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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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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思维的活力和准确性,而数学课的老师则告诉我,应将数学视为一个思维的过程——它是一种语言,虽然不能表达全部。但足以表达人类的大部分活动。它给予我意想不到的启示,时至今日,我仍将数量关系作为一种语言,它有助于我更为准确地看待世界。当然,在道德、美和爱情等问题的纠纷上,数量的分析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当我们克服贫穷和财政赤字,或防止国民卫生计划失败时,它则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此外,预备军官训练队的经历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而当时我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此点。伯克利是一所享用政府的土地,利用公共开支经营的大学,因此,那时每一位男性学生都必须接受为期两年的军事训练。我申请了一个必须四年之内完成的海军训练计划,但由于视力不佳,没有如愿以偿。这样,我只好在陆军预备军官训练队中服务了两年。
  据我所知,在那些年中,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军事问题。我和同学们也都毫无例外地认为,这些训练只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形式,与我们的世界毫无关系。军训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勉强列队从校长面前走过,接受了他的检阅,然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扔掉了枪支——让它见鬼去吧!那些年代中,我们对诸如乔治·马歇尔、哈普·阿诺德、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等一代职业军官的行为极为不解,他们义无反顾地坚守在那一不被人们重视的岗位上。不管经济是否萧条,马克斯威尔·泰勒等人都完全可以辞去职务,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为自己挣上一笔不小的财富。然而,他们毅然选择了为国家服务,并且在灾难降临时,拯救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会永远感激他们。
  离开伯克利之后,我进入了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为了适应将来获取一份工作的需要,我涉猎了各种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绝大多数师长似乎确信,赚钱是商业的唯一目的,但也有为数不多的人,包括我的财政管理学教授罗斯·G·沃克和市场学教授埃德蒙·P·勒尼德,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商业中的首领不仅应对其股东负责,也应服务于社会,尽其职责,一家公司在为自己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应满足社会的要求。我认为,罗斯·G·沃克和埃蒙德·P·勒尼德都会欣赏这样一句话,“仁慈之心和精明的头脑并非水火不能相容”。这也成为了我一生中的座右铭。
  哈佛的确令我入迷,但思念加州的情感却也占据在我的心间。一九三九年刚刚毕业,我就返回了旧金山,接受了一份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次年夏天,商学院院长华莱士·多纳姆要求我返回学校,担任初级的教学工作。
  院长需要一个即刻的答复——此时距学期的开始仅有六周的时间——但是,我告诉他,我个人无法做出最后的抉择。
  我解释说,我已经向一位女士求婚,如果我说服她嫁给我,我将会返回哈佛,否则,答案就会是否定的了。此时,玛格丽特正在度假途中,她与其母亲和姑妈正驾车横穿美国大陆。在巴尔的摩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我终于找到了她们,通过那里的一架付费电话,她听到了——并且接受了——我的求婚。在返回加州的途中,她意识到已几乎没有时间为婚礼做准备,所以,从明尼苏达的雷德温,她发来电报,“该印制婚礼请帖了——你的中间名叫什么?”“斯特兰奇”(斯特兰奇一名在英文中与“奇怪”一词字母相同,均为Strange,故造成了玛格丽特下面的误会——译者),我回电道。这一名字也是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奇怪也无关系,”她又回电问,“名字叫什么?”
  我们住进了剑桥市一套一间居室的公寓——我们只能在浴缸中清洗餐具——但一年多的生活却是极为美满的,即使在梦中也不过如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五个星期之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在一九四二年初期,商学院与美国陆军航空兵签订了合同,培训统计管理军官。航空兵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当闪电战的攻势在欧洲开始之时,我们已有将迈一千八百架飞机和五百名飞行员。到一九四○年五月希特勒入侵法国时,罗斯福总统发出号召,每年至少要生产五万架飞机。其结果似乎是,陆军在一夜之间发现,它所试图管理的,正是国家中最大和最复杂的企业之一,因此,它不得不向哈佛伸出了救援之手。
  航空兵统计管理项目的主管是一位风风火火、极有才华的青年军官,被称为查尔斯·B·桑顿。他的工作成效直接影响到空战方面的部长助理罗伯特·A·洛维特的工作。罗伯特·A·洛维特几乎已经江郎才尽了,曾几何时,他还是一位蜚声纽约金融界的投资银行家,精通关键信息的处理和利用。
  但是,他接手的航空兵却缺乏正规可用的信息,以致于无法依据那些现有的资料来定出行动的计划和方案。
  查尔斯·B·桑顿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管理系统。
  不久,不管美国空军飞往何地,安置在各个单位中的工作人员都能记录下一些基本的信息。诸如,飞机的状况(临战前的准备、维修情况、故障情况),人员状况(受训类型、伤亡情况、补充的需要),以及行动状况(飞行任务的次数和类型、攻击目标的情况、成功的程度和人员与设备的损失的情况等等)。根据这些报告,司令官将可得到一份最新的图样,记录美国空军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及其弱点。查尔斯·B·桑顿的兴趣并非仅仅在于建立一个工作人员的王国,他的思想更为深刻。他认为,如果聪明地利用,这些系统和信息将有助于我们赢得战争。这正是统计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为成为其中一分子而感到激动不已的原因所在。
  渴望为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和几位同僚接受了多纳姆院长的请求,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教学工作。一九四三年初期的日子里,战争部要求我和另一位年轻的教授迈尔斯·梅斯直接与美国第八航空队一起工作,它刚刚在英格兰被建立起来。尽管,我们最初是作为非军事的咨询人员进入战争部的,但有迹象清楚地显示,不久之后,我们就会接到军官的委任书。
  基于两点理由,迈尔斯·梅斯和我都可免服军役——我们都在军校任教,并且我们的孩子都还歇—但是,我们都接受了请求。没有玛格丽特的支持,我从未自愿或者说能够自愿做出某些行动,尽管要做出明显的付出,她还是非常热情地支持了我。如果我一旦牺牲,至少。她的经济状况将会陷入困境。眼前就有令人担心的事情:按计划,我们将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伦敦。由于担心飞行事故,同僚们极力主张我购买人身保险(事实上,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在下一次航程中,就撞毁在里斯本了),我不得不从商学院院长那儿借了一百美元,以付那张金额为一万美元保险单的保险金。
  在以后的三年中,我服役的地点不断变化,包括英格兰、堪萨斯、印度、中国、华盛顿特区、太平洋和俄亥俄。在运用中,查尔斯·B·桑顿的方法也总在不断地变化,变化也带来了新的事务和机遇,这样,到一九四六年一月离开军队时,我已升至了中校军衔,并荣获了由航空兵首领哈普·阿诺德将军颁发的功勋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这时,玛格丽特和我正双双躺在病床上,我们患上了骨髓灰质炎,住进了俄亥俄州代顿的航空兵地区医院。我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大约六周之后,就基本痊愈了。玛格丽特的情况却非常严重,有一段时间,医生曾说,她会丧失抬起胳膊和腿下床的能力了。那年秋天,在哈佛医学院院长的帮助下,玛格丽特转入了巴尔的摩的儿童医院,这里的矫正学医疗技术是国内第一流的。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的治疗,以及玛格丽特的生命活力和她的顽强意志——终于使她得到了康复。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极为高昂的费用。
  与此同时,查尔斯·B·桑顿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召集那些曾在他手下工作的老兵们,组成一个整体,从事民用事业的工作。按照查尔斯·B·桑顿的想法,我们将会寻找一家需要按现代水平进行重新组织的大公司,由它来一揽子雇佣查尔斯·B·桑顿和他的团队。这一人胆无畏的计划正是查尔斯·B·桑顿风格的典型写照。当他要求我作为他的副手加入这一团队时,我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其想法,我解释说,我和玛格丽特想要重返哈佛,找回我们失去的生活。
  查尔斯·B·桑顿仍然锲而不舍地说服我,终于,他坦率的言语触动了我的心弦:“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你应该知道,你不能回到哈佛去,因为在那里,你绝无可能还清玛格丽特欠下的医疗费。”这时,他确信已找到了一个买家——亨利·福特二世,他刚从其公司的缔造者——他祖父手里继承了财产,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我仍然觉得查尔斯·B·桑顿的计划有点离奇,但是我告诉他,我会考虑他的请求,条件是,我们将亲赴密执安的福特公司总部,会见年轻的福特,听到他需要我们的亲口许诺,以及如何有效使用我们的计划。
  几周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仍然身穿着军服的我们几个人,驱车抵达了密执安州的迪尔伯恩。我们会见了亨利·福特二世和他主管劳资关系的副总裁约翰·巴加斯。约翰·巴加斯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主管底特律办公室的事务。四十年代初期,老福特先生雇佣他保护自己的孙子们——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与美国的许多富人相同,几年前,林德伯格孩子遭绑架的事件,引起了福特内心的震动)。
  公司的外表显得格外的粗糙。约翰·巴加斯稍后向我讲述了哈里·贝内特的故事。他曾是一名海军的职业拳击手,从做福特子孙们的保镖开始,进入了主办公大楼地下室的一间大办公室,掌握了一定的权力。然而,他仍然旧习不改,他喜欢将装着子弹的枪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有时,当客人来拜访他时,他会抽枪射击,子弹从客人的肩膀上方飞过,射到墙上。一九四三年,亨利·福特二世决定将哈里·贝内特请出公司,并要求约翰·巴加斯去办理此事。约翰·巴加斯想到了哈里·贝内特惯常的做法,于是,在到哈里·贝内特的办公室去之前,他背上了在联邦调查局时使用的肩带,将手枪插在里边,以防哈里·贝内特向他射击。然而,哈里·贝内特却异常平静地离开了。
  当战争结束之际,约翰·巴加斯认为,在他升至公司最高层的道路上,已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这时,在福特公司最高层的一千名管理人员中,大学毕业者寥寥无几。所以,当我们这伙人出现之时,他将我们视为了竞争的对手,内心的恐惧感油然升起。在拜会亨利·福特二世的过程中,约翰·巴加斯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噢,亨利·福特二世,如果你想要雇佣这些人……”亨利·福特二世打断了他的话语:“约翰·巴加斯,我得给你说几遍,我要雇佣他们!这事早已决定了。”
  按照约翰·巴加斯的想法,这事还并没有被最后决定。一九四六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当我们在迪尔伯恩总部汇报工作时,他又将我们打发到福特公司巨大的里佛红铁粉厂,那里设有招工机构,距此大约一英里的路程。我们在那里获悉,将要参加为期两天的测验和考试。我所听说过的各种测试,向我们轮番轰来:智商测验、成就测验、性向测验、领导能力测验。显而易见,约翰·巴加斯正在寻找我们的弱点,以便他能够以此说服亨利·福特二世,放弃那个错误的决定。
  测试完毕之后,我猜想我干得不错——那些工业心理学专家中的一位向我解释,我的得分属于很高的档次,并且,公司将我们这些人都安排到了领导岗位上。但是,直到后来,我才获悉,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这些人考得是如何的出色。在推理和思维能力方面,我们中间的四位的得分,属于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而在实际判断的测试中,我们十个人也获得了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这对心怀鬼胎的约翰·巴加斯不能不是当头一棒。
  参与决策的成熟头脑和我们岁数的年轻,使我们获得了“神童”的雅号,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就像汽车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样,我们也碰撞着福特的区域文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融入底特律的社会格局中。汽车行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都居住在格罗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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