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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年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使全世界观感一新。物价突然稳定，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这被称为是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恢复和修建铁路也取得明显的成就。1950年初，大陆的铁路网基本恢复，从抗战之初起中断了交通十多年的华北和华南的铁路连接起来了，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1952年7月1日。新建的成（都）渝（重庆）路通车了。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兰（州）路全线通幸了。
1950年4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有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单位的领导人参加。会上，周恩来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他说：国家要促进生产发展，“必须有重点，有先后”。（一）应该着重农业生产；（二）工业方面“应看力于对国计民生有益并可救急的”轻工业；（三）商业方面“必须掌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商业，如粮、布、煤等”。在周恩来的思想上，中国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点是肯定的、明确的。他的想法是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在1950年6月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还说过：“这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躐等而进。”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中苏会谈正式开始。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月14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充分肯定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
周恩来既主持政务院的工作，还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到1949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所部3万余人。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讲话，就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指出整编的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6月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在组织实施军队精简整编的同时，周恩来主持和参与领导了海、空军和其他特种兵的建设。1949年11月空军正式组建。1950年4月组建了海军。同年8月到1951年3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工作，他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体组织实施。短短几年间，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边防、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我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它们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两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他指出：朝鲜战争将会是持久的、长期化的战争，要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准备出兵。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兵力25。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中旬完成集结，开始整训。
与此同时，周恩来领导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斗争。8月间，他多次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抗议美国的侵略罪行。周恩来还曾经通过印度向与我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几次提出强烈警告。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此都不理不睬。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很快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吞并全朝鲜。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再次提出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帝国主义后悔莫及的践语。
美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中国的严正态度视为恫吓，加快了向中朝边境进犯的军事行动，企图将战火烧向中国来。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救援朝鲜的主张。10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时说，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主席组织领导这次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运筹帷幄。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源源供给，他亲自过问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码头等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把棉衣面轧上绗线。当了解到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供应前线。他还亲自到北京的一些机关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抗美援朝有一段时间，形势相当紧张，美军很可能从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截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路。周恩来既要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又要组织国内各方面支援和后勤供应运输，不少时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为了“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到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组织第一、第二、第三批志愿军，轮番作战，使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保持高度的机动性与持久性。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井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6月30日，美国方面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
这个谈判，中国方面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他派李克衣、乔冠华等去参加谈判工作，一切问题都向他随时汇报。从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和中立区的范围，周恩来都作了缜密的考虑。他起草了大量电报发往谈判前方，指导中方谈判代表工作。仅1951年8月23日停战谈判中断到10月25日在板门店复会，这期间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给中方代表团的指示电就达50多件。从10月25日到1958年10月8日，谈判的第二阶段，周恩来起草的和经他修改的指导中方代表团工作的电报就各有80多件。后来，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新中国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起，对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较量，取得了胜利，打破了“山姆大叔”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朝鲜和我国的安全。
在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195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出当年度财政总概算的实施方针，就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建设的紧急需要，又要保证物价继续稳定，使前方的胜利和后方的稳定结合起来。后来，他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为“既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的重点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要求。毛泽东概括成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后，周恩来指出：关键在“稳”。1950年市场物价稳定，为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产量为2607万担。这一年，国家财政收人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职工平均工资比之1949年增长60一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消灭了；平息了匪患，消灭武装匪徒240多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车线路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公里。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为进一步建设创造了条件。
九、意气风发的十年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