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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成为著名的“34A行动计划”。
两周以后，总统要求我去与他商讨有关越南问题。他向我发表了一通演说，他确信，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在做其应该做的事情。他要求我，在巴黎参加完北约组织会议返回的途中，去西贡看看，以查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更多的事情，并且，他特别问道，秘密行动的计划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大。⑥几个月来，在美国的支持和指导下，一个旨在反对北越的小规模秘密计划正在实施之中，其项目包括：间谍人员的打入，宣传材料的散发，情报的收集，以及广泛的破坏行动。
但是，由于河内共产党人严密的组织控制——这包括几乎每一个北越的村庄和城镇中的“街道委员会”，以致于，他们能够察觉最小的变化——因此，这一计划并未收到像样的效果。
因遵循打击北越，但又不由美军直接介入的方针，林登·B·约翰逊总统要求增加秘密计划实施的强度。
威廉·P·邦迪伴随我进行了这次旅行。就像他弟弟麦乔治·邦迪一样，威廉·P·邦迪也继承了他们父亲哈维·H·邦迪的正直和聪慧，老邦迪曾长期成为亨利·史汀生的助手。同约翰·T·麦克诺顿以及其后的保罗·C·沃恩克（他继承约翰担任了国防部部长助理，负责国际安全事务）一起，威廉·P·邦迪是我在越南问题上最可信赖的顾问之一。我们在巴黎的会晤结束后，即在奥利机场登上了一架军用喷气机，为了直飞南越，飞机尽其可能带上了足够的燃料。我们在大雾中向跑道上移去，喷气机的引擎开始加速做起飞的准备，这时，一架TWA客机突然在我们前方的雾中隐现出来，几分钟之前，它刚刚降落在这里。我们的驾驶员萨顿机长急速地拉动了刹车，几秒钟之内（时间好像停止了一样），恐惧笼罩着我们，我们都惊呆了。这时，轮胎、机轮和刹车闸里喷出了火焰，我们急忙从紧急出口撤离了飞机，但是，萨顿机长的高超技术却挽救了我们，以及那架TWA客机上约一百五十人的性命。
直到这时为止，我所得到的军事情报均认为，我们在越南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收到了一份国防情报处送来的备忘录，它指出，越共在去年并未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是，他们却成功地维持、甚至改进了其战斗能力。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除非南越军队增强其行动，越共将很可能增加其活动。
这一令人沮丧的新估价，在十二月十九到二十日我召开的西贡会议上，再次得到了证实。事情非常清楚，推翻吴庭艳的政变已造成了政治权力上的真空，那些南越的军队将领们迫不及待地填补了这一空缺，他们热衷于西贡的政坛角逐，而大大忽略了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另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是，南越的军官们提供的情报大大失实，蒙蔽了我方军援人员的眼睛，致使他们在以前的汇报中，大大夸张了军事进展的情况。在我们返回之后，约翰·A·麦科恩向总统汇报说：“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去年乃至去年以前，我们从南越军官那里得到的统计数据，以及美国人员所提供的情报，均存在着严重的失实，而我们却使用它们估价了战争发展的趋势。”
在我们西贡的会议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上将都同意，南越进行战争的物质资源——包括美国提供的训练援助和装备物资——已经到位了，但是，他们同样认为，南越必不可少的领袖人物到目前尚未出现。然而，他们还认为，尽管形势已极为严重，但其绝非已无法挽救。
为了加强越南人的实力，保罗·D·哈金斯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制定了一个计划，打算扩大秘密行动的规模。这也是对我早先要求的答复。以后，主管审查这类计划的联合机构303委员会也批准了该计划。随后，在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约翰·A·麦科恩和我的建议下，总统批准了一个为期四个月的试验性计划，将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开始实施。该计划旨在使北越确信，停止对南越的入侵也将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今天回想起来，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竟是如此的荒谬，以致于我们做出了毫无价值的努力——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返回华盛顿后，对于新闻界，我的谈话还是稍有保留的。在战争期间，或许，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是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坦率和诚实。我认识到，令人失望的评论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正在支持的人们（南越人），也会使我们企图战胜的一方（越共和北越人）受到鼓舞。这是一个极为深奥、而又难以忍受的伦理道德的两难窘境：在战争和危机时期，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如何能在其人民面前保持彻底的坦诚，而又不使敌人受到丝毫的鼓舞和宽慰？
总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两次采访中，我是这样说的：“我们注意到，越共的活动已极为明显地增加了”（这是真实的）；但是，然后我又补充道，“我们考察了南越的计划，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会获得成功”（这充其量是一种夸大的说法）。
在对总统的报告中，我的看法则是极为坦率和沮丧的，“局势极为糟糕，”我告诉他，并预言道，“除非在随后的两到三个月中出现逆转，否则，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实现中立化已是最佳结果了，而更为可能的则是，共产党人最终控制了这个国家。”
我告诉他，无论是吴庭艳的继承者，还是美方人员中都存在着问题。南越的将军们均无执政的才能，他们明争暗斗、内讧不断，在战场上却仍在节节败退。反对政变的人曾担心出现这种最糟的局面，不幸的是，这种结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美方人员则缺乏统一的领导，他们很少交流信息，犹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我严厉地指责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批评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职。实际上，他从不与保罗·D·哈金斯进行接触，并独自把持了从华盛顿发来的重要电报，拒绝让对方看到电文。我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根本就不懂如何来指挥一次综合性的行动，而美国在南越的人员正处于此类行动中。我补充道，迪安·腊斯克、约翰·A·麦科恩也与我持有相同的看法，我们都打算帮助他，然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其一生都是一位一意孤行者——根本就不听劝阻。不管怎么说，目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还担任着大使的职务。
我们返回华盛顿不久后，总统收到了一份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提交的备忘录，该文件建议，美国应谋求建立一个中立的东南亚——既不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也不受到中国人的控制，这可通过某种形式的停战或其他的方法来实现。总统要求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此方案做出反应。
我们三人一致认为，迈克·曼斯菲尔德的方案将会导致南越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并会对美国和西方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我呈述了当时美国最高层文武官员们的基本看法：在东南亚，老挝将几乎肯定会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柬埔寨可能会做出一副中立的姿态，而实际上，则接受共产党人的统治。泰国所做出的姿态将会更加摇摆不定，而早已受到印度尼西亚骚扰的马来西亚也会做出相同姿态。甚至，缅甸也会将这种局势的发展视为一种清楚的标志，即，这一地区目前将只能完全地纳入共产主义阵营之中（这也将对印度的安全产生严重的后果）。
总而言之，即使美国对泰国持有坚定的立场，即使马来西亚也做出坚定的姿态，即使诸如法国之类相距遥远、尚未介入的力量，也支持“中立”的概念，但一个真正“中立”的东南亚，似乎仍无可能出现于事态的这种发展中。
在其它亚洲国家、以及在其它地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国家的眼里，南越将不仅是对美国坚定性的一种考验，而且也是对美国处理“民族解放战争”能力的一种特殊考验。就亚洲范围而言，事情是极为明显的——例如，对日本来说——美国的脱身及对共产党人统治的认可，将会严重地影响人们的信心。广而言之，任何一个在未来受到共产党人威胁的国家，也无疑会有理由怀疑，我们是否将会对他们负责到底。甚至，从理论上而言，即使在拉丁美洲那些偏远的地区，这一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的。
我之所以广征博引了我的备忘录，这是基于两点理由：为了表明，对于选择我们的现行越南政策上——即中立化或撤离——我们的分析和讨论竟是如此的肤浅和有限度；并且，也为了阐明，对于美国和西方的安全来说，东南亚的丧失将产生严重的后果，目前这一情形已被提交到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面前，无论就其紧迫性还是其详细程度而言，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备忘录强化了总统早已持有的立常由于我们训练战略在几个月前，已表现出失败迹象，我们的态度也开始几乎难以察觉到地逐渐倾斜——到了直接运用美军作战部队解决问题的立场上。我们之所以依此行事，是因为我们的担忧正在不断地增加——事后来看，极为明显，这是一种夸大了的恐惧——担心如果我们不依此行事，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然而，我们并未就某些重要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这包括：从最远的程度而言，究竟需要何种类型的美军部队？我们取得成功的把握上，究竟有多大？或者说，如果我们提供军事部队，那么，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以及人员的伤亡上，我们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的确，这些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被严格地审查过。
一个深不可测、变化多端的深渊，就在我们的脚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进行更为激烈行动的建议。他们声称，总统在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73号中已无条件地指出，“要确保……在南越取得胜利。”事实并非如此，总统肯定不会不顾及人员伤亡的代价。联席会议的成员们继续说，“为了取得胜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是，美国必须准备抛弃众多的自我设置的限制，因为它们目前已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并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尽管，这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然而，成功的把握和付出的代价究竟是多少呢？这一备忘录并未回答，并且，在以后的四年中，我所收到的备忘录也从未回答这些军事上的关键问题。
总统、他的顾问人员和我，也像联席会议的成员们一样，忽视了这一问题，这是不能原谅的。我们的职位要求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尽管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没有主动提到这些问题，而我们却应该要求他们做出回答。小布鲁斯·B·帕尔默上将于一九六七年在越南担任了军长的职务，后来又成为驻越军援司令部的副司令，并于一九六八年成为了陆军副参谋长，他后来写道：“在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向总统或国防部长指出过，我们正在实施的战略方案或许会遭到失败，以及，美国将无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认为，这一批评的确合情合理，但是，我们——他们的非军方上级——也犯有同样的失误，即没有强迫他们做出这样的估价。
为什么我们忽略了提出的这些疑问，并找出它们的答案呢？我将还会更为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也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当时还承担了许多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成为我们失败的部分原因。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以及苏联对欧洲的威胁，这些都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我们也没有一个专门处理越南问题的高层班子，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越南的危机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唯一需要处理的事务，它只是我们盘子中的一道菜而已。我们在目标上也缺乏灵活和可变性，并且，我们从未对那些与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进行真正的研究和分析。这些方面加在一起，使我们就像一位内心充满了烦恼、肩背重负的行者，手里却攥着一张只标明了一条路的地图。渴望前进的强烈动机驱使着我们不停地前进着，却从未停下来去进行充分的探索，以判明别的途径是否也会通向我们的目的地。
在备忘录中，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也指出：“我们与南越人正在按敌人的标准进行着这场战争，”并且，“痛苦地受到了我们自己设置的限制的约束。”这些限制包括“将战争保持在南越的边境之内，”以及“避免直接使用美军的作战部队。”他们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