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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再次出现外国军事设施，这是毛泽东，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意志和共识。
1993年12月23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称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我以为，此一赞誉确比过去的什么“导师”、“舵手”来得贴切，不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如何，他在维护国家统一、独立、主权方面的坚定性、强硬性、一贯性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1958年，在最最需要苏联给以支持的时刻，敢对赫鲁晓夫说：“不”，要具备绝大的勇气。
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发表，立即引起世人注目。明摆着，在国际局势高度紧张、敏感时刻中苏首脑聚首会谈，最重要的议题自然是中东事件及其影响、趋向，以统一步调，协调策略。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联代理外交部长库兹涅佐夫、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烈夫。
由于双方的国防部长均参加了会谈，使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意向表现得十分突显。
《公报》给人的另一强烈印象是，双方“空前团结”、“一致对外”，并且，已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秘密协议”：
“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中苏两国严厉谴责美国和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粗暴侵略行为，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中近东局势，并且坚决要求美国和英国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他们的军队。”
“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
赫鲁晓夫尽管在北京的三天中对毛泽东老大不高兴，还是竭力掩饰了双方分歧，与中方共同写作了一篇水平很高的官样文章，给世界留下一片迷雾。
直到1993年8月， 台湾《青年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炮战前夕，金马已成举世瞩目焦点”的文章依然一口咬定，1958年赫氏北京之行，就是为密谋炮击金门而来，毛泽东敢对金门下手，就是由于苏联的唆使和怂恿。
毛泽东和苏俄头子在北平集会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当时中东战局
已把美国搅得头晕眼花，再也没有精神注意到远东了，此时如能拿下金门，
六个月就可解放台湾，而打开了西进太平洋的大门。
几十年了，台湾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但只要认真阅读《公报》就会知晓，其中不仅没有提到台湾问题，甚至连“台湾”二字都未出现，这当然不是一种无意的疏忽。事实上，毛、赫晤谈不快，中方根本就没有向苏方谈及炮击金门事，这使得二十天后金门落下炮弹，感到震惊和恼怒的，不光是台北和华盛顿，还有一个莫斯科。赫鲁晓夫气得大叫大嚷：这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竟连一个招呼也不打，这算什么亲如兄弟？！毛泽东自有他的道理：中国人解决自家事，为什么要向你莫斯科打报告，非得得到你的批准？究竟中苏会谈对日后的炮击金门是否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本人从未谈及，而采访中，许多老同志肯定认为：赫氏造访北京，只能坚定了毛泽东要打这一仗的决心，你赫鲁晓夫要同美国搞缓和，我偏要同美国搞一点点紧张，看你怎么办？炮击金门的主题是惩罚台湾，警告美国；副题是在苏联面前显示独立性，表示决不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决心。我以为，对历史的复杂性理应如此理解。
中苏北京会谈内里与表象的不一致对打响后的炮战，其影响亦是双重并相当微妙的。
艾森豪威尔对中苏《公报》的措辞感到某种程度的忧虑并不奇怪，因为自朝鲜战争开始，预测一旦中美间发生大规模战争，苏联将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已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大战略研究课题。尽管中情局早就得出结论，“在中国长江以南发生任何级别的战争都不会导致苏俄的直接加入”，艾森豪威尔仍不能不审慎看待中苏间“牢不可破的团结”，不能不认真做出种种假设，如：美国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可能面临同苏联直接对抗的风险；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将促使中国从苏联获得同类毁灭性武器；美军在中国大陆南部大规模登陆，将导致苏联乘机从其欧洲领土大规模西进，等等。中央情报局未能及时帮助艾森豪威尔读出中苏《公报》在热情洋溢的言辞下所掩饰的巨大分歧，迫使艾氏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均须瞻前顾后，三思而后行。
毛泽东同样亦不可能随心所欲，放开手脚地大干。既知苏联的支持将极其有限，放大炮一响，理想的结局只能是既表达了惩诫的意志，又不可导致事态失控。蒋介石不难对付，但现在就同美国在台湾海峡打一场主要较量海空力量的大规模战争，老实讲，实力不够，时机也不成熟。
亦真亦假，虚虚实实，嘴巴铁硬，下手留神，很像京戏《三岔口》中的武打场面，双方小心谨慎地揣摩试探着对方的出拳使刀，有时是虚晃一枪，有时是意在恫吓，有时又是确确凿凿的杀手锏。国际斗争永远都不是纯军事，免不了尔虞我诈，纵横捭阖，能够知己知彼，参透对手心态者将居上风。
赫鲁晓夫到北京来的真是时候，恰到火候，作为事业和声威正处于巅峰状态的全球超一流政治人物，来了即便啥也不谈，就是爬爬长城当一回“好汉”，逛逛皇城拍照留念，或在昆明湖荡舟沏一壶龙井品尝中国滋味，或遛遛古城胡同与市民亲切交谈表演领袖风范，都将让世界绞尽脑汁费一番猜测。台湾甚至瞎猜猜到了今天。
第三章 解放头顶
林虎中将说：敌人在你的头顶耍杂技，这是咱干空军的耻辱呀／叶、韩、刘三个“诸葛亮”凑在一起，顶个啥／毛泽东说：刘亚楼，你锋芒毕露，你锋芒半露好不好／聂凤智的名字中有一个“凤”字，他说：
我这个人命中属鸟／刘玉堤批评张闯虎：你的大队呢？你他妈就知道结婚，老婆／斗大的字也认不下几个的农家子弟凑合着把一架现代化机器弄上天去已属奇迹，难道他们真想在空中进行格斗／国民党飞行员在空中只说一两句英语，林虎知道他们已到了澎湖／赵德安距敌机366。66米开炮，六六大顺，本来是一个挺吉利的数字／岳崇新一个连发，打在他左翼根部，怎么没打下来／七机返航，战斗并未结束，甩下的孤军仍在作困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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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
原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对我说：新中国成立七、八年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首歌在福建这个地方唱好像仍然不合适。我们只解放了福建的土地，还没有解放福建的天空嘛。那时候，我们在福建没有空军，国民党的飞机随便开进开出，神气得很。
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对我说：1954年我从朝鲜调广州，头一眼便看到几架国民党飞机就在城区上空编队拉烟，搞飞行表演似的，市民们也不害怕，都熟视无睹麻木了。叫我无动于衷可力、不到，浑身血好像要开锅。咱们是飞行员，敌人就在你的头顶耍杂技，这是咱干空军的耻辱呀！
原国民党空军三十四中队（侦察中队）U－2间谍机少校飞行员张立义对我说：五、六十年代我们曾飞遍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记得有一次，我们拍回了非常清晰的北京全貌照片，把它放成一面墙壁那么大，挂起来分析。许多空军同事过去到过北平，熟悉那里，所以都很有兴趣。大家就在照片上找自己过去住的地方的位置，辨别哪里是故宫、天安门、北海、王府井，中南海也拍得清清楚楚。
解放战争三年，蒋介石赔掉了他的百分之九十五的陆军、近三分之一的海军，没有大伤元气的王牌唯余空军。毛泽东的军队再厉害，可惜未长翅膀不会飞腾。
委员长带着他的硕果仅存的空军飞撤台湾，他发现，这三百余架飞机在广袤的大陆上作用甚微，在弹丸海岛上却作用甚巨，可以想象，大海滔滔一览无余，无空中掩护的共军驾驶渔船、机帆船成群结队强渡海峡，只能成为他的会飞的钢铁大鸟争相追逐的美味佳肴。他命令：倾一切财力物力，优先保障、发展空军。
朝鲜战争爆发，从美国传出应把台湾变成“第二个冲绳”和“不沉的航空母舰”，委员长很为自己居住的小岛能为世界首强垂青而感高兴，这使他在向美国佬狮子大张口时可以挺胸昂首而不必作出可怜兮兮的行乞状。他向华盛顿呈递了长长的武器清单， 当时世界最先进的F－86型飞机名列榜首。生产能力和财富均占世界半数的老美也确实慷慨大方，几年中，1117架各型飞机运抵台湾，其中269架F－84G和388架F－86F，同第七舰队以航母和台湾为基地的五百余架作战飞机一起，可以将台湾的天空滴水不漏地封闭起来，为美丽岛扣上一顶双保险的“安全帽”。
岛小机多，天际显得拥挤，拳脚难以施展，将活动半径伸展至只摆放了少数高炮部队的大陆闽、浙、粤一线便十分自然。凡遇好天气，台湾的阿飞哥们驾着崭新的F－84、F－86，心情轻松愉快地从广州、汕头、福州、泉州、厦门、温州等地自由往还飞来飞去，或在高空转圈拉烟，向地面上的万物生灵们炫耀自己的存在和高超驾技，或呼啸俯冲，低空掠过，欣赏在尖厉的防空警报下人群惊惶奔跑四散逃命的开心场面。 阿飞哥们很有几分自豪地把大陆沿海一带空域戏称为 “第二课堂“（第一课堂为舞厅，当国民党飞行员，都要学会跳舞）。
军队训练历来强调“实战条件”，从“转进”台湾第一天起，国民党空军就发现大陆沿海是进行“实弹地靶演练”的最佳场所。从对地面军事目标的袭击开始，逐步扩展至对海上作业的渔船，公路上奔跑的民用汽车和成片成片的民房民舍的轰炸扫射，国民党飞机似乎染上了近似疯狂的“嗜血癖”。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1月至1958年7月，国民党空军飞机进入大陆达15546架次，投弹339枚，扫射110次，大陆沿海军民伤亡704人， 毁各型船只63艘。其中，以1955年春节前夕的三次大轰炸尤为著名。 第一次，1月19日6时56分至13时49分，国民党空军4批30架次，在汕头海关码头一带投弹28枚，地面居民亡12人，伤30人，沉船14艘，正在码头卸货的英国商船“正伟健”号也活该倒霉一同葬身鱼腹，成为无谓的牺牲品。第二次，当日下午2时，蒋机8架围歼从厦门开出的“颖海”号拖轮及拖带的木船，使毫无武装之客船骤然变成极为恐怖的“海上地狱”，死船工、妇女、儿童62，伤19。“附近海面一时呈殷红色” 。第三次，翌日下午3时40分，蒋机12架又于福州台江人口稠密区投弹23枚， 近郊投弹1枚，当场炸毙老百姓161人，炸伤180人，居民林依灼一家九口，死七余二；海员翁天福一家四口，无一幸免。台江区木板民房火烧连营烧成一片火海，共毁民房一万二千余间，受害者逾三万人，致使除夕之夜，整个福州形同鬼域，无任何喜庆气氛，无一声爆竹炸响，只见满目灰烬，只闻一片哀啼。
如今，福州台江早已辟为十分繁华的商业区，外地人初到福州，逛“台江农贸市场”大概都是必修的功课。漫步熙熙攘攘的台江闹区，我浮想联翩依然搞不太懂，当年国民党空军为何非要选中这一片老百姓聚居的市区丢下炸弹？那时，他们不是言必称“反攻”的么？须知，“反攻大业”是应以“争取认同”“笼络人心”为前提的，在台江播种下去炸弹，虽给福州造成了相当痛苦的困扰，但收获的只能是准备以牙还牙以血偿血的深仇大恨，只能是对于“反攻”绝对无补无益的人心殆丧。不懂，真的搞不懂！况且，得到灾难吞下苦果的又不仅仅是大陆方，也包括了始作俑者。前两年，曾任台湾空军司令并擢升三军参谋总长的陈焱龄上将（当年的军阶大概为少校或中校吧），他的胞弟那时正在大陆某海运公司作船员，恰在一次空袭中中弹丧生。陈将军是否领导和参加了此次袭击无据可查，但陈将军曾经领导和参加了若干次针对大陆民用船只的袭击确凿无疑。用自己（或自己同事）的炸弹炸死自己的胞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