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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荷兰官员走进新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巴布亚人的两个村长。那个印度尼西亚人一见荷兰官员，忙起身，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两个巴布亚人却抬起头，微笑着，依旧坐在那里。
一天晚上，约九点光景，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旅馆的酒吧间，向那里的巴布亚招待员要一杯啤酒。过了五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来了，并不客气地看了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当地的荷兰官员寻思，借这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的习俗的丛林人见识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错。
丛林人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船边，其中有一人发表意见说：
“是的，你们有枪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利箭想来你们是不会使用的。我们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富有经验的荷兰官员，到了新几内亚就得使自己重新适应环境。
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是进入一个有等级制度、有阶级差别、已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他们是主人，并被当作主人看待。
在新几内亚，根本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官府。除了各种守护神和神灵对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躬作缉的情景、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相信，见了长官，弯腰驼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他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
显然，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类遭到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城市革命和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普通的部落成员的生活也许比一般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满意；但是，正因为部落文化使人轻松自在、没有紧张感，所以那时的生产率也比较低（见第三章第四节）。税吏、祭司和地主强征的税收、地租是繁重的，但也有力地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大河流域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加就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确凿证据。“毫无疑问，从新城市的面积比在何原始‘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面积更广阔，从城市附近的大片墓地和市民们所做的惊人工作中，也可得出这一结论。”
生活水平也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教俗君主、高级教士和高级官吏们享有部落酋长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饮食、昂贵的衣服和陈设华丽的宅邸。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吏和教士也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同样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一般群众——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从物质方面看——某些方面的境况也有所改善。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指出，“从波斯湾运到拉加希、从阿拉伯海运到摩亨约·达罗的海鱼……在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消费品，可是石器时代的农民从未尝过。哈拉帕工匠们的住房比新石器时代的小屋更宽敞。”
因为有了新的书写艺术，文明也使知识的稳步积累和世代相传成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充满了可代表古代技术方面的惊人成就的展品。各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开端也可追溯到这数千年间。城市中心的繁华使建筑师、雕刻家、画家、乐师和诗人们大开眼界。
诚然，这些宝贵的成就只是使少数人获得极大的好处，而归根到底为高雅文化付出代价的多数人，得到的好处则很少。但是，重要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曾取得不少进步。正是这些在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进步，使现代人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获得巨大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现在能与少数人一起受益。在那漫长的中间阶段，村落的低俗文化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是各种高雅文化，在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诸方面，都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第三篇和第四篇中论述，以下各节论述古代文明没落、衰亡的情况。
二、游牧民进入历史
公元前二千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
诸帝国这种大规模的兴亡交替，在历史长河中不止发生过一次。这就提出了原因何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欧亚大陆政治败坏、社会离析，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力量的侵入？要肯定、确切地回答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极困难的。为稳妥起见，虽然可以把内因和外因都说成是决定事态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这样做，要确切地弄清欧亚各地区内因和外因各自所起作用的程度，则是不可能的。
首先是内部的虚弱。由于铜和青铜昂贵而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之顶。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
铜和青铜的极其昂贵，也使农民们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不象金属工具那样效率高、那样经久耐用。技术进步的停滞也阻止了生产率的提高。英国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写道：“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1000年里，人类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发明和发现，也许多于公元16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1000年里，如前所述，人类学会了利用风力和畜力，发明了轮子、书写艺术、灌溉技术和冶金方面的化学工艺（见第四章第二节）。相形之下，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中、还未爆发过如此伟大的创造力；在这一时期中，可资比较的发明只有冶铁技术（公元前140O年）和字母文字（公元前1300年）。
按照V．戈登·蔡尔德的意见，技术进步趋于停滞的原因之一，在于前一节中提到的阶级分化。阶级分化破坏了促进技术改革的因素。因为虽然统治集团可获得大量的佃户或奴隶这种听话的劳动力，但佃户或奴隶在产量的增加只能使其他人得益而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是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发明或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最近，一位印度村民在向美国传教士发表议论时指出，由于社会不平等而阻碍技术改革的情况至今仍存在。他说：
新来这里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多疑、顽固、偏狭、落后，有着拒绝变革的一切持点。其实，这些特点并不是我们自己所乐意具备的，而是先由经验强加于我们的前辈；前辈的告诫，加之我们自己的经验，使我们也具备了这些特点。拒绝变革是我们学会保护自己用的盔甲。如果我们的前辈和我们接受别人提供的新思想和新习俗，我们也许能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是，一有进步，贪婪的世界便会把眼睛转向我们。那时，我们的命运将比以前更糟。……去年春天，巴拉的兄弟从你们的展览会上得到的那张犁是比其他犁要好些。那张犁很轻，和我们的犁一样，用来犁田是挺不错的。可是巴拉的兄弟不敢用。因为他很富裕，很怕别人看到他愈来愈富裕。这在你看来也许是愚蠢的，可我们对他的谨慎毫无责怪之意。
除内部的虚弱外，还经常有外来的游牧民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民、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全都参加。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日益威胁在地理上可进入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者以难民的身份，或者以征服者的身份，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部落取代西徐亚人进入中亚，以后又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后面向西推进，直到13世纪，侵占欧亚大部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帝国。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
由于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西部请民族的种族组成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至少在西至里海的地区内，由原先的高加索种人占优势变为由蒙古种人占优势。这一转变自公元前一千纪末叶开始，一直继续到中世纪结束。此后，操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用西方的技术装备自己，先是凭借滑膛枪和火炮，后又依靠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发展趋势转到相反方向。
闪米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地区。他们最早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他们的历史也是由接连不断的浪潮似的迁移构成的。早先，闪米特人用驴作运输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后，骆驼的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象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的文化那样。随着文明的兴起，闪米特的许多部落后住到城市附近，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而且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掠这些城市。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因为它们比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过，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
马的驯养和较迟的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两个十分重大的发展，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者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不过，在早期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那时所能得到的动物仅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漫，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做法后又向北传到产有野驴和野马的俄国南部。到公元前2500年，这两种动物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成国南部游牧民的偏爱。他们采取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个儿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之宽（一手之宽约四吋），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为15至16手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个儿很快又会缩小，就象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