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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学上，我们将会有多么奇妙的发现！我们活着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预言成为事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彗星的运行和再现，以及日月星辰的种种运动变化。
长生不老的自然欲望和尘世的幸福又使我在许多其他方面滔滔不绝地说了如此许多。我说完之后，那位先生又同从前一样把我谈的要点翻译给了其他的人听。接着他们就用本国话交谈了好一阵子，并时不时地嘲笑我。最后，刚刚做我翻译的那位先生说，大家都要求他改正我几点错误；我所以会犯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人性中那共有的愚蠢，这样倒也可以不叫我负什么责任。他说，“斯特鲁德布鲁格”这一人种是他们国家所特有的，巴尔尼巴比和日本都没有，他曾有幸受国王派谴在这两个国家做过大使，发现当地人对此事都难以置信。以前他刚开始向我提起这事的时候，我也是惊讶不已，这就表明我当时也是觉得这事非常新奇、难以置信的。他在上面提到的那两个王国居留期间曾和人广泛交谈，发现长寿是人类普遍的愿望。无论任何人，一只脚都已进了坟墓，却肯定还要尽全力保住另一只脚。年岁极高的人依然希望还能再多活一天，而把死亡看作是最痛苦的事；天性随时都在促使他躲避死亡。只有在这位拉格奈格岛上，生的欲望才不那么急切，因为他们的眼前时时有“斯特鲁德布鲁格”作为儆戒。
他说，我设想的那种生活方式是不合理的、不真实的，因为那必须以永远的青春、健康和精力为先决条件；作为理想，怎么想象都可以，可谁会这样去痴心妄想呢？所以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是否能永葆青春，永远健康幸福，而在于他在老年所具备的种种常见的不利条件下，如何来渡过他那永恒的生命。虽然极少有人愿意在这么恶劣的情形下长生不老，可是在前面提到的巴尔尼巴比和日本这两个王国里，他发现每一个人都希望把死亡的日期朝后再推迟一点，来得越晚越好；他也几乎没听到有什么人心甘情愿地死掉，除非他受到了极度的痛苦和折磨。他请我告诉他，在我旅行过的那些国家以及我自己的国家，是否也发现了这种相同的、普遍存在的心理。
开场白刚一结束，他给我详细叙述了他们那儿“斯特鲁德布鲁格”的情况。他说，大约三十岁之前，他们一般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之后就一点点变得忧郁和沮丧，并逐渐加深，一直到八十岁。这他是听他们亲口说的，要不然，一个时代这种人都降生不到两三个，人数这么少，无法进行普遍的观察。当他们活到八十岁时（在这个国家，八十岁就被认为是寿命的极限了），不但其他老人所有的毛病和荒唐行为他们都具备，而且还因为其有永远不死这么一个可怕的前途，而又有了许多别的毛病和荒唐。他们不但性情顽固、暴躁、贪婪、忧郁、愚蠢、爱唠叨，而且什么友谊和自然情爱也谈不上了，顶多不过是对儿孙还有点感情。嫉妒和妄想是他们主要的情感。但引起他们嫉妒的事情，主要是年轻人的不道德行为和老年人的死亡。
想想年轻人，他们发现一切的欢乐自己都没有办法享受了；而每当看到一支送葬的队伍，他们就伤心、羡慕，别人进入一个港湾去安息了，自己却永远没有指望。他们除了自己在青年及中年时代学到和看到的东西外，别的全都忘记了，而就是那一点点东西也很不完整；所以任何事实，要想知道真相和细节，安全一点还是相信一般传统的说法，他们最好的记忆也是靠不住的。他们中最不悲惨的似乎倒是那些年老昏聩、完全丧失了记忆的人；这些人因为不像别人那样有许多恶劣品质，倒还比较地能得到大家的怜悯和帮助。
如果一个“斯特鲁德布鲁格”恰好跟他的同类结婚，按照王国的思典，等到夫妇二人中较年轻的一人活到八十岁时，婚姻就可以解除。法律认为这种优惠待遇是很合理的，因为那些无辜受惩罚要在世上永远活下去的人，不应再受妻子的连累而使自己加倍痛苦。
他们年满八十岁，法律上就认为已经死亡，后嗣马上就可以继承其产业，只留极可怜的一点钱供他们维持生活，贫穷的则由公众来负担。过了八十岁，大家认为他们不能再担任任何工作，因为人们相信他们已经无法再为公众谋福利了。他们不能购买和租赁土地，也不准他们为任何民事或刑事案件作证，甚至都不允许他们参加地界的勘定。
九十岁以上，牙齿、头发全脱落。活到这把年纪已不能辨别气味，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喝什么，没有食欲，不谈胃口。患的老毛病既不加重也不减轻，一直就这么延迟下去。谈话时连一般事物的名称、人们的姓名都忘掉了，即使是自己的至亲好友的姓名也记不起来。由于这同样的原因，读书自娱也是不可能了，因为记忆力太差，一个句子看了后面却把前边忘了，这一缺陷把本来还有可能享受的唯一的乐趣也给剥夺掉了。
这个国家的语言时刻都在变化，所以一个时代的“斯特鲁德布鲁格”听不明白另一个时代中他们同类的话，两百年一过，他们也不能同周围的普通人交谈，顶多不过说几个一般的词儿。因此，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却倒像外国人一样感到很不方便。
这就是我记忆所及他们给我作的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一番叙述。后来我见到了五六个不同时代的这些人。最年轻的还不到两百岁，他们都是由我的几个朋友在不同的时间里领到我这里来的。可是，虽然他们听说我是个大旅行家，世界各地都见识过，却一点也不感到好奇，不提出一个半个的问题来问问我。他们只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个“斯兰姆斯库达斯克”，就是一件纪念品。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乞讨方式，以躲避严禁他们这样做的法律，因为尽管给他们的津贴确实很少，他们却是由众人供养着的。
人人都轻视、痛恨他们生下一个这样的人来，大家都认为是不祥之兆。他们出生的情况记载得十分详细，所以查一查登记簿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年龄。不过登记簿上记载的还不到一千年，要不就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者社会动乱，一千年前的记载早都被毁掉了。但是，通常计算他们年龄的方法，还是问一问他们脑子里记得哪些国王或者大人物，然后再去查历史，因为他们记得的最后一位君王，毫无疑问地总要到他们八十岁之后才开始登基。
他们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令人伤心的人，而女人比男人还要来得可怕。她们除了极度衰老的人所有的一般缺陷外，她们还有别的一些可怕的地方；这种可怕的程度是和他们的年岁成正比的，实在令人难以形容。我在五六个人当中很快就能辨出谁年龄最大，虽然他们彼此之间相差还不到一二百年。
读者不难相信，自从我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这种人以后，我长生不老的欲望为之大减。我为自己先前那些美妙的幻想感到由衰的羞愧，心想，与其这样活着真还不如死掉，无论什么暴君发明什么可怕的死法，我都乐于接受。我和我的朋友们在这件事上所谈论的一切，国王都听说了，他于是得意洋洋地挖苦我，说希望我能送一对“斯特鲁德布鲁格”回自己的国家，使我国人民不至于再怕死。不过这似乎是这个王国的基本法律所不允许的，否则我还真乐意费些力气花些钱把他们运回来。
我不得不赞成这个王国制订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法律，具有最强有力的理由，任何别的一个国家处在那种情况下，都有必要执行那些法律。要不然，因为贪婪是老年的必然结果，那些长生不老的人最终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财产的业主，独霸全民的权力，却又因为缺乏经营管理的能力，最终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毁灭。
第十一章
作者离开拉格奈格，乘船前往日本——又从那儿坐一艘荷兰船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阿姆斯特丹返回到英国。
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叙述，我想一定会使读者感到有几分意思，因为这似乎多少有点不同寻常，至少在我读过的游记中，我记得还没有碰到过这一类的叙述。如果我记错了，我就恳请大家原谅，因为旅行家们在叙述同一个国家时，常常免不了都会在相同的一些细节上长篇大论，并且不会受到借用或抄袭前人著作的指责。
这个王国与大日本帝国之间确实有着贸易往来，所以很有可能日本的作家已经有过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叙述；不过我在日本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一点也不懂他们国家的语言，所以没有办法去进行调查。我倒是希望荷兰人，经我这样介绍，能产生好奇心，同时也能够来弥补我的不足。
国王陛下三番五次强烈要求我接受他朝廷的官职，可他见我决意要回自己的祖国，也就准许我离开了。我很荣幸地得到他亲笔为我给日本天皇写的一封介绍信。
他又赐给我四百四十四块大的金子（这个民族喜欢偶数），还有一枚红色钻石，我回英国后卖了一千一百英镑。
一七○九年五月六日，我郑重辞别了国王和我的朋友。这位君王真是高尚，派了一支卫队把我送到了这座岛西南部的皇家港口格兰古恩斯达尔德。六天以后，我找到一艘船可以把我带到日本。路上我们航行了十五天。我们在位于日本东南部的一个叫滨关的港口小镇上了岸。那镇位于港口的西端，那儿有一条狭窄的海峡，向北通向一个长长的海湾，京城江户＇注＇就坐落在这海湾的西北岸。上岸后我马上就将拉格奈格国王给天皇陛下的信拿给海关官员看。他们对上面那御玺非常熟悉。御玺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图案是一个国王从地上扶起一个瘸腿的乞丐。镇上的地方长官听说我有这么一封信，就以大臣之礼来款待我。他们为我备好车马和仆从，兔费护送我去江户。到那儿后我就被召见了。我递上介绍信，拆信的仪式十分隆重，一名翻译将信的内容解释给天皇听。随后，翻译转达天皇的命令，通知我说，无论是什么要求只要我说出来就会被照办（这当然是看他拉格奈格王兄的面子）。这位翻译是专门同荷兰人打交道的，他从我的面相立即就猜出我是个欧洲人，于是又用纯熟的低地荷兰语把天皇陛下的命令重复一遍。我按照事先想好的主意回答说，我是一名荷兰的商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航海时翻了船，之后从那里先海路后陆路一直到了拉格奈格，再后来就坐船来到了日本。我知道我的同胞时常在这里经商，就希望有机会能随他们中的一些人二起回欧洲去。说完我就极为低声下气地请求天皇开恩，希望他能下令把我安全地送到长崎。我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能否看在我的思主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免我履行踩踏十字架这一仪式＇注＇；我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得履行这样的仪式，可我是因为遭遇了不幸才来到他的王国的，丝毫没有做生意的意思。当翻译把我的后一个请求说给天皇听之后，他显得有几分吃惊，说他相信在我的同胞中不愿履行这种仪式的人我是首例，因而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正的荷兰人；他都疑心我一定是个基督徒。尽管如此，由于我提的那些理由，而更主要是看在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他特别开恩就迁就了我这与众不同的脾气。不过事情还得安排得巧妙，吩咐他的官吏像是一时忘了那样把我放过去，因为要是我的同胞荷兰人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他们一定会在途中将我的喉管割断。我通过翻译感谢天皇对我格外开恩。那时恰巧有一支军队要开到长崎去，天皇就命令指挥官护送我前往那里，关于十字架的事还特别作了关照。
一七○九年六月九日，经过长途跋涉，我到了长畸。不久，我就认识了一些荷兰的水手，他们都是阿姆斯特丹的载重达四百五十吨的“阿姆波伊纳号”大商船上的人。我在荷兰住过很久，那是在莱顿求学，所以我的荷兰话说得很好。水手们不久就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了。他们十分好奇地询问我的航海及生活经历。我尽量地把故事编得简短而可信，却把真相的绝大部分却隐瞒了下来。我在荷兰认识不少人，我可以捏造我父母的名字，假说他们是盖尔德兰省出身微寒的百姓。我本来准备付给船长（一个名叫西奥朵拉斯·凡格鲁尔特的人）我到荷兰应付的船费，可他听说我是名外科医生后，就高兴的只收了一半，条件是我在我本行业务方面为他服务。
开船前，有几名船员一再问我有没有履行以上提到的那种仪式。我避开了这个问题，只大概地回答他们说，天皇和朝廷的每一点具体的要求我都满足他们了。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个叩头虫一样的歹毒的流氓跑到一位官员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