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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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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呈凶了一阵之后,大概是怕出人命,他们对彭、陈二人的暴打终于停住了。但暴力并未结束,几个彪型大汉将他们的双手反绑着,象轰牲口似的往外赶。
  突然有人叫了一声:“不要让金成走!”马上就上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也绑了,牵着绳子往公路上拉。走了几步,总场一个干部和一分场一个老工人接过绳子,把我拉到公路上较暗处的一棵树下。这里离其他人较远,他俩趁无人注意,偷偷地把我的绳子解开。我知道他们是要放我走,就小声对他俩说,请你们想办法把彭锋和陈力也放了,否则要出人命的。他们说了句“你放心”就要我快跑。
  我迅速横过公路,撒腿跑上一条机耕道向水塘头方向狂奔。只听见他们二人向我跑的反方向喊,金成跑了,向那边跑了。大概有人想追,又有人大声说,不要追了,追也追不上,算了。后来不知他们用什么方法把彭锋和陈力也放了。
  在这次事件中,我始终没有挨打,心里反倒觉得有些委屈。成立战斗队是我牵的头,会议是我主持的,怎么反倒把我扔在一边呢?肯定是被人误会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惋惜的误会。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前线,如果能在身上留下一块伤疤,就是一块永远的光荣匾。它虽然不能与战争年代老红军战士身上留下的伤疤相比,但至少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印记。更让人沮丧的是,自己刚刚成立造反派组织,还来不及造资产阶级的反,反被人家给造了反,心里真不是嗞味。
  我躲在水塘头周队长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俨然象一位在电影中常看到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地潜回分场,与彭锋、陈力取得了联系。当即决定由我和陈力带着彭锋的那一身血衣赶赴北京,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好象毛主席周总理正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等着我们似的。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真觉得那时的我,幼稚得多么可笑!可悲!可怜!
  第五章 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二 带着困惑前行
  导读﹒偶感(五)
  既然已经身陷泥潭,爸爸将如何作为?他能自拔吗?在那混沌不堪的年代,无私、无助、无畏而又根基脆弱的爸爸能重见天日吗?爸爸啊,女儿真为你忧心啊!
  待后请看——五、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二、带着困惑前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天空乌云密布,下着毛毛细雨,出工的人都带着雨具。我和陈力正好用蓑衣斗笠做掩护,混在上工的人群中,溜出了“危险区”。然后抄小路,翻过九连山,冒雨步行近百里,来到白云山垦殖场。
  急行这么远的路,脚上磨起了血泡,全身被雨水汗水湿透,活像落汤鸡,又像受伤的鸟,狼狈不堪。但内心却洋溢着几分豪迈,仿佛我们走的是当年红军的长征路。
  我曾在白云山生活过四年多,有一些熟人。晚上有人告诉我,白云山的气氛也很紧张,我们一到就有人怀疑上了,要我们明天一早赶快离开。
  第二天早晨天气更坏,漫天倾盆大雨,到处水漫金山。为了安全,我们还是冒雨早早地离开了白云山,淌水越障,向县城方向前进。下午三、四点左右才到县城,一打听,县城的风声更紧,据说县里正在召开大会,各公社、垦殖场进城开会的人很多。此时的我们完全成了惊弓之鸟,好象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碰到来抓我们的南山人。我们哪敢在县城停留,也不敢往车站方向走,更不敢进车站购票乘车。我们只好继续步行上新公路,想迂回到新余乘火车赴南昌。
  走了约十里地,看见路旁停着一辆解放汽车。此时天色已晚,加上我们空着肚子赶了一天的路,又饥又乏,早就想搭车代步。现在见了路旁有车,也顾不上什么危险不危险,我们怯生生地走到车旁问司机去哪里,司机说去南昌。我心里一阵高兴,就大胆地请求师傅能不能把我们捎上。师傅二话没说,点头同意,并让我们坐进了驾驶室。上车不久师傅就发车了。
  车子开得很快,天没断黑就到了南昌。司机问我们到哪里下车,我们吱吱唔唔说不上来。司机见状,笑着说:“那我就先送你们到省交通运输局,那里有很多你们县的人。”我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司机说都是造反派,在当地站不住脚,逃到省城来的。
  这可正中我们的心意,我抑制不住喜悦,连声说:“好好,就麻烦师傅了。”
  司机说:“没关系,我们是同路人嘛”。
  我们很快找到了我们县的造反派,他们都住在一个大会议室里。里面虽然没有一个熟人,但我一说是某县来的,他们也不多问,就指着墙角两张空席子说,你们就睡那里。并叮嘱我们,不要乱走动,很危险的。
  我们一到南昌,才发现南山的乱跟南昌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在街上行走,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支支浩浩荡荡的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队,车上是全副武装的红卫兵,雄赳赳地不知向何处飞驰而去,没过一个时辰却又血淋淋地不知从何处狼狈而回。后来听人说,这种情况有的是车祸所致—那年月什么都被冲跨了,还有什么交通秩序可言?翻一车或几车相撞,那是家常便饭。不过,这种惨状更多的是武斗的结果。如果说车祸并非人之有意而为,但那些双方都用“革命行动”包装的相互打砸和撕杀,除了用“人祸”一类的词语来叙述,难道还能找到更恰当的形容吗?那些今天被打得五劳七伤的人,很可能昨天就把别人打得四支不全,今天只不过是一场报应而已。在一段时间内,人祸就是这样在人群间轮回。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双方在搧动和实施这种人祸时是那样的振振有词,那样的理直气壮!都说这是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叫文攻武卫。而在势不两立的决斗中,又都在异口同声地高呼“誓死保卫……!”、“无限忠于……!”、“誓将……进行到底!”如此一至的目标,如此统一的口号,在同一面“造反有理”的大旗下,却乌合着两个不共载天的营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南昌市内,武卫惨烈,文攻更是强劲。漫步市区,大街小巷,大字报铺天盖地,“北京来电”难辩真伪。听说省城两派早有代表长驻首都,向中央反映情况,都想争取中央支持。他们不断地把中央领导接见时的谈话回电南昌。同一次接见,两派电文常常内容相左,让人看了不知所云……。
  看着堂堂省会,每天不分昼夜就是打打杀杀,乱成一片。我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和百思不解的困惑:这就是革命吗?这就是路线斗争吗?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吗?这些疑问常在脑中转悠,总也找不到一种能让自己心安的答案。
  约一个月后,中央终于作出了《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明确肯定了造反派的斗争大方向,并要求江西造反派要高姿态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江西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听了中央的正式表态,我心中的疑虑总算得到一些缓解,庆幸自己总算走对了路。我的第一闪念是,那顶压得我伸不直腰、抬不起头的臭帽子这回总该摘下来了吧?我接着想到,有了这个文件,江西的文化大革命必然会步入健康有序的轨道。我怀着良好的愿望回到了南山,准备以更高的热情就地闹革命。
  可是,回到本县,回到南山,情况并不比原来好多少。两派仍然剑拔弩张,流血事件仍然不断。
  不知从何时开始,好象每个时期都要流行一种社会时尚。文革进展到这个时候流行的是“革命行动”。什么是革命行动?说穿了就是打砸抢抄抓。对当权派,对不同观点的人,动辄一纸勒令,后加一句“否则就要采取革命行动。”短短一句话,却透着凶光杀气!任何一个当事人见了,能不胆战心惊?那时越左越革命,打人是家常。而反对武斗则被斥为右倾,是反革命两面派。这样,“革命行动”这一原本神圣的名词就成了“恐怖”的代名词。
  经过这一场有形和无形、对称和不对称、自觉和不自觉的斗争,人与人之间、朋友之间,原本纯真无瑕的情谊也变色变味,有的甚至因观点不同而互相猜忌,彻底决裂,甚至发等为互视为敌,势不两立。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难见踪迹。我心里重新布满愁云和悲哀。但我早己骑上虎背,无法摆脱,而且还要带着困惑和忧心继续前行。我能做的只是在前行的过程中,努力保持头脑的清醒,小心谨慎地做为,希望有一天能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下船上岸。
  此时南山已有四五个造反兵团。为了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号召,经各派协商,每个兵团派1-3人组成所谓大联合筹备小组。我们战斗队派了我和陈力参加。人员凑齐了,也没什么手续,也无职务分工,谁有事需要商量,就临时通知开会。其实与会者都是各有山头,平时大小事情都是各自为政,即使开会讨论问题也是各执一词,很难统一。
  全场仍处于混乱中。两派的对立仍同水火,而且愈演愈烈,到春节前夕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忧心忡忡,本是满腔热血投身于革命的大熔炉,可现在倒象是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沼泽地,进不得,退不能,心里总是惶恐不安。
  为了表示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文革一开始,我就没和家里取得任何联系。现在运动正值高潮,一九六八年春节我又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外过年,本想清静几天,可元宵节刚过,这天下午,突然有人告诉我,山前大队来了一个戏班子,晚上会唱古装戏,有几个人准备去造反。
  我立刻感到事关重大,弄不好要出大事。
  山前是挂靠在南山垦殖场的两个集体大队之一。素有爱演戏爱看戏的传统,尤其爱演爱看古装戏。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旧立新,连古画、古雕、那怕是一个古人的头像也不允许存在,怎么能唱古戏呢?而准备去造反的是某兵团的几个小青年,革命群众早就看不顺眼。一旦他们在山前出现,其后果不堪设想。
  这无疑是个火药桶。谁沾边都有可能招惹麻烦和危险。如果那个老工人不对我说,晚上发生再大的事,我也可以“事前不知”为由加以推脱。现在既然知道了,就断无袖手旁观之理,尽管事情与我们战斗队并无关系。
  时间已近傍晚,我没有作更多的考虑,立即找到那几个小青年所在兵团的几个主要头头,就地谈了我对事情的看法。强调他们晚上不能去山前造反,以避免发生不测事件。山前的问题由我一人去处理。几位负责人虽有一些想法,但在我的坚持下,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临走时,我再三要求他们兵团今晚千万不能插手。
  晚饭后,我独自一人赶到山前。只见演员正在画妆。我一看那行头脸谱,都是苏三起解中的人物。我迅速找到大队干部,向他们陈述利害,要求他们做好群众工作,不要看古装戏。干部们为难地说,群众不好说话,大家一致要求看古戏,干部也没办法。我再三向他们讲清道理,可他们就是不肯出面,还提出要我去说说看。我心里明白,这个难题确实不好解,但又不能不解。而且,看来还不得不亲自去解。
  他们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只好硬起头皮来到演出现场。此时乐队和演员都已准备就绪,就等鸣锣开场了。我和几个大队干部走到临时搭建的戏台中央,只见台下人头攒动,一个个瞪着双眼注目台上,盼着演出开始。
  我的突然出现,显然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和猜测,台下的观众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我手拿语录本,面露微笑,用高吭而又尽可能柔和的声音开始讲话:
  “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喜欢演戏的人,听说你们这里今晚演戏,所以我就来了。可是,同志们,你们知道今晚要演什么戏吗?可能你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果你们知道了,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破四旧立四新,就是要铲除封资修的毒根,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老戏古戏就是封资修的毒草。贫下中农最反对看老戏古戏,最爱看革命现代戏……”。
  不管我怎样装腔作势,心里总觉得别扭,声调总掩饰不住生硬。但我深知,对于革命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哪怕是以别扭的心情,生硬的语言,我也要踞守这块阵地,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正要张口继续往下说,就听到台下有人高喊:“我们就是要看古装戏,你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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