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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使级会谈无疑是国际外交史上最沉闷最冗长最不富成果的谈判之一，在长达15年的岁月里， 双方谈了136次，除了在释放被关押人员遣返侨民和留学生方面达成协议外，其它方面则一事无成。如若调阅堆积如山的会谈记录卷宗便会发现，每一次会谈大体上都是上一次会谈的翻版，双方先各自表述一下自己的基本立场，然后批评指责对方一番，然后在绝不会同意对方观点、条件的前提之下讨论一下共同关心的议题，然后宣布回去再研究研究，然后拜拜、散会。会谈鲜有的戏剧性情节是美方时时会人为地制造一些危机出来，使人于千篇一律的困倦乏味之中猛然惊觉，更加深刻地体味到脆弱的中美关系是怎样的不堪折腾。
1957年12月12日，双方举行第73次会谈。结束时，美国驻波兰大使约翰逊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因为他即将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他已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丁参赞来接替他的工作。
看得出来，这是杜勒斯玩的一个新花样，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参赞，既使会谈降了格，又使中美处于不对等状态。有理由深思一下，此举是不是杜勒斯企图从华沙抽身，彻底中止会谈的借口？
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当即表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是一个参赞，不是大使，因此，美方单方面更换会谈人选是中方所不能同意接受的。王炳南同样彬彬有礼地向约翰逊直言：大使先生，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
约翰逊表情尴尬地摊开双手，耸一耸肩，表示他是奉命行事，无能为力。
中美大使级会谈不得不就此画上一个休止符。
1958年6月30日， 失去等待耐性的中国外交部发表强硬声明，要求美国政府自即日起15天内派出大使级代表，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
7月14日， 即中国所提限期的最后一天，美国官员终于露面声言；美国将在15天限期届满后的若干天后才能指派新的大使级代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即表示：美国要点面子，可以理解，只要美国对恢复会谈有诚意，推迟几天也无不可。
这一边外交领域还在扯皮争面子，那一边，台湾海峡的炮声已经隆隆响起。
毛泽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的炮弹打出去之后，方从容不迫询问周恩来，询问他的同事们：说说看，炳南在华沙还要不要见他的美国同行呀？
王炳南简单收拾了一下，匆匆赶到莫斯科，换机，朝发夕至，飞返北京。
先不回家，驱车直奔外交部，问究竟有何要紧事，如此催命？副部长章汉夫告之：此次炮击金门，中央始终是把美国作为主要对手来加以对待的。主席在对美斗争问题上考虑了很久，现在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周总理要你回来一起参加讨论。
参加讨论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在京政治局委员。两天后，王炳南奉召步入中南海颐年堂，看到中国最高领袖人物已咸集毕至，在那里恭候多时了，明白事情和责任的重大。
毛泽东道简短开场白，他说：
我们在金门这一打，打出个美国想谈了，他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他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了的，他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说，还是谈判解决。又说：如果不是美国佬到处乱伸手，我们这个星球本来平安无事，哪里来的什么“台湾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美国一天不把台湾这个包袱从背上卸下来， 他就一天不要想从中国脱身，6亿中国人民总要揪住他讲讲道理的。今天，我们把派出去讲道理的总代表请回来了，炳南同志，你先说，这里你最有发言权了。
王炳南开始汇报前一阶段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
毛泽东听得专注，不提问。只是当王炳南谈到，真理在中国一方，我们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时，毛泽东方打断插话：美国人要把台湾拿去，我们要把台湾收回，怎么是无求于美国呢？
王炳南：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他本该交还我们，而不是我们去乞求他。答问迅速，连个嗑巴也未打。
毛泽东大笑：总代表果然是舌战群儒过的，伶牙利齿，了得了得。对美国人的耍赖无理，要有充分的预案，有备才能无患嘛。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由外交部起草一个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方案来。
散场时，毛泽东握着王炳南的手高兴地说：你讲得很好，有朝气，跃进了！
王炳南心头一热。他很清楚，这不仅仅是领袖对自己个人的褒奖，而且说明，毛泽东已接受了自己的观点，或自己的观点帮助毛泽东下定了决心：炮击金门，是对美的一记重拳。即将宣布的12海里领海权，是对美的又一记重拳。两拳打出，应该稍稍控制一下出击的节奏，我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可向全世界昭示我方善意，争取国际舆论，并给美一个明确信号，我并不希望在台海地区与美发生直接冲突，同时，在欧洲重开“第二战场”，将武戏文唱一道，亦是与美继续斗争的另一种手段。当面说理，有利无弊；我真理在握，无求于美，因此，主动权始终操之于我，无论谈出何样结果，我均可泰然处之。符合中方利益的，接受，不符合中方利益的，拒绝，就是美再玩花样，使会谈破裂，也无妨，只能让美国的嘴脸再次暴露于天下，实际于我并无大损。
又过数日，王炳南不曾想到的是，他第二次奉召进入中南海。此番，是毛泽东单独接见，面授机宜，着重指出在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毛泽东开门见山：炳南同志，上一回你说的多，我说的少。想了两天，有些意见还是要发表出来，供你参考。
毛泽东提示的要点多在与美接触时的策略方法上面。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你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言者谆谆。
闻者诺诺。
若干年后，王炳南回忆：毛主席的一篇教诲，反映了他对美外交一以贯之的思想，那就是同美国斗争，不等于一见面就要攻击、骂娘、吵架，还要讲求方法，学会依理做工作，争取美国的民意民心。在同美国尖锐对立的时代，这样的看法是非常理智的。没有这样一个高瞻远瞩的外交工作大思路，就很难有七十年代的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
9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国解放固有领土台湾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应对其后果负全部责任；同时也表示，为了再一次进行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
当天，美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欢迎周总理的建议，美国大使级代表准备“随时”同中方代表举行会谈。
香港传媒评述：“美国同意恢复双边大使级会商，是预料中事。然美国如此迅速作出反应，赞同中方建议，又实属罕见。给人以美国早在期盼、等待、更加急切的印象。”
台海风微浪小，中美摆谱罢谈；台海狂风巨浪，双方愈是要谈。这恰是1958年中美外交关系的一个特点。似乎可以证明，只有当外部环境形成危机性的压力时，中美间才会产生出相互接近接触的内在动力。当然这种内力还远非发自改善关系的愿望，而是源于各自利益和共同利害的需要。
2
9月10日，王炳南离京。
当日没有飞苏联的班机，周恩来连夜打电话亲自联系安排，调来一架专机送王炳南到伊尔库次克，然后换乘苏联飞机赴华沙。
临行前夕，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
炳南同志：
现将发言要点（草稿）打送给你。在第一次会谈中，如果美方急于要
表示自己的意见，可让他先说，照杜勒斯今天见记者的谈话，这种可能是
存在的。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
方案，而将其过分荒谬之点予以评论，其他则保留下次会议再予以全面回
答。如果美方不提具体意见而又急于要知道我方意见，我方亦可使用这一
发言要点，并将预定方案提出。
如第一次会谈为纯技术性事务作安排，双方只作一般接触，则发言要
点第一段稍加发展，可作你在第一次会谈时的底稿。
如何，请酌办。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怀揣锦囊，踏上征程的王炳南感到心中愈加坚实有底。
王炳南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但实际上，早在三十年代，他的外交生涯便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交往，并非始自它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后，而是于抗日战争时期就有所接触。
1938年，为了适应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的需要，成立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南方局外事组，王炳南任组长。在重庆，小组的工作任务是争取国际援助，重点对象为美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要求，王炳南小组广泛联络，深交朋友，工作活跃而富有成效，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参赞范宣德交往频繁，同戴维斯、谢伟思兄弟等美国使馆一批年轻的外交官，结为好友，并同富有正义感、诚实直言的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建立了互相尊重、信任友好的关系。王炳南的得意之笔是，外事组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实现了打破国民党封锁、组织美国新闻记者访问延安，实现了以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长驻延安。他们向世界大量报道了受到人民拥护、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向美国政府正确报告了中国局势，反映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日。气得蒋介石大发雷霆，臭骂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竟远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他怒气冲冲写了个条子给国民党宣传部，说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上处处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有方可医否？
抗战结束，为防止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促成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使华。王炳南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之一，直接参与了国、共、美三方谈判，同马歇尔将军来往频繁，常向他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和信件，并同美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多有接触。在这段宝贵的经历中，王炳南更真切地了解了美国人的思维、作风和处事方式，学到了同美国政界高层人士谈判打交道的方法技巧。
长期效命周恩来帐下，鞍前马后地奔走工作，王炳南锻炼摔打得深谋沉稳，行事果敢，判断敏捷，随机善辩，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任务，成为党内公认的外交干才之一，深得周恩来的赏识与信任。
贺龙元帅告诉他：中央最先挑选与美谈判人选时，不光你一个，但考虑到你在党内有从事十多年外事工作的经历，大量接触过各种不同类型的美国人，比较熟悉他们，因此周总理力荐你担任对美谈判代表，认为你是最佳人选。
万里关山，千钧重担；唇舌交兵，寰宇风雷。王炳南想到自己是代表新中国、代表6亿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去和美国谈判， 这个霸道的大国不愿承认我们，却又不得不正视我们，找我们来对话，内心便升腾起一种无比的自豪感，信心百倍地去迎接这一场特殊的战斗。
美国重新指派的谈判代表为美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
双方代表同驻华沙，会谈地点便自然而然从日内瓦转至华沙。大家免去了奔波劳顿之苦，还节省了不少时间。
其实，会谈地点原本就可以设在华沙的。因倔老汉杜勒斯固执地坚持双方代表只能在中立国见面而作罢。此次会谈地点的变更，可视为美国的一次小小的让步。此刻，成群成批的炮弹正在台湾海峡猛烈爆炸，美国的一只足尖，已经触到了危机漩涡的边沿，情况紧急，为了避免仓促间失足落水，它需要尽快摸清中国的真实意图，会谈地点，便马虎一点了，迁就了中方的方便。
但，在确定会谈的具体场所时，美国仍然锱铢必较，坚守着理念上它自设的虚幻防线，寸土不让。
王炳南刚到华沙，比姆便打来电话。礼貌性地问候之后，比姆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急切心情：密斯特王，你旅途辛苦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