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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思维的活力和准确性，而数学课的老师则告诉我，应将数学视为一个思维的过程——它是一种语言，虽然不能表达全部。但足以表达人类的大部分活动。它给予我意想不到的启示，时至今日，我仍将数量关系作为一种语言，它有助于我更为准确地看待世界。当然，在道德、美和爱情等问题的纠纷上，数量的分析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当我们克服贫穷和财政赤字，或防止国民卫生计划失败时，它则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此外，预备军官训练队的经历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而当时我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此点。伯克利是一所享用政府的土地，利用公共开支经营的大学，因此，那时每一位男性学生都必须接受为期两年的军事训练。我申请了一个必须四年之内完成的海军训练计划，但由于视力不佳，没有如愿以偿。这样，我只好在陆军预备军官训练队中服务了两年。
据我所知，在那些年中，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军事问题。我和同学们也都毫无例外地认为，这些训练只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形式，与我们的世界毫无关系。军训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勉强列队从校长面前走过，接受了他的检阅，然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扔掉了枪支——让它见鬼去吧！那些年代中，我们对诸如乔治·马歇尔、哈普·阿诺德、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等一代职业军官的行为极为不解，他们义无反顾地坚守在那一不被人们重视的岗位上。不管经济是否萧条，马克斯威尔·泰勒等人都完全可以辞去职务，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为自己挣上一笔不小的财富。然而，他们毅然选择了为国家服务，并且在灾难降临时，拯救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会永远感激他们。
离开伯克利之后，我进入了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为了适应将来获取一份工作的需要，我涉猎了各种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绝大多数师长似乎确信，赚钱是商业的唯一目的，但也有为数不多的人，包括我的财政管理学教授罗斯·G·沃克和市场学教授埃德蒙·P·勒尼德，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商业中的首领不仅应对其股东负责，也应服务于社会，尽其职责，一家公司在为自己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应满足社会的要求。我认为，罗斯·G·沃克和埃蒙德·P·勒尼德都会欣赏这样一句话，“仁慈之心和精明的头脑并非水火不能相容”。这也成为了我一生中的座右铭。
哈佛的确令我入迷，但思念加州的情感却也占据在我的心间。一九三九年刚刚毕业，我就返回了旧金山，接受了一份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次年夏天，商学院院长华莱士·多纳姆要求我返回学校，担任初级的教学工作。
院长需要一个即刻的答复——此时距学期的开始仅有六周的时间——但是，我告诉他，我个人无法做出最后的抉择。
我解释说，我已经向一位女士求婚，如果我说服她嫁给我，我将会返回哈佛，否则，答案就会是否定的了。此时，玛格丽特正在度假途中，她与其母亲和姑妈正驾车横穿美国大陆。在巴尔的摩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我终于找到了她们，通过那里的一架付费电话，她听到了——并且接受了——我的求婚。在返回加州的途中，她意识到已几乎没有时间为婚礼做准备，所以，从明尼苏达的雷德温，她发来电报，“该印制婚礼请帖了——你的中间名叫什么？”“斯特兰奇”（斯特兰奇一名在英文中与“奇怪”一词字母相同，均为Strange，故造成了玛格丽特下面的误会——译者），我回电道。这一名字也是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奇怪也无关系，”她又回电问，“名字叫什么？”
我们住进了剑桥市一套一间居室的公寓——我们只能在浴缸中清洗餐具——但一年多的生活却是极为美满的，即使在梦中也不过如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五个星期之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在一九四二年初期，商学院与美国陆军航空兵签订了合同，培训统计管理军官。航空兵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当闪电战的攻势在欧洲开始之时，我们已有将迈一千八百架飞机和五百名飞行员。到一九四○年五月希特勒入侵法国时，罗斯福总统发出号召，每年至少要生产五万架飞机。其结果似乎是，陆军在一夜之间发现，它所试图管理的，正是国家中最大和最复杂的企业之一，因此，它不得不向哈佛伸出了救援之手。
航空兵统计管理项目的主管是一位风风火火、极有才华的青年军官，被称为查尔斯·B·桑顿。他的工作成效直接影响到空战方面的部长助理罗伯特·A·洛维特的工作。罗伯特·A·洛维特几乎已经江郎才尽了，曾几何时，他还是一位蜚声纽约金融界的投资银行家，精通关键信息的处理和利用。
但是，他接手的航空兵却缺乏正规可用的信息，以致于无法依据那些现有的资料来定出行动的计划和方案。
查尔斯·B·桑顿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管理系统。
不久，不管美国空军飞往何地，安置在各个单位中的工作人员都能记录下一些基本的信息。诸如，飞机的状况（临战前的准备、维修情况、故障情况），人员状况（受训类型、伤亡情况、补充的需要），以及行动状况（飞行任务的次数和类型、攻击目标的情况、成功的程度和人员与设备的损失的情况等等）。根据这些报告，司令官将可得到一份最新的图样，记录美国空军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及其弱点。查尔斯·B·桑顿的兴趣并非仅仅在于建立一个工作人员的王国，他的思想更为深刻。他认为，如果聪明地利用，这些系统和信息将有助于我们赢得战争。这正是统计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为成为其中一分子而感到激动不已的原因所在。
渴望为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和几位同僚接受了多纳姆院长的请求，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教学工作。一九四三年初期的日子里，战争部要求我和另一位年轻的教授迈尔斯·梅斯直接与美国第八航空队一起工作，它刚刚在英格兰被建立起来。尽管，我们最初是作为非军事的咨询人员进入战争部的，但有迹象清楚地显示，不久之后，我们就会接到军官的委任书。
基于两点理由，迈尔斯·梅斯和我都可免服军役——我们都在军校任教，并且我们的孩子都还歇—但是，我们都接受了请求。没有玛格丽特的支持，我从未自愿或者说能够自愿做出某些行动，尽管要做出明显的付出，她还是非常热情地支持了我。如果我一旦牺牲，至少。她的经济状况将会陷入困境。眼前就有令人担心的事情：按计划，我们将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伦敦。由于担心飞行事故，同僚们极力主张我购买人身保险（事实上，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在下一次航程中，就撞毁在里斯本了），我不得不从商学院院长那儿借了一百美元，以付那张金额为一万美元保险单的保险金。
在以后的三年中，我服役的地点不断变化，包括英格兰、堪萨斯、印度、中国、华盛顿特区、太平洋和俄亥俄。在运用中，查尔斯·B·桑顿的方法也总在不断地变化，变化也带来了新的事务和机遇，这样，到一九四六年一月离开军队时，我已升至了中校军衔，并荣获了由航空兵首领哈普·阿诺德将军颁发的功勋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这时，玛格丽特和我正双双躺在病床上，我们患上了骨髓灰质炎，住进了俄亥俄州代顿的航空兵地区医院。我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大约六周之后，就基本痊愈了。玛格丽特的情况却非常严重，有一段时间，医生曾说，她会丧失抬起胳膊和腿下床的能力了。那年秋天，在哈佛医学院院长的帮助下，玛格丽特转入了巴尔的摩的儿童医院，这里的矫正学医疗技术是国内第一流的。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的治疗，以及玛格丽特的生命活力和她的顽强意志——终于使她得到了康复。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极为高昂的费用。
与此同时，查尔斯·B·桑顿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召集那些曾在他手下工作的老兵们，组成一个整体，从事民用事业的工作。按照查尔斯·B·桑顿的想法，我们将会寻找一家需要按现代水平进行重新组织的大公司，由它来一揽子雇佣查尔斯·B·桑顿和他的团队。这一人胆无畏的计划正是查尔斯·B·桑顿风格的典型写照。当他要求我作为他的副手加入这一团队时，我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其想法，我解释说，我和玛格丽特想要重返哈佛，找回我们失去的生活。
查尔斯·B·桑顿仍然锲而不舍地说服我，终于，他坦率的言语触动了我的心弦：“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你应该知道，你不能回到哈佛去，因为在那里，你绝无可能还清玛格丽特欠下的医疗费。”这时，他确信已找到了一个买家——亨利·福特二世，他刚从其公司的缔造者——他祖父手里继承了财产，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我仍然觉得查尔斯·B·桑顿的计划有点离奇，但是我告诉他，我会考虑他的请求，条件是，我们将亲赴密执安的福特公司总部，会见年轻的福特，听到他需要我们的亲口许诺，以及如何有效使用我们的计划。
几周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仍然身穿着军服的我们几个人，驱车抵达了密执安州的迪尔伯恩。我们会见了亨利·福特二世和他主管劳资关系的副总裁约翰·巴加斯。约翰·巴加斯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主管底特律办公室的事务。四十年代初期，老福特先生雇佣他保护自己的孙子们——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与美国的许多富人相同，几年前，林德伯格孩子遭绑架的事件，引起了福特内心的震动）。
公司的外表显得格外的粗糙。约翰·巴加斯稍后向我讲述了哈里·贝内特的故事。他曾是一名海军的职业拳击手，从做福特子孙们的保镖开始，进入了主办公大楼地下室的一间大办公室，掌握了一定的权力。然而，他仍然旧习不改，他喜欢将装着子弹的枪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有时，当客人来拜访他时，他会抽枪射击，子弹从客人的肩膀上方飞过，射到墙上。一九四三年，亨利·福特二世决定将哈里·贝内特请出公司，并要求约翰·巴加斯去办理此事。约翰·巴加斯想到了哈里·贝内特惯常的做法，于是，在到哈里·贝内特的办公室去之前，他背上了在联邦调查局时使用的肩带，将手枪插在里边，以防哈里·贝内特向他射击。然而，哈里·贝内特却异常平静地离开了。
当战争结束之际，约翰·巴加斯认为，在他升至公司最高层的道路上，已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这时，在福特公司最高层的一千名管理人员中，大学毕业者寥寥无几。所以，当我们这伙人出现之时，他将我们视为了竞争的对手，内心的恐惧感油然升起。在拜会亨利·福特二世的过程中，约翰·巴加斯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噢，亨利·福特二世，如果你想要雇佣这些人……”亨利·福特二世打断了他的话语：“约翰·巴加斯，我得给你说几遍，我要雇佣他们！这事早已决定了。”
按照约翰·巴加斯的想法，这事还并没有被最后决定。一九四六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当我们在迪尔伯恩总部汇报工作时，他又将我们打发到福特公司巨大的里佛红铁粉厂，那里设有招工机构，距此大约一英里的路程。我们在那里获悉，将要参加为期两天的测验和考试。我所听说过的各种测试，向我们轮番轰来：智商测验、成就测验、性向测验、领导能力测验。显而易见，约翰·巴加斯正在寻找我们的弱点，以便他能够以此说服亨利·福特二世，放弃那个错误的决定。
测试完毕之后，我猜想我干得不错——那些工业心理学专家中的一位向我解释，我的得分属于很高的档次，并且，公司将我们这些人都安排到了领导岗位上。但是，直到后来，我才获悉，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这些人考得是如何的出色。在推理和思维能力方面，我们中间的四位的得分，属于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而在实际判断的测试中，我们十个人也获得了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这对心怀鬼胎的约翰·巴加斯不能不是当头一棒。
参与决策的成熟头脑和我们岁数的年轻，使我们获得了“神童”的雅号，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就像汽车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样，我们也碰撞着福特的区域文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融入底特律的社会格局中。汽车行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都居住在格罗斯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