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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死亡之路。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的意志有所动摇，而且，通过从北越输入和在南越招兵，敌人显然能超额补充其损失人数。
……安民计划毫无进展。与两年或四年前相比，敌方全日制的地区性武装和半日制的游击队的人数增加了许多；进攻行动、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的规模和强度也增加了……我们控制的人口数量只略有增加，越共的基层政治组织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使其在情报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到处都没有安全感（甚至在西贡和海军陆战队的防线以内也是如此）；在农村地区，夜里几乎成了敌人的天下。
轰炸北越的霹雳计划既未对渗透活动造成重大打击，也未摧毁河内的意志。情报部门的人都承认这些是事实。
从（为民心民意而战的）这场重要战争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境况没有好转，某些方面甚至有所恶化。这场重要战争必须由越南人自己去打赢。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正如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的情况一样，我们没有好办法训练和鼓励他们采取富有成效的行动。
面对这种不幸的局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找不到“好的”答案，所以无法回答。我只能建议总统长时间保持美国的军事压力，同时谋求谈判。我希望这些努力能阻止对方静等我方退出，避免没完没了地增派美军，避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增大通过持续施加压力实现和解的可能性。
无论我的希望如何，我都认为“预期战争在未来两年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结局是不可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谈判也许都做不到这一点。虽然我们应该继续在上述两个方面努力，谋求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成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具有必然性。”
这是个严肃而令人痛苦的方案，但当时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看法与我大体相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原是司法部长，由于总统不满意迪安·腊斯克对国务院的管理工作，就把尼克调到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认为我对形势的评估“全面、深刻，符合我们（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不以为然。《五角大楼文件汇编》说参谋长们的反应“像预料的那样迅速而强烈”，这是对他们的情绪的真实写照。他们对下列内容均表示坚决反对：我对军事形势的评估；我提出的稳定美军人数的建议；我提出的想方设法谋求谈判的同时在南越全力推行安民计划和政治上自我管理的计划的建议。他们的反应十分强烈，要求我把他们的观点转告总统，我照办了。
我与参谋长们之间的分歧虽然不是秘密，但也未完全公开化。原因何在呢？因为大多数人希望避免冲突。他们更喜欢巧妙地传递不同意见而不愿正面提出来。我想林登·B·约翰逊也和其他总统一样，不希望他的左膀右臂发生分裂，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所以他把我们的意见分歧压了下来。这是个富有人情味的举措，但我现在后悔他、迪安·腊斯克和我没有正视我们之间以及我们与参谋长们之间的这些意见分歧，并进行坦率而深入的争论。
分歧和矛盾继续发展，甚至蔓延到个人之间。十二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对总统说他预期“在一九六七年会取得突出的军事成就”和政治局势的改善，但他又说：“结束战争也许得五年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初访问西贡之后，厄尔·G·“巴斯”·惠勒报告说：“越共和北越军队绝无希望在南越获得军事胜利”。然而不到六个星期，即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威廉·威斯特摩兰就提出了如下要求：增派二十万军队（这将使军队总数从四十七万增至六十七万）；把地面行动范围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对北越进行规模更大的轰炸和破坏；考虑水陆并进入侵非军事区以北地区。这意味着要动用预备役人员，把直接参战的军队增加到五十万，每年再增加一百亿美元军费开支——在国防部每年大约七百一十亿美元的军费预算中已有二百五十亿美元直接用于东南亚地区。
四月二十七日，我们在白宫讨论了上述建议。威廉·威斯特摩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强迫”他做如下估计：在美军增加二十万人、增加十万人或保持四十七万人不变的情况下，“完成我们的使命”分别需要多长时间。他最后说分别需要二年、三年和五年时间。会上，总统曾问他：“我们增派军队时敌人不也能增加军队吗？果真如此，何时能了结呢？”
在这次会议上厄尔·G·“巴斯”·惠勒指出：“轰炸行动即将达到这样一个阶段：除港口之外，所有有价值的固定目标都已受到我们的轰炸。”与此相适应，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的周二午餐会上建议总统不仅要拒绝参谋长们提出的扩大轰炸规模的要求（摧毁剩余的电力设施的要求除外），而且要把轰炸行动局限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南地区（河内和海防以南的“柄状狭长区域”，大多数军队和物资经此区域流向南方）。
我理解并同情军方人士对于削弱对敌人的惩罚的潜在担忧，但我的建议依据的是以下几个因素：四月二十七日厄尔·G·“巴斯”·惠勒的发言；我相信用炸弹和水雷封锁港口会产生与苏联直接对抗的巨大危险；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埃德蒙·赖斯和在马来西亚的罗伯特·汤普森爵士均认为霹雳计划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河内的意志；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北地区美国飞行员每次出击时的伤亡人数是该线以南地区的六倍多；我认为与美国飞行员的重大伤亡相比，我们在该线以北地区给北越造成的损失是得不偿失的赛勒斯·R·万斯、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理查德·赫尔姆斯、沃尔特·罗斯托和威廉·P·邦迪赞成我的建议，离开政府后仍与总统保持接触的麦乔治·邦迪在五月三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也表示支持。
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也支持这一立场。
我的担忧和怀疑越来越重，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向总统呈上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引起了广泛争论），表述我的看法。《五角大楼文件汇编》后来说这份备忘录所持的是“激进的”立场，它阐明了我对事态发展趋势的严重怀疑，也使此后的争议变得更加尖锐。由于它非常重要，所以我较为广泛地引用了它。
这份备忘录开篇写道：本备忘录是在找不到极具吸引力的行动策略的情况下写成的。河内很可能已经决定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国举行大选之前不进行任何谈判。继续奉行我们目前的政策而不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改变不了河内的决心，也不能使美国人民满意；增派军队和加强对北越的打击也不可能改变河内的决心，相反可能使我们在东南亚陷得更深，使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发生严重对抗（如果不是战争的话）；我们也不愿意屈服。所以，我们必须做出不是十全十美的选择。
我接着讨论了美国的形势：越南战争在本国是不受欢迎的。当战争不断升级——伤亡的美军更多，人们担心战争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国内事务中的秘密越来越多，南越和北越非战斗人员遭受的苦难越来越大时，人们就越来越不欢迎了。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我们是怎样走到目前这一步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陷得如此之深，虽然他们讲不出理由。所有人都希望战争结束，都期待由总统来结束它。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美国的这种形势使美国政界产生了不耐烦的情绪，却不幸使河内更加有耐心了（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国举行大选之前河内是不会放弃的）。
南越的形势：美军与北越军队在南越的“大战”进展顺利。我们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军事失败，在一九六六年获得了军事主动权，给敌人造成了严重损失，摧毁了他们的一部分攻击能力……（但是），流入南越的物资仍然十分充足……敌人仍有发动各种规模的进攻的能力。
遗憾的是我们与越共之间的“战争”仍然不太顺利。贪污腐败盛行，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地方很小，整个社会在走向衰败……民众仍然漠不关心……民族解放阵线仍然控制着南越的大部分地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安民计划进展顺利。南越军队疲弱、消极、不思进取，在推行安民计划时行动非常迟缓。
北越的形势：河内对谈判所持的态度从未软化和更新过……他们似乎对政治解决办法不感兴趣，决心与扩大冲突的美军周旋到底……没有迹象表明空中轰炸削弱了河内的抵抗意志和其向南越输送必需物资的能力。河内尚未表现出结束大规模战斗和劝告越共钻进丛林的迹象。北越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认为阮高其政权是傀儡政权，他们相信全世界都站在他们一边。美国公众不会有足够的耐力反对他们。因此，虽然他们的政府中或许有某些派别赞成采取其它策略，但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他们比我们强大。
共产党集团的形势：苏联的主要目标似乎仍是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防止越南妨碍苏美关系的其它方面，同时给予河内足够的支持，维持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集团中的名誉。
中国主要忙于进行国内的文化大革命。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会应河内的请求而履行承诺介入冲突。
北京还可能自发地介入进来，如果她认为河内政权已岌岌可危的话。
我接着详细阐述了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行动策略的依据和理由：赞成向南越增派军队的人都相信这样做能加快结束战争的进程。他们都不认为增派军队是为了避免失败，没有人认为增派军队是为了按预定计划进行战争，他们都认为如要加速战争进程就需要增加军队。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军事失败，在一九六六年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此后则连续重创敌军，破坏了敌人的一部分攻击能力，削弱了他们对民众的控制力；对敌军主力及其根据地采取更强大的军事行动必将给敌军造成更大损失，对其作战能力和对民众的控制力造成更大的破坏。
这样一来，我们将更容易在南越创造一个可使安民计划生根发芽并蓬勃开展的良好环境；同时，由于我们在南越取得了进展，由于我们给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将迫使河内尽快改变态度，按照合理的条件结束战争。
但是这种做法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和不良影响，在此必须加以说明：增派二十万军队意味着要征召预备役人员，将使全军增加五十万人。这肯定会在国会引起激烈争论，也将招致来自国内的要求在南越以外地区采取强大行动的不可抗拒的压力。要求“解除对参战军队的束缚”的呼声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涨。所要采取的行动将包括更大规模的轰炸，不仅要对原来选定的目标进行连续不断的轰炸，而且要轰炸水闸和堤坝等战略（民用）目标，破坏港口以及苏联和其它国家的船只。与此相关的行动必将是在老挝、柬埔寨甚至北越采取重大的地面行动。如果中国人在越南或朝鲜参战，如果美国的损失非常巨大而常规战争不能达成预期的目的时，肯定会有人建议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
简言之，不断采取升级行动有使战争完全失去控制的危险。我认为必须防止这种危险。我对总统讲道：许多美国人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也许不会容许美国超越一定的界限。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每周杀死或重伤一千名非战斗人员，因一个是非曲直仍在激烈争论中的问题而试图使一个落后的小国家屈服，这的确不是一幅好看的画面。可以想象，这肯定会扭曲美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别是在给北越造成的损失足以使我们“成功”的情况下。
这一切使我决定坚决反对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我强调指出，必须把越南问题置于整个亚洲的大环境中来考虑。
我所持的一个观点与几年前大不一样：我认为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的失败和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态发展表明，亚洲的形势向对我们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样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我呼吁我们“明确最低目标”，以下述两项原则为基础制订我们的政策：一、我们的责任只是关照南越人民获得自己决定未来的权利。
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则我们的责任即告终止。
因此，我提出了一项存在让步可能的政治军事策略：把轰炸限制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南以封锁渗透“渠道”；增派军队数量限定为三万人，此后不再增加；采取更灵活的交涉立场，积极谋求政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