度也并非总是这样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对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呆在那里。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我们的影响来取得效果……我们不应当撤离。”
然而，约翰·F·肯尼迪总统占有绝对优势的观点——无论是在这次会谈之前或之后，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则是，从根本上说，南越必须自己来进行战争，美国绝不可能为他们完成此事。
第四章 过渡时期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过渡通常会导致不确定、困惑和错误，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的六个月中，这一点表现得出。一大堆没有答案的疑问和无从下手的棘手问题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头上。在处理越南的问题上，他表现出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风格。随着我们一步步滑向越南的深渊，这些问题也变得日趋明显，令人极为厌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当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根据安排前去演讲时，我正在五角大楼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与我的高级助手麦乔治·邦迪、预算局的克米特·戈登、以及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一起开会。我们正在对防务预算进行审核，白宫打算于一月份将其提交给国会。审查这个预算也是我努力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打算限定本部工作的目标，并确保这些目标与总统对外政策的目标相一致。会议之后，我准备飞往海恩尼斯港口，于感恩节的周末，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一起，向总统提交我的计划。
我们的讨论正在进行之中。大约下午两时，我的秘书通知我接一个紧急的私人电话。我离开了会议室，独自到办公室里拿起了电话机。电话是博比·肯尼迪打来的，声音似乎显得格外的孤独和遥远。他简洁而平静地告诉我，总统遭到了枪击。
我一时不知所措缓慢地回到了会议室，用几乎无法控制的声音，向大家报告了这一消息。尽管听起来非常奇怪，但此时我们并未陷入绝望之中：事情来得过于突然，以致于我们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这样，我们只能尽其所能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审查。
四十五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打来了第二次电话，总统已经身亡了。我们立即中止了会议，人人都沉浸在泪水和沉默之中。
由于还不知道是谁策划了暗杀，也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立即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我们一致同意，按照危机时期的标准，全球之内的美国军事部队应进入战备状态。几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再次打来电话，他要求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于下午晚些时候陪他去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等候运送其兄弟遗体的飞机到来。
博比·肯尼迪一到五角大楼，我们立即登上了一架直升飞机，飞往安德鲁斯。我们从波托马克河上飞过，透过舷窗默默地看着它。我们已经恢复了镇静，但仍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
我们到达安德鲁斯后不久，那架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