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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什么力量的驱使，就象是鬼使神差，以前只字未提的事，此时我居然一步到位，脱口而出：“我们结婚吧？”五个音节一句话，没有征询的意思，更无恳求与乞怜，而是落地有声，坚定不移，不容置否。
她说：“我的病是不能断根的。”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病没好不能……同……。”
我说：“没关系。”
她说：“我可能没有生育能力。”
我说：“听天由命。”
也许是我还不算老的一生，经历的事情太多，每逢大事小事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宿命”的怪圈中排徊，而且还会搜寻一些所谓依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生活中，常见有些男男女女仗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找对象如挑良种，既要门当户对，又要郎才女貌，情投意合……然后甜甜蜜蜜地你恋我爱，欢天喜地共入洞房。然而，这些令人羡慕的戏水鸳鸯，婚后并不一定如婚前设计的那样称心如意。……或曰性格不合，或曰生理有碍，或疑第三者插足，或天灾突然降临……。谁能肯定幸福之家永远幸福？
生活中的另一种类型却常给人以鼓舞。有的男女婚前身处逆境，生存艰辛，他（她）们只求惨淡度日，从无奢念。他（她）们凑合谋生于草堂陋室，却是夫唱妇随，互敬互爱，齐心协力，相依为命，最终冲破困苦的重围，打造出一个丰衣足食、长幼和美的幸福之家。谁敢说不幸之人永远不幸？
有时侯，精心设计的如意算盘，行动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而糊里糊涂做的事，却说不定就是糊里糊涂地好。诸葛亮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时的我，心里只有四个字：听天由命！
那段时间，我不知中了什么邪，脑子里尽装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再加上其他一些说不清的什么东西，让我对一个毫无感情、重病在身的女人作出了终生相伴的决择。我生平第一次如此不屑众议，独断专行，就这样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命运，托付给了未来，更是托付给了侥幸。
我对傅正秀说：“你这次回家一定要把结婚证明打来。”她同意了。我以一种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心情等待着她的到来。
往后的日子将是什么？这是我不愿多想却又不得不想的问题。我揣着的是一个天大的未知数，其最后结果祸福难料。福兮祸兮？谁予我知？每当心念到此，我就会有意无意地咳嗽两声，清一清嗓子，然后哼一段我最喜欢的小曲，借以驱散所有的疑虑。
九月的一天，正秀带着证明来了。她对我说，她的哥哥嫂嫂并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因为哥哥是大队出纳，嫂子是妇女队长，双双都正在申请入党，怕我影响了他（她）们的前程。她哥哥每天从大队来来回回，老父亲摧他给妹妹顺便打个证明，可哥哥就是不干。老人家生气了，说：“你们不打我去打。”便赌着气亲自到大队给女儿开具了那张盖着红印的从此连着我俩命运的纸条子。
本来新婚大喜应该挑个良辰吉日，可我的婚事始于听天由命，那么就一切顺其自然吧。第二天我们就到公社领了结婚证（后来我偶尔看到一本旧历书，顺便查阅了一下，发现这一天恰好是一个最不宜婚嫁的日子，农村旧称“空房”日）。我们没有添一件新衣，没有置一件家俱，甚至床上连一床双人被也没有。
本来那年家里给我弹了一床双人被，一九六九年，一对比我还穷的青年新婚，没有被子，我就给了他们。现在我自己新婚就只有那床单人被了。反正天气不算冷，两人挤紧点，勉强可以过夜。只是那张单人床是后来换的，比原来的小多了，无法躺两人。我就请分场的一个木工在靠墙的那边打了两个木桩，上面搁一块木板，把床帮宽了几寸，挨着躺两人没问题。新房很快就全拾掇好了。我们的第一个家就安在这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里。
除了队长和王结，我没有对任何人正式通报过。没想到下午还是有不少人前来贺喜，而且手上还捧着东西，上面用红纸写着“恭贺新婚之喜”一类的祝辞。有的送锅炉，有的赠碗筷，有的送水瓶茶缸，有的送砧板菜刀……我真感激人们善解人意，送的全是当日就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
看来还得郑重其事。我临时决定，晚上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请各位前来一聚，以谢众人。
我向队长借了几十元钱，赶紧买了点香烟糖果。为了给婚礼添光增彩，提高一点婚礼的品位，我还盛情邀请分场领导光临，并请分场副主任为我们主婚。
虽然没有下请柬，也没通知外地亲朋。简单的仪式，微薄的接待，婚礼同样热热闹闹，喜气洋洋。主婚人讲了一番祝福的话以后就该吃喜糖发香烟了。数量不多分完为止，难免有没拿到一颗喜糖一支喜烟的。但没有一人离场，也看不出有人不悦。婚礼继续进行。没有别的节目，大家伙硬要胡闹一阵。为了让大家尽兴，只有让他们使出一切刁钻怪招向我“发难”。但没一个能难住我，所有难题一一被我破解。只是要我介绍恋爱经验这一条把我给鲠住了。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恋过爱。
我还有什么恋爱经验可谈呢？我甚至连她的基本情况都不太清楚。例如他的文化程度，婚后我才知道，原来她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正秀本人并没有说假话，因为我从未问过她。只是她姐姐，也不能算是欺骗。有一次我问她，正秀读了几年书？她犹豫了一下说：“听是听说是初中毕业。”我说，有初中毕业足够了，我还没进过初中门呢。就这样，我对这个“初中毕业生”相信不疑。
婚后，当我知道她连小学一年级都没念完时，并不吃惊。读了书又怎么样？现在是没读书的姓无，读了书的姓资，没读书的治人，读了书的治于人。我还得感谢她姐姐，当时如果她照实说了，说不定还会坏了这桩美事呢！
正秀是个诚实人，婚后不久，许多事情都对我实话实说，毫不隐瞒。她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她四处求医治病，可病情总是不见好转。父母就给她信起了迷信，曾请过一个叫田实的盲人给正秀算了一命。田实在模棱两可的祸福推断，似是而非的吉凶预测之后，竟说出了几句让正秀全家震惊的断言。
他说：“正秀二十岁这一关难过，如果闯过了这一关，就会平安无事。”他特别叮嘱正秀满二十岁的那一天一定要小心注意。
怎么小心，如何注意？他没有说。可正秀和她的父母却把这事记在心里。现在，正秀又告诉了我，我心里也就多了一点牵挂。
我原本是不信这当子事的，但田实说得如此玄乎而肯定，着实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悬念。正秀出生于一九五三年古历正月初三约晚上八、九点钟。也就是说一九七三年正月初三晚上满二十周岁。按我老家的风俗，我们新婚，第一个年一定要双双回家。这样，她的二十周岁生日正在我的堎下老家过。
这一年，我们古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家，从这一天起，我就一直把正月初三晚八至九点这个时刻牢记在心里。越接近这个时间，心里就越紧张。
正月初一早晨，我亲自书写并亲自张贴在门楣上的“开门大吉”横批被一阵风吹落下来，掉在我面前，我心里一惊，赶快不声不响地捡起来，又重新贴好。那几天只要哪里稍有一点异动，心里就产生一种怪怪的警觉。
有些事情总是有防无大错。正月初三这一天，我更是小心谨慎。特别是吃过晚饭以后，总觉得关键时刻到了，但又想不出更好的防范措施。我就要正秀到下屋一个辈份很高的人家，找几个妹子打扑克，并特别交待她不过十点不能回来。想用这种办法来避开那个凶险的时刻。
晚饭后，她唤了几个女孩子到下屋打牌去了。我在家里一不看书，二不干活，规规矩矩地坐在凳上，安安静静地等待那个神秘时刻的到来。
八点钟过了，九点钟过了，十点钟过了。我侧耳细听，下屋打牌的热闹声依然不断，这就说明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我心里在庆幸平安的同时，也带着几分对那个盲人田实的藐视——区区一个乡村盲人岂能推断生死祸福，纯属欺人之谈。
十点半，刚刚顺利过了二十大关的她，轻轻哼着“大海船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首当时最流行的歌，高高兴兴回到家里。时间很晚，见她平安回来，大家就放心地准备睡觉。我和正秀上了床，宽了衣，吹熄油灯，相拥而卧。
我们躺下不足五分钟，就觉得情况有些异常：正秀全身开始发抖，不一会抖动幅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抖得那张破床都晃动起来，发出吱扭吱扭的声响。接着她双手紧握拳头，牙齿咬得咯咯响。我伸手在她鼻孔下一试，好象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连摇带叫几声“正秀正秀！”她毫无反应。我吓慌了，赶快叫醒我妈点亮油灯，只见正秀面无血色，口吐白沫，双脚并拢伸直，全身似是在逐渐僵硬变凉。
见此情形，我与母亲都没了主意。已是深夜又是雨天，外面一片漆黑，医院又在三四里之外。再说这般光景，去请医师或送医院已是来不及了。母亲本也懂得一些治病救人的常识，此时我问她怎么办，母亲也只是无声地摇头叹息流泪。
情急中我想起了村里有一个早几年从外面回来定居的老人，我们平时叫他柏宗叔。据说他年轻时练过武术，懂一点推拉接照。我对母亲说是不是请柏宗叔来看一看？母亲摧我赶快去请。
柏宗叔的屋就在我家附近。不一会我就把老人请来了。他一进门见情势危急，立即动手，在所有的关节和主要穴位处，这里推拿一阵那里掐捏几下……忙碌半天，毫无反应。我急得汗流夹背，母亲愁得锁眉傻眼。柏宗叔做完全部动作，累得全身湿透。他住了手站直了腰，舒了一口粗气，微微摇了摇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天啦！我作了什么孽啊，为什么把所有的不幸都泼到我的头上！我流着泪压着悲，向柏宗叔哀求：“柏宗叔啊，你一定要救救她啊！”
柏宗叔低头想了一会儿，从包中找出一根好象很久未曾用过的钢针，长约一寸有余，粗如五号铁丝，他说：“这是最后一手，如再无效，我就无能为力了。”
只见他左手拇指掐住仁中，右手紧捉钢钉，略作运气之后，往穴位正中使劲一戳！随着钢针插入穴位，只听正秀微弱地发出“哎哟”一声，身子蠕动了一下。柏宗叔拔出钢钉，双手用力挤压下钉处，直到冒出一泡乌血。柏宗叔一直凝重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松了一口气说：“总算转过来了……没事了。”
正秀咬紧的牙慢慢张开了，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动了，僵直的身体慢慢舒缓了，胸脯的起伏也灰复正常了。不到十分钟她居然坐了起来，就象刚睡醒似的，揉揉眼，打了个哈欠，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第二天清早，我赶到医院请了一位在当地算是有点名气的医师来给正秀看病。他左看右看，又用听诊器左听右听，然后又详详细细地问这问那，怎么也发现不了正秀有什么病。医师最后说：“她没病”。
然而，医师还是有些不放心，把我拉到一个僻静处问：“你了解你的妻子吗？”
我说：“不太了解。”
他说：“你老婆可能以前得过癔病（我们家乡一带叫‘猪婆疯’）。”
我说：“从来没听说过。”
后来我问过她家里人，都说正秀病倒是病过，可从来没得过什么猪婆疯。
此后，正秀的身体一直很正常，当年的十月就生下了我的大女儿慧，两年后又生了儿子刚，一九七八年再生下我们的老三霞。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姐弟先后都考取了大学，都成了正正规规的大学生，如今都已成家立业。虽然我与妻子常有碰撞，但儿女们的奋发长进也算拉近了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补偿了父辈的一些缺憾。我与正秀结婚已三十多年，她的肾炎病从未复发过。其间，为防万一，我经常摧她到医院检查。每次的化验结果都属正常。现在她的身体依然结实硬朗。
至今我还常会思考这个“正月初三”的问题。对盲人的话我怎么也找不到可信的根据，但我敢肯定，事情本身必有某种缘由。每当想到这件事时，我就会觉得它有可能与我的不轨行为有关。假如我也象她的前夫那样循规蹈矩，就不会有她的怀孕和生育，正月初三的奇迹就有可能不会出现。也就是说，奇迹的发生，正是她怀孕导至的体质剧烈变化的一种反应，而这一剧变的时间又正巧撞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所以我想，她的病体康复，可能是草药与怀孕的综合功效。这是我的外行话，不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