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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阵地，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正要张口继续往下说，就听到台下有人高喊：“我们就是要看古装戏，你滚开！”我不理会这些，只管作不受欢迎的演说。
下面越来越乱，实在说不下去了，我就翻开毛主席语录本，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起来。我想用最高指示占领舞台，拖延时间。只要戏唱不成，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可是观众不吃这一套。开始只是在原位叫骂，后来就有人起哄喊打，接着就离开坐位，向我围攻过来。大队干部见事不妙，将我围在中间，一边大声喝止：“不能动老金，不能动老金。”一边把围上来的群众推开。
正在此时，后面的群众又突然骚乱起来，有人大声叫喊：“他们带凶器来杀人了，抓反革命啦……打死他，打死他……。”随着喊叫，不少人向外面追了出去。
我估计，肯定是那个兵团的人不听我的劝告，来到了现场，使局面更加复杂化了。
这时，群众基本上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追到外面去了，另一部分则继续向我包抄过来。有几个年轻人怒冲冲地指着我说：“凶手肯定是他带来的，不要放过他！”
这极富煽动性的声音，如火上浇油，把人们的怒火引上了高潮，不少人高喊着，叫骂着，紧握的拳头在我的眼前挥来挥去。
这时如果没有大队干部在场真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这几个干部都正当年富力强，而且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们四五个人护卫着我，指名道姓地制止人们的冲动，奋力把群众扒开，护着我向大队部会议室撤退。
大批群众情绪激动地一直追到大队部，堵在门外，呼喊着要把金成揪出来。大队干部拴上门，不加理会。有大队干部在，那些怒不可遏的人总算没有轻举妄动。
相持了约一个小时，叫骂声渐渐地弱下来，我从窗户中看到一些中老年人开始催儿唤女回家。这时，我产生了一种要直面群众的想法。我认为，回避矛盾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问心无愧，就该到群众中去，有话当面说，在面对面的接触和对话中，加深相互的了解和信任。这样才能消除误会，解开疑团，达到最终化解矛盾的目的。
我不顾大队干部的劝阻，打开门，走到离群众不远的一块高地上。我突然在群众面前出现，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骚动。我抓住时机用一种风趣而真诚的语言说：“贫下中农同志们，今天晚上我影响了你们看戏，我向你们道歉了。如果你们肯原谅我，过几天我保证送一部好看的电影给你们看。打仗的，反特的，你们说好不好？包你们看了眉开眼笑，晚上不想睡觉……。为了给你们消消气，现在我就给你们唱支歌，牛叫马叫，你们听了不要笑。”不等人们反应过来，我随即就昂着脖子唱了一支《红梅赞》接着又唱了几首语录歌。
几句话，一个承诺，几支歌，效果很好。原本沸腾的场面很快平息下来。接着我又乘势说了两句话：“有些同志对我可能不太了解，有些误会。我不想多作解释，只想对大家说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大队干部见事情差不多了，便顺水推舟地对村民说，时间不早了，大家回去睡觉吧。于是，人们很快就散了。我清楚地听到有人边走边议论说：“这个人怎么这样，真好笑。”我看着，听着，想着—好笑就好，起码比哭要好。
这边平息了，可那边还在躁动。第二天清早，我来到那个兵团的集散地。只见那些小青年正摩拳擦掌，说是要把“严阵以待”的标语写出去，把兵团的团旗打出去……。
我劝他们，标语不能写，团旗不能打。我耐心地向他们陈说对抗的严重后果。小青年们都是聪明人，很快冷静了下来，乐意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矛盾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还是有些不大放心。我担心山前那边今天会有行动。如果有人到南山坳来揪凶手贴标语什么的，危机仍有可能发生。
此时，我已顾不了许多，尽管山前的群众对我有误解，我还是决定立即到山前去一趟。只要那里的群众不闹，矛盾就能得到最终解决。
我顾不上吃早饭，独自一人来到山前。果见大队部前面的空地上站了很多人。人群中央放着一张课桌，一个小学老师正在写标语，地上还摊着一张写好的大字报。标语写的是“把杀人凶手揪出来示众！严惩杀人凶手！”大字报的字写得很大，内容只有几句质问。大意是：我们要质问金成：昨天晚上，杀人凶手是不是你带来的？你带杀人凶手来山前想干什么……金成以贫下中农为敌死路一条等等。
我的到来显然出乎他们的意料。见了我，写标语的停了手，众人都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但看得出来，他们对我没有明显的敌意。我向群众点头微笑说：“我知道你们有的同志可能对我有意见，今天我是特意来听意见的。如果我有错处，请大家当面提，那怕指着我金成骂娘，我保证虚心听，诚心改。我很年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间还很长。昨天晚上的事，实在是场误会。据我的了解，请你们相信我，他们是有三个人来过，但确实没有带凶器，更谈不上来杀人。无冤无仇怎么会杀人呢？大家今后可以慢慢调查。如果我金成说了一句假话，你们随时随地可以拿我是问。请你们记住，这句话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说的……。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我相信，我们今后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我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下面虽有轻微的讨论声，但看得出来，人们并无任何反感的表示。
为以防万一，我再次找到几位大队干部，要求他们阻止群众到南山坳去贴标语和大字报。大队干部没有异议，答应不让事态继续发展。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严重事件总算化解了。
十多天后，县电影放映队巡回放映到南山，我建议电影到山前大队去放。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我带着电影队来到山前村。放影前，我拿起麦克风，再次提到十多天前演古装戏的事，也提到了我当时的承诺。并说明今天我就是带着电影队来兑现的……。
那天放的是一部很精采的战斗故事片。大家看了，满心欢喜。
从此，我与山前还真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们大队剧团排演歌剧《江姐》，还请我去做导演。1976年大队干部知道我家里很穷，没有一件家俱，还特别批给我十多根杉树（山前大队有一片山林，那时木材是很珍贵的），只象征性地收了点钱。我调离南山前，与山前大队往来不断，每次去山前，那里的干部群众总是把我当上宾接待。
在那非常的岁月，尽管我处处谨小慎微，也没参与过任何造反行动，但总觉得自己每时每刻都处在激流旋涡之中，前景如何，不知所向……。
第五章 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三 非常岁月非常事
导读﹒偶感（六）
听爸爸说，在那是非不分，黑白难辨的岁月，谁对谁错，孰是孰非，谁能说清楚道明白？昨天说对的，今天又说错，今天说错的，过了一夜又说对，打倒了的再平反，平了反的又打倒。所以，那年月，常常是今天这派整那派，明天那派整这派，反反复复，无休无止！
父亲就是这样背着是非对错的黑锅，象石缝中的小草，小心翼翼地钻过一道道生存的关卡，穿越一线线希望的间隙。
我终于可以为爸爸松一口气了，可爸爸并不为一时的苟且而轻心。请看——五、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三、非常岁月非常事。
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穷。从省城回来后，我常被恶梦惊醒，总觉得今后祸福难料。果然，就在一九六八年，春插刚过，省革命委员会就开始部署“三查”运动。
“三查”就是查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打砸抢分子。犹如堆满干柴的各种矛盾，很快就燃起了熊熊烈火。那些早已被群众盯上的所谓打人凶手便首当其冲被愤怒的群众揪了出来，由三查小组一个一个分别审问。重点追查他们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凶器打了多少人，报出挨打对象，交待打人过程，揭发同案人员，检举策划主使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被审问者少不了一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皮肉之苦。然后挂上一块“打人凶手”的黑牌，游街示众，再到各个分场轮流批斗。
这期间，大多数造反派骨干被推上了审判台，而唯独我毫发无损。于是就传出了一种不太响亮，但非常可怕的声音：“金成这家伙真是阴险狡猾……！”
我知道这个阴险狡猾的含义，一是说我善于玩弄两面手法，攻于心计，居然能躲过这十二级台风；二是说我隐藏很深，深得点不着一根软肋，抓不到一条小辫。
阶级觉悟很高，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人们，从历次阶级斗争运动中领悟到一条深刻的道理：明处的阶级敌人故然可恶，暗藏的阶级敌人更加危险。因为明处的阶级敌人有“凭”有“据”一目了然，而暗藏的阶级敌人是什么样子？无影无形，谁也无法描绘。因此在抓暗藏敌人的时候，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审问明敌时，被牵扯到的一些人就有可能被列入暗藏的黑名单；二是把那些还没有明显依据，只是有所怀疑的对象，视为暗藏之列。对这种人就是先揪出来，再从审讯中逼〔或诱〕出口供。所以历次运动的发展规律都是先抓明的，再深挖暗的。
不管怎么样，第一场风雨总算避过去了。虽然是惶惶不可终日，但总算皮肉未动。然而，我心里明白，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初二初三……在那个年月，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紧紧地把握着我们这些人的命运。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早有思想准备，既然自己已失足落水，就要准备接受那一时刻的到来。别的我不担心，只是畏惧那风头火尖上的严刑逼供。
一九六八年双抢刚刚结束，我就是带着这种忐忑不安，走上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多参加红心水轮泵站的建设。
红心水轮泵站是锦江上一个较大的水利工程，一九六八年秋动工，由红心公社，向阳公社和南山垦殖场三个受益单位共同修建。一开始就投入了二社一场的大部分劳动力。按上级要求，工地全体干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苦战一个秋冬，抢在来年春雨暴发前，在锦江上垒起一座石坝，拦腰截住锦江河水。然后，南岸安装水轮泵，北岸装上发电机，一举解决二社一场的缺水用电问题。
为了抢时间、争速度，打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争分夺秒，昼夜突击，风雨无阻，轮番作业。经过一个秋冬的苦干，全体民工用血汗，甚至用生命，终于按时让石坝合龙竣工。
可是第二年春节过后，春雷响处，暴雨频至，江水猛涨，大坝北端的泥沙堤岸又被冲开一个大缺口，形成一段新的河道。这样，一九六九年秋又重新集结原班劳力，将石坝延续垒至北端新岸，再加固两岸护坡，才牢牢锁住了江水。
那时没有一台机器，全靠肩扛手抬，而大部分作业又都是水下施工，因此，围堰堵水，排沙清基，抬石砌坝每道工序施工的紧张，艰难和艰苦的程度，是我参加修建的多个水利工程之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工地劳动的所有人员中，除革命群众外，二社一场的五类分子、被揪斗对象和被审查对象绝大多数都在工地劳动改造。
大概是为了便于对这些人监管，所有“份子”和“准份子”一律挂牌证身。牌子大多是木制，大小约四乘六寸见方，牌子上的文字标示着各人的政治身份和姓名。如‘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打砸抢分子某某某’‘地主分子某某某’等。份子们必须将牌子绑在身后裤带上，走路或干活时，木板在臀部一扇一扇的，后面的人见了真是忍俊不禁。这块牌子一旦挂上，除了晚上睡觉时可以取下来，其他时间，也就是说从早到晚都必须挂在腰间，不得损坏遗失。大概这些人都想把自己改造好，所以干活特别卖力。
工地上最苦最危险的活莫过于下水扛沙包垒围堰。有时正值刮风下雪，河边浅水处结着薄冰，为了赶工时，还得下水作业。当然这种活大多是由那些挂着黑牌或暂时还没挂黑牌却身有软肋的年轻人干。我没挂黑牌，也常主动报名参加这类突击活动。
我不会游泳，象个称砣，一落水就只会下沉不会上浮。在那冰冷湍急的江水中，我能干什么呢？那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是想如果这样玩完了，就是“革命到底”了，能落个“重于泰山”，也算死得其所。
在我的记忆中最刺激的水上游戏是围堰封口。围堰一般都是从两头包抄过来，到最后剩下一个狭窄的口子。这样的口子必然上下水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