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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安德鲁斯后不久，那架蓝白相间的总统专机就慢慢地滑行在跑道上，最后停下了，登陆的指示灯仍未熄灭。
博比·肯尼迪转身对我说，要求我与他一起登上飞机。然而，事情似乎很明显，对于一个处于极大悲痛中的家庭，此时并不适合外人的介入，我只好推却了他的好意。
遗体搬下之后，我返回了家中，那些已发生的往事和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仍萦绕在我的脑际。约翰·F·肯尼迪与我最初并不相识，但后来我们则亲密无间。不像后来的一些政府首脑，他们大多将自己原来的助手拉入行政班子里，从原来的同僚逐渐发展成朋友关系。我们能够互相开玩笑，并可以互相大声嚷嚷。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总统之死对我来说，犹如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家里，我与玛格丽特一起勉强吃了点东西。刚刚吃完饭，博比·肯尼迪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打来电话，说杰基要求我能与她一起等候尸检的完成。我立即驱车前往医院，与杰基、博比、以及家庭中的其他人员坐在那里，一起静静地等候着。凌晨时分，我们陪伴着总统的遗体返回了白宫，在那间华丽的东厅里，棺材被安放在棺木架上，上面覆盖着一面国旗，这面他曾经为之效力并钟爱万分的旗帜，被柔和的烛光照亮了。
这时，人们在将总统安葬在哪里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些人认为，应将他安葬于马萨诸塞州他的家乡，我说，他并不只是马萨诸塞州的总统，而是美利坚合众国五十个州的总统，因此，首都才应是他的长眠之地。
我动身去挑选一块合适的地方，去了国防部负责管理的阿林顿公墓。这天早晨天色阴暗，下着细雨，墓地笼罩着薄薄的晨雾。看守人会见了我，我们一起并肩穿过了一块块环境雅致的墓地，白色的墓碑散立于各处，标志着一座座的陵墓。这些美国人都曾为他们的祖国效力，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也有些就像约翰·F·肯尼迪总统一样，服务于和平的时期里。当我们走到卡斯蒂斯—李陵墓的正下方时，我停住了。我抬眼远眺，目光穿过了纪念桥，甚至在这雾雨濛濛的天气中，也望到了相距遥远的林肯纪念堂。“就是这块地方了。”我平静地说了一声。
那天的晚些时候，我被介绍给一位公园服务处的管理员，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这位小伙子还陪同约翰·F·肯尼迪游览过阿林顿公墓。当我告诉他所选中的地点时，他点头称是。
“几周之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参观这里时，”他说道，“他也停在了这一地点上。他眺望了远处的群山，并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这里是华盛顿最美的景色。”
悲痛欲绝的杰基最终也同意了这个地点，下午的晚些时候，我与她一起来到了这个地方，当我们缓缓穿过这坟墓的海洋时，天气仍然阴沉沉的。我们来到了我选中的那块地方，杰基立即表示了赞同，仿佛出自一种天性和本能。一九九四年，她也被安葬在这同一块墓地上。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约翰·F·肯尼迪也并非完人。他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有时候，政治活动——尤其是他的下属们的政治活动——也会采用不光彩的形式。有一件事例极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一天，我接到罗德·马克利的电话，他过去曾是我的助手，这时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副总裁，负责政府方面的事务。他说他获悉了某些消息，并认为，我一定希望了解此事的详情。
他告诉我，雷德·达菲即福特公司的另一位副总裁，目前正主管其公司东海岸工厂向国防部出售产品的事务，有人告诉他，除非他的区域向民主党进行财政捐助，否则，合同将被取消。在福特之时，我曾与达菲共事多年。我问罗德·马克利，这件事情明显是违法的，达菲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报告，我对此事的确有些恼怒。罗德·马克利说，雷德·达菲担心我在部里提到此事后，有关人员会对福特公司采取报复行动。
我对罗德·马克利表示了感谢，挂上电话，并立即给空军监察长威廉·H·“莽汉”布兰查德中将打去电话。我说，“莽汉，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不要告诉别人，包括空军部长，也包括参谋长。”莽汉来了之后，我告诉了他我所听说的事情，并指示道：“我要求你先搁下手头的事情，全力调查这件事，并将结果直接向我汇报。”
大约一个月之后，我打电话给莽汉，询问他的进展情况。
他回答说，情况比所报告的还糟。他已经发现了其它的案件，与国内其它地方的一些公司有关。六个月之后，他将一份厚厚的报告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汇报了那些已发生的事情。当我问到谁应对此事负责时，他提到了一个人物，他说，总统的助手肯尼·奥唐奈将这个人派到了空军开发办公室。
我打电话给空军部长，指示他按照我的命令，立即开除那个人，并不做任何解释。然后，我给肯尼·奥唐奈送去了一份报告的副本，并附上了字条，说此人已不再为国防部工作了。我从未收到过对此事的答复。
对于总统的角色，约翰·F·肯尼迪有清楚的认识。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与他讨论了总统执政的问题。我画了下面这个简图：权力1961时间1969垂直的轴线代表着权力，平行的轴线标志着时间。“总统先生，”我说，“你带着极大的权力走进了办公室，我希望，在离开它时，你已经使用了这些权力，做了那些在你我眼里来看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而不是一事无成。”“鲍勃，”他说，“这正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思考着这方面的事情，并且，我认为，他将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行事。
约翰·F·肯尼迪总统也擅长退后几步来观察问题，以便更为广阔的察觉事物之间的各种关联。他善于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看问题。在他执政期间，我们几个人偶尔也于晚间聚会，讨论某些问题，这被称之为“核桃山研讨会”。一次，在白宫家庭住宅区中举行的聚会中，总统的助手阿瑟·施莱辛格带来了他的父亲，即哈佛著名的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先生，他是这次聚会的特邀嘉宾。非常遗憾，由于国防部的公务缠身，使我无法离开，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家中。
我问玛格丽特，我不在时谁在唱主角，“讨论进行的如何？”
“绝对精彩！”她说，“无人能够插上一句话！整个晚上都让约翰·F·肯尼迪的问题占去了：”你如何评价一个总统？‘’评价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您认为X总统比Y总统更伟大？‘“约翰·F·肯尼迪将世界看成为历史，他站在一个更深远的角度上来看问题。
他的确是一位非凡的领袖，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魅力和感召能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他都能打动他们的心灵，都能与他们友好地相处，对于政治领袖来说，这正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无价之宝。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幸运的感觉。
他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在他死后的许多年里，作为世界银行的总裁，我和玛格丽特到处旅行，曾到达过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到达过印度、尼日利亚和巴拉圭那些与世隔绝的小村庄，这里极少能见到美国人。正是在这些地方，一次又一次地，我们瞧见了他的像片，人们从报纸或杂志上撕下了这些相片，将它们钉在了棚屋的墙上，这是其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财产之一。人民需要英雄的形象，约翰·F·肯尼迪正适合了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仍活着的话，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也将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约翰·F·肯尼迪总统对国务院迪安·腊斯克的领导极不满意，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总统去世不久之后，当我从博比·肯尼迪和其他人那里听说，他有意在第二次连任时让我取代迪安·腊斯克，担任国务卿时，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我极有可能会谢绝这种邀请，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我对迪安·腊斯克有着深深的敬意和热爱，并且，我还从未认为，我具备了担任国务卿的资格。此后，在担任了七年的国防部长和十三年的世界银行总裁后，我的想法或许会截然不同，但是，当时如果约翰·F·肯尼迪硬要让我干的话，我则会敦促他任命麦乔治·邦迪，在历史、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知识上，我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在本书的叙述中，我已多次提到了麦乔治·邦迪。在我与他为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两位总统工作而共事的多年中，他的人品曾给予我极大的影响。这是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到的。纵览我的一生——无论是在福特、国防部，或者是在世界银行——我总是试图发现那些才华出众的人物，并“借助”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来增强我的能力。麦乔治·邦迪正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他二十二岁时成为哈佛的年轻教师，二十九岁时成为亨利·史汀生传记的作者，三十四岁时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是思维最为敏捷的人物之一。并且，就我对以往四十年的观察而言，迄今为止，他是国家安全顾问中最富才华的一位。
如果约翰·F·肯尼迪不死，他会如何来处理越南问题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已经无数次地向自己提出过这一问题。迄今为止，我一直拒绝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除了我前文已谈到的事情之外，其原因之一是，总统从未向我透露过，他对未来的考虑是什么。而且，在吴庭艳死之前，不管他是怎样考虑的，在南越政治事件的出现和影响下，他的看法也十有八九会大大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依据我的推测——或者是其他人的——无论已死的总统将如何行事，我都无法断言，我们的国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就截然不同了。通过对那些当时资料的反复审查，并利用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如果约翰·F·肯尼迪总统不死，他极有可能会把我们拖出越南的深渊。他将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南越人是无力保卫自己的，西贡当局在政治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而试图以大规模增派美军作战部队来弥补南越军力不足的举动，将是一个极不明智的行动。即使就像我相信的那样，他会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问题，即，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将会因此而陷入共产主义者之手中，我仍然坚信，他会做出上述的结论的。相比于我们今天的权衡，当时，他会认为损失是更为惨重的，但是，他仍会接受这一结果。这是因为，他将会清楚地意识到，他早已假定的那些前提条件——即，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而为了取得胜利，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政治基椽—均不可能具备。约翰·F·肯尼迪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撤离将会造成“多米诺”式倒塌的连锁反应，然而，他仍然会相信，在付出了鲜血的惨重代价后，坚守在那里最终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在执政之初，约翰·F·肯尼迪总统就要求其组阁班子中的官员，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去阅读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八月的枪炮》。他说，这本书清晰地描述了欧洲首脑们如何一错再错，结果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祸之中。并且，他强调地指出：“我决不愿意重蹈他们的复辙。”
在我们阅读了该书之后，约翰·F·肯尼迪总统又再次告诉我们，“我们将不会贸然地卷入战争。”
纵观其整个执政期间，约翰·F·肯尼迪似乎铭记着这一教训。一九六一年四月“猪湾”危机期间，他顶住了中央情报局和军界首领们的强大压力，恪守了自己的信条——就像他对已准备就绪、随时准备行动的古巴流亡者们所详尽解释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绝不会以武力介入的形式来支持入侵。他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即使情况已非常明显，就像其最终的结果那样，如果缺乏支持，这次入侵行动将会夭折的。
无独有偶，在古巴导弹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也目睹了同样明智的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危机的顶点——之时，总统的文武顾问中绝大多数已准备提出建议，如果尼基塔·赫鲁晓夫不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他于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国将对该岛发动攻击。
然而，那个星期六约翰·F·肯尼迪仍苦口婆心地反复地说着自己的观点——不仅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而且在其后由我、博比·肯尼迪、迪安·腊斯克和麦乔治邦迪参加的小型会议上——美国必须竭尽全力去避免卷入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