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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算。那天下午，猎人们回来了，带回一头很大的“南非羚羊”，羚羊脖子上插着一枝箭。他们递过战利品，又掉头朝我们身后的那座小山走去，随身带了一把羚羊毛和满满一葫芦的羚羊血。两天后，他们又追上我们。这三个俾格米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似乎最信任我。晚上，当我们在一起喝泛泡沫的棕榈酒时，我就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两个伙伴回到狩猎前做准备的地方去，是为了用羚羊的毛和血涂抹地上的画，取回那枝箭，把整个事情消灭得不留一丝痕迹。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我不清楚，不过我猜想，他们一定以为如果不这样做，那头被杀死的羚羊的血会把他们全给毁了。“消除痕迹”也必须在黎明时进行。这位俾格米人恳求我，别告诉那位妇女，他跟我提到过这件事。他对自己谈话的后果似乎非常害怕，因为第二天他就不见了，他的伙伴也一起不见了。
最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有许多方面极为有趣。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这样，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佷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籍，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是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作这—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置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不存在任何已制度化的权威，但是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进行生活的人。
正是这种传统，这种看来荒谬且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十分重要的方面。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通常区分为两种：现代工业化的西方的“进步的生活方式”和不发达的农业的非西方地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后者与前者相比，确实是“传统的”；但是与农业革命后它所取代的原始的部落社会相比，则决不是传统的。
我们以后将看到，农业革命引起了都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原始社会引人注目的平等。不过，在这过程中，部落社会的因循守旧所造成的日甚一日的禁锢也被消除了；从而，不论好歹，使人类开始进入从狩猎场地发展为大城市，从依靠自身体力发展到掌握原子力这一重大的进展过程。不过，在考察农业革命之前，必须先探讨旧石器时代的人是如何分散到全球各地以及由此产生的、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四、人口分散和种族差别
通常以为人口爆炸是当今时代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能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技术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就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125000人，而到了距今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人口增为532万人。人口增长42倍以上，可见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从旧石器时代，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这就是，在技术革命中居首位的人口的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人口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自地球上出现生命起，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并且与人类学家M．D．萨林斯和E．R．塞维斯所提出的以下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后者认为：“…能较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那些在其活动范围中占优势、并不断扩展其活动范围的种类。因之，只有原始的卵石工具、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无法使自己的活动范围超出温暖的热带大草原。而持有良好工具、穿有衣服并能支配火的直立人，能将自己的活动范围由非洲向北扩展到欧亚大陆的温帯——现发掘出来的广为散布的爪哇猿人、北京人和海德堡人的化石遗骸可证实这一点。人类掌握更复杂的技术，因而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不仅能向南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而且能朝北跨入西伯利亚的冻原地带。
跨入这些地区后，人类又经过一个陆桥进入澳大利亚，经过另一陆桥进入阿拉斯加，从而占据了剩余的大陆。人类一进入美洲大陆，即以扇形朝四面八方迁移，不过迁移的速度不等。朝南面的移动较迅速，从约公元前 15000年至公元前 8000年，人类由阿拉斯加推进到火地岛。不过朝东面的移动颇缓慢，由于加拿大北极地区的环境恶劣，人类直到公元前40O0年前后才达到格陵兰岛。至此，人类的足迹已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和与人类分不开的狗一起，成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动物。
在人类向各地分散的同时，逐步有了种族上的差别，出现了各种在肤色、发型和面型上有显著特点的所谓的种族。一般认为，这些种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各个地域集团适应了各自不同的环境，而且彼此较为隔绝。关于人种差别，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人种差别发生得很晚，在人类出现之后。因此，现代的各个种族都源自作为人类已获得充分发展的同一祖先。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与他们所发现的所有地区的各个种族通婚；也说明了为什么人类现存的各个种族在与生俱来的智力方面彼此没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实际上已为所有的人类学者所赞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或当代的澳大利亚土人与其他任何种族的成员一样，如有机会受教育，也大有希望获得大学毕业。
各地区的种族在形成时所处的确切境况现还不清楚，也许永远无法了解。不过，只要注意到下述这点就足够了：到距今约1万年即最后一次冰期的末期，各种族在全球已有了一个为今人所公认的大致的分布。高加索种人分布在欧洲、北非、东非和中东，并正在深入到印度和中亚；黑种人分布在撒哈拉沙漠（那时的水源较现在充足）和沙漠以南一带，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与他们后来的情况不同，分布在非洲的其余地方；还有一部分俾格米人即小黑人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森林地带，而印度、东南亚的其余的辽阔地区和澳大利亚则为澳大利亚种人所占据；分布在东亚和南北美洲的是蒙古种人。
这一分布虽与我们了解的情况大致相似，但图3“全球的种族分布”表明，到公元10O0年时，全球各种族的分布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是后来的技术革命所直接导致的。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所以会消失，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所以会越来越少，其真实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技术革命。换言之，1000年前，白种人与布希曼人的人口数差不多，而今天，布希曼人仅占白种人的十万分之一，其实际原因也在于此。
正如前章所述，技术发展上的差别以及由此而致的人口数目上的多少，并不能相应地反映各种族天赋才能上的差异。前者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各种族的分布地区不同：蒙古种人和高加索种人分市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黑种人分布在非洲易受欧亚影响的地区，而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则时运不济，被分隔在非洲的偏僻地区，澳大利亚种人被隔绝在遥远的孤岛上。地理位置的不同使各种族的发展速度有快有慢，从而决定了人类大家造今天的成员组成、各成员的地位及相互间的关系。
现在，倘若我们要对最早出现的有效的食物生产所带来的种种结果形成完整的概念（或者加以夸大），那么，也许会感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人类的整个生活范围，从生物学方面（包括食物、人口统计、疾病，等等）到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政治、宗教、美学，等等人已呈现完全新的面貌。
罗伯特·杰·布雷德伍德
第三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由于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这些本领使他们远远地胜过周围的其他动物；不过就下述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们与其他动物仍是十分相近的。他们仍象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捉小动物为生；仍象完全倚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由于他们依赖大自然，所以就没大自然所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地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由于一块地方所能供给的食物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据估计，即使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一至两名食物采集者；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一名食物采集者则需有20至30平方英里的地盘。
一、农业的起源
正如前章所述，人类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但是，当人类作出划时代的新发现——不仅靠采集食物，而且通过栽培植物也可养活自己时，这一依附性大大减弱了。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使人类的眼界大为开阔；从此，人类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的前辈——旧石器时代的人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制作石头工具；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这两方面的变化，以后者更为重要得多。倒不是故意贬低新石器的重要性，新石器较旧石器要更锋利、更经久耐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经过用磨过的石头制成的各种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来才极为便利。但是，把打制成的石斧磨得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锋利的技艺，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相比，不能不退居到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
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时期的阿基米得明白了农业是怎么回事，高喊“我找到了”，于是这一转变就到来了。确实，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象在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现已查实，现代的原姐人对农业毫无所知，可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植物，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盛；植物在某种土壤可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却不行。这一类知识的获得，对现代原始人来说，是必不可免、很自然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生存取决于对周围动植物的实际了解。我们没有理由可怀疑，但有大量证据可相信，史前时期的人类是在与现代原始人相仿的环境下获得有关动植物的知识的。
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付诸实践呢？一个原因是，缺乏这样做的动力。与我们通常设想的相反，靠捕捉小动物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受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相反，倒是采取堕胎、停止哺乳和杀死新生婴儿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