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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围绕着一份草拟的行动计划而展开，该计划在华盛顿已被拟定，但尚未得到总统、迪安·腊斯克或我的认可。其主要的内容包括：一份提交给国会的议案，与河内的接触和联系，以及一系列逐步增强的军事压迫行动，其顶点是对北越进行有限度的空中袭击（这将尽最大可能由南越的空军来执行）。几天以前，一份《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已做出结论，这样的计划极有可能导致，河内在支持起义和暴动方面收敛一些，尽管，它同时也强调，河内方面仍有可能一意孤行。
结合这个行动计划，四方面的事情被进行了讨论：无论是向北越发动空袭，还是策划一场军事进攻来打击北越，西贡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准备；鉴于中国人介入的可能性，几个师的美军需要进行部署，以阻止其进攻；美国公众仍未完全相信，东南亚对美国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国会做出适当的决议将会有助于取得双重的效果，既可表现出美国的决心，也可教育那个国家。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所面临的那些基本问题，仍然没有被提出和进行回答。会议结束之时也未对此做出结论。
对于这个草拟的行动计划，我们并未做出决定。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描述火奴鲁鲁的讨论，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我们已接近了重大升级的边缘——但却未对其后果或其它的选择做充分的考察——除非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二、由于尚未做出扩大军事行动的决定，政府决定，将向国会提交草拟议案的时间推迟到九月，因为，估计到那时，参议院将会完成公民权议案的审批。以后，批评者们曾指责说，总统在几个月中一直将议案揣在兜里，以等候时机——或者说创造时机——使它“溜”过毫无戒心的国会。这纯属无稽之谈。
我刚从火奴鲁鲁返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不包括主席）就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确定出“对东南亚的合理军事目标”，并且，也没有批准“实现该目标的军事行动方针”。他们提出了两条方针：首先应当选择的是，摧毁北越的意志和能力：“次之”的选择是，中止它对南方起义和暴动的支持。然而，他们却没有就任何一条方针提出计划。
当马克斯威尔·泰勒阅读了他们的备忘录后，他指出，这并不是“我们选择方案的准确或完整的表述。”他进而对他们的首选方针表示了反对，它将“极有可能会引起升级的风险。”
随着一九六四年共和党总统竞选运动的白热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他应当辞去现职，集中精力去加强他党派中的温和派的实力。对于加强美国驻南越队伍的实力，此时正是一个绝好的良机，首先，需要选派一名尽可能强有力的大使。麦乔治·邦迪、威廉·P·邦迪和我都主动想揽下这个差事，但是，总统选中了马克斯威尔·泰勒，并还委派了U·亚历克斯·约翰逊去协助他。除了以威廉·威斯特摩兰替换保罗·D·哈金斯一事之外，此举也标志着，总统已决心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去增加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和行动的作用。
在总统决定不派我出任南越大使之后不久，由于一九六四年大选近在眼前，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他副总统竞选伙伴的提名。新闻界早已推测过此事——例如，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就曾提到了这种可能性。然而，我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非常了解，我知道，如果我表示了同意，他以后或许会再次考虑，并撤回邀请的。总之，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但是，总统仍有计划在等着我，八月一日他对我说，在他下一届任期中，他要我担任他“主管内阁事务的首席行政副总统。”
林登·B·约翰逊从未解释过这句话的含义，但他的确常常要求我处理一些防务之外的事务，只要我能够做的话，我总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我拒绝了林登·B·约翰逊作为副总统竞选伙伴提名的请求，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成功的概率极歇—恰恰相反。回首往事，我认为，假如我能有幸来世再生，我将会抓住一切机会去训练自己，争取参加竞眩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中，解决众人间存在的差异，找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方针，使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这正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这既是对他的挑战，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在当时，我还缺乏政治家的素养和技艺，我对此了如指掌。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从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会收到了另一份评价材料。它提出了一个疑问，总统在几天前也已提到过这个问题，即：南越和老挝的丧失极有可能在东亚引起“多米诺效应”。既不会负参与决策的责任，也没有为以前政策进行辩护的必要，这些政府中最高层、经验最丰富的情报分析专家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南越和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共产党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共产党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他们继续说道：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的共产党人也会受惠无穷。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的大战，可以毫无风险地走向最终的胜利。他们早已将南越视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并大造舆论。相比于苏联比较谨慎的姿态而言，南越和老挝的最后结果，将更为显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立常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结果对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出现更为积极的革命运动，将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们的分析似乎再次证实了我与其他一些人的恐惧——回溯往事时似乎体会不到，但当时的确如此——西方的遏制政策在越南面临着极其严重的风险，而我们则仍然沿着危险边缘滑向深渊。
第五章 东京湾决议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
美国距离在越南宣战最近的一次事件是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东京湾决议。影响这项决议的客观环境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激烈争论，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一九六四年八月之前，美国人民对越南的事态发展极少给予关注，战争似乎极为遥远。东京湾改变了这种状况。就短期而言，美国在东京湾的军舰受到袭击，随之而产生的国会决议带来了美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越战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就长期而言，约翰逊政府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总是援引这项决议来证明其在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符合宪法规定。
国会承认这项决议赋予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巨大权力，但不认为总统有权宣战，不认为这项权力可像过去一样用来大幅度扩充驻越美军数量——从一万六千名军事顾问增至五十五万战斗部队。如果没有这项决议，在以后几年中，宣战和动用大量战斗部队也许是不可能的。
许多人把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的九天视为“二十五年战争”中争论最大的一个时期。这一点并不奇怪。
三十年来，围绕下述问题，激烈的争论持续不断：在东京湾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是如何向国会和公众报告东京湾事件的；我们向国会谋求到的对事态做出反应的权力；在以后的岁月中，两位总统属下的行政机构是如何运用这项权力的等。
主要的问题以及我的回答如下：·据报告，北越巡逻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和四日分别攻击了美国驱逐舰。真的发生过这些攻击事件吗？
回答：第一次攻击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第二次攻击似有可能，但不确定。
·当时和后来，某些国会议员和公众认为约翰逊政府故意招来这些攻击行动，意在为战争的升级寻找合理的理由，并从国会谋求到扩大战争的权力。这种观点有任何根据吗？
回答：毫无根据。
·为回应北越的攻击行动，总统命令美国海军飞机袭击了北越的四个巡逻艇基地和一个油库。这次袭击有道理吗？
回答：也许有道理。
·如果东京湾的行动没有发生，这项国会决议会被提出来并获得通过吗？
回答：基本上可以肯定会有一项决议在数周内提交给国会，而且极有可能获得通过。不过，该项决议会面临更为激烈的争论，且有可能限制总统的权力。
·约翰逊政府依据东京湾决议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包括大幅度增加军队数量）是否合法？
回答：绝对不合法。虽然该决议赋予总统足够广泛的权力以支持战争的升级，但正如我所言，国会从未打算把该决议作为采取此种行动的基础，全国人民更无此愿。
东京湾的事件涉及美国的两次行动：代号34A计划和人所共知的德索托巡逻。
正如我指出的，一九六四年一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批准中央情报局支持南越反对北越的秘密行动，密码代号为34A计划。34A计划包括两类行动：第一类，由船只和飞机投送带有天线电装备的南越特工队到北越，进行破坏活动和搜集情报；第二类，由南越人或外国雇员驾驶的快速巡逻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袭击北越海岸和岛屿上的设施。中央情报局支持南越的34A行动计划，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正如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克鲁拉克将军一样。
303委员会——如此称呼是因为委员会最初是在行政楼303室开会的——审查了秘密行动的计划安排。中央情报局在全世界的秘密行动均需得到303委员会的批准。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他成员有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副国防部长（赛勒斯·R·万斯，他于一九六四年初接替了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和中央情报局负责制订计划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
中央情报局常被批评者称为“粗野的大象”，但我认为这是个误解。在我任职于国防部的七年中（我相信也包括在此前和此后的政府中），中央情报局的所有“秘密行动”（包括间谍行动）都是得到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或他们的代表批准的。未经批准，中央情报局无权采取行动。就我所知，该局从未擅自行动过。
德索托巡逻在目的和程序上都与34A计划大不相同。巡逻行动是配备有特殊装置的美国海军舰艇全球电子侦察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舰艇在公海上收集苏联、中国、北朝鲜和北越沿海基地发射出来的无线电和雷达讯号。这些巡逻船很像在我国沿海附近的苏联拖网渔船。在必要的情况下，我方收集的情报可用于针对这些国家的军事行动中。通常由各舰队司令——这次是由太平洋舰队司令托马斯·H·穆勒上将——决定巡逻的次数和路线，并与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共同审核。
虽然某些人知道34A计划和德索托巡逻计划，但其批准程序是互相独立的，所以很少有高级官员同时参与两项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过程。我们当时应该同时参与。
八月东京湾事件暴发前很久，我们了解34A行动计划的许多人都认为它们实际上毫无价值可言。派往北越的大多数南越特工人员或者被俘或者被杀，海上的袭击也无关痛痒。人们有理由问：“如果事情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实行这些行动计划呢？”那是因为南越政府认为这些行动是骚扰北越以报复河内支援越共的代价较小的手段。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夜，负有34A行动使命的几艘南越巡逻艇攻击了东京湾的两个北越岛屿，据信岛上有支援向南方渗透的活动。次日清晨，执行德索托巡逻任务的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驶抵东京湾距那两个岛屿很远的地方。两天半以后，即八月二日下午三点四十分（华盛顿时间凌晨三点四十分），马多克斯号报告说有几艘快速炮艇向其驶近，几分钟后该舰受到了鱼雷和自动武器的攻击。马多克斯号上无人伤亡，也未受任何损失。马多克斯号受到攻击是无可置疑的：船员们从甲板上取出了北越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