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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郭包老人陈旧的房舍同全岛气派华贵的氛围是那样的不协调不格调，自从当午政府为了照顾对革命有功之人，把他从无固定收入的渔民转为县政府拿月薪水290元的十七品芝麻小官之后， 他便注定了要加入到浯屿低收入者的行列中去。
好在郭包老人心胸宽广，善于调侃解忧，他说：钱本身外之物，没有不行，有点就行，钱堆成山，到头来还不一样两腿一蹬，两手空空。他又说：我现在还不如老伴孩子们挣得多，但我的饭碗是个铁的，摔不破，他们的饭碗是瓷的，怕摔。
我冒昧问：您就没有想过也找个发财的门道？
他说：我这人发不了财的，因为胆子小。如果我还在浯屿，政府没叫分船，我不敢分；政府没说可以开到澎湖，我也不敢叫大伙往澎湖开船；政府没说可以把鱼卖给日本人台湾人香港人，我哪里就敢开这个口。至于搞船走私货，我就更没这个胆了。到了县里工作，也知道有人跑到下边要吃喝要东西，我没干过，没胆量于哟。这年头都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的胆子小，但还不至于饿死吧，知足者常乐。
胆大的和胆小的同一个郭包站在我的面前，我却丝毫没有感到奇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老人都是这样的，我完全能够理解。小小的遗憾是，我非常想在厦门这片海域找到一个当年对敌斗争是英雄今天发家致富是大款的典型，可惜一个也未寻着，我的一厢情愿在浯屿又一次落了空。
红透的落日和鱼贯归来的船队绘出一幅极美的渔舟唱晚图，繁忙的码头播传着丰收的喜悦和喧嚣。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后生，赤裸着被烈日曝晒成古铜色的脊背，吆喝指挥船工从他的船舱抬下一筐筐鲜肥的收获。
郭包老人眯起眼睛满意地憨笑，说，当年，我也是这般生龙活虎地年轻哩。
是啊，岁月流逝，浯屿依然年轻，无论战时还是和平，它的脚步从未停歇，一直朝气蓬勃走在时代潮的前头呢。
老人走过去，和那后生表情丰富地交谈着什么。
我想起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老话。在浯屿吟这诗句，兴奋里，似也掺入了些许的惆怅。
7
当年和现在好像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为什么整个前线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全部后撤， 单单何厝村第四中心小学漏网了12个6年级学生，这一群半大小子和丫头片子的名字是：何明全，黄水发，黄佳汝，何大年，何亚猪，郭胜源，何阿美，黄友春，黄网友，杨火旺，何锦治，林淑月。
何厝的地理位置特殊，炮口向左，可以打到大金门，炮口向右可以打到小金门，于是，大金门的炮打它，小金门的炮也打它，直打得它体无完肤面目全非。但是，何厝肯定没有被打垮打趴下，每日从这里传出的那阵阵铿锵悦耳的炮弹发射声，让人感受到它蓄积深厚百摧不殆的强大力量，而穿梭于各阵地之间，那一张张孩子可爱的笑脸和系在脖领上迎风舞展的红领巾，更点染烘托出何厝乐观、蓬勃、坚韧的生命力。
孩子们的头儿是何大年，这一年只有12岁。
何大年4岁那年， 父亲带着姐姐和他去赶集，回来在关帝庙歇歇脚。大年喊口渴，父亲便让姐姐领他先回家，自己和乡党们再拉一会儿呱。姐姐和大年刚刚走到家门口，国民党飞机就来丢炸弹了，轰轰咣咣的巨响从关帝庙那边传过来。母亲疯子般拉着姐姐、大年跑去看，好好一座关帝庙转眼没有了，成了一片废墟。人们动手挖，挖了一个很深的大坑，才挖出一些父亲零碎残缺的肢体来。
1954年，国民党的炮又来炸何厝，大年正在村头放牛，牛被炸死，他被气浪掀翻到沟里去。仅那一次，村里便死了十几口人。这些经历让他从小就恨死了国民党，现在解放军要惩罚国民党了，他好高兴，觉得自己应该为前线做点事。
每天晨起，何大年带领伙伴们来到阵地，有的站岗放哨，有的帮战士们洗衣服，送开水，有的跑去修筑工事，搬运擦拭弹药。大年常常去守村里唯一的一部电话机。电话铃响，上级说“防炮”，他就赶紧跑去敲一个空弹壳做成的吊钟，用榔头当当当一阵乱敲。上级说“解除防炮”，他便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敲。看到村里大人小孩在自己的指挥下有秩序地躲进走出防炮洞，避免了伤亡，他觉得自己的工作绝顶重要，心中充满了自豪。
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孩子们的当然领导，不论谁，只要吩咐一声：“喂，给我跑一趟腿吧！”或：“帮我去办一件事好不好？”对他们来讲都是神圣至高的命令，他们都会活蹦乱跳无比幸福愉快地跑去执行。大人们几句随口而出夸奖赞赏的话语，更使他们的小小荣誉心得到满足，都认为自己正从事着伟大光荣的事业而干劲倍增，手脚不停不知疲倦地忙到天黑。爆炸的巨响和弹片的呼啸对他们早已没了任何的威吓作用，却把他们面对残酷的心理承受力锻得超越了年龄，出奇的高强。
那天。炮战停止，已经是日头落山的时候。何大年惦念着那些拉在地上、沟壁的电话线，会不会给弹片打坏？这么多的线刘叔叔（电话兵）怎么查得过来？他就建议一路查着线回去。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何亚猪的同意。
西天燃着一大片红霞，映着孩子们忽灵灵的眼睛。亚猪走在前面，一心想找到一处断线，或者一个松开的结头。但是走过了一条壕沟又一条壕沟。长长的线路都没有发现毛病。他们有些疲劳了，眼睛涩涩的，但是他们都不说出来，强迫自己要仔细地看、仔细地看。
忽然，大年盯住十字路口的一个转角处：埋着线路的一段土面好像被用刀斧砍成几截似的，还斜插着一些弹片。
大年和亚猪蹲下去，用两手去扒土，但是红色的粘土牢固得像水泥似的，扒也扒不开。去拉线头，拉也拉不动。因为经过十字路口的线路，为提防给路人或耕牛踩坏，都特地开了一道小沟，把线埋在沟里，上面再夯实红土。可不巧就在这里落下弹片，把埋在沟中的线切断了。
“你守在这里，我回去拿尖锥和电线。”亚猪说着，飞也似地跑了。
天色黑下来，鸟雀也不叫了，何大年心里有些胆怯，但是他一步也没有离开，有一个信念在鼓励自己，如果随便躲开而让亚猪寻不到这里，断线接不上，那你还算什么少先队员？
脚没挪动，眼睛却本能地四下张望。忽然，看见远处壕沟里好像伏着一个什么东西，是谁家的羊跌落在沟里吗？他擦了擦眼睛再仔细看，那个东西还亮了一下光，向着他走来。不是羊，是个人！大年赶快闪到拐角地方，探出半个头去看：奇怪，那人又蹲下去了在做什么。
对，是坏人！应该赶紧去报告！大年抬脚快跑，劈面射来一道手电光：“谁，站住！”
那声音很熟，哦，原来是电话兵刘叔叔呀！大年像遇到了亲人似地叫：“刘叔叔，你快来，这里电线给打断了。”
这时， 亚猪也回来了。 金门敌人提心吊胆的，打过来一发照明弹，亚猪说：“感谢蒋光头，给我们照明哩。”
泥沟刨开，发现有三条线路给打断了。刘叔叔理清了电线，大年抢过来去接，可是手同时触到两个线头，马上着了一阵麻，急忙甩开去。“有电！”大年说。
“我不信，让我试试。”亚猪遇事是最好奇的，他不顾刘叔叔解释，也非亲手试验一下不可。等到给电着了，才快活地叫道：“好麻，好麻哟。”
刘叔叔一边用钳子拧紧线头，一边给他们讲解着电的知识，然后把话机接在一条线上，把摇柄摇几下，一会儿，电话铃响了，亚猪快活得直笑。
刘叔叔先对话筒讲了一阵话，然后把它交给大年说：“指导员要找你们讲话呢。”大年兴奋得赶忙接过话机，轻轻地叫着：“喂，喂！”呀，他听到了指导员亲切的声音：“谢谢你们，小同志。你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帮助保护了大炮的眼睛……”
严酷的环境里有了这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就像冰雪的世界中盛开了一丛花草，分外引人注目。一位记者妙笔生花，在文章中写道：“战士们都亲切地称赞这些孩子是战地‘小人路’。”从此，“小八路”的称谓不胫而走。共青团厦门市委给孩子们送来一面大红旗，正式授予“英雄小八路”的光荣称号。八一电影制片厂也以他们的事迹为素材，编拍了名为《英雄小八路》的故事片。
《英雄小八路》我看过不止一遍，至今仍清楚记得那充满激情的结尾：
敌人的炮火把电话线打断，电话兵也负了伤。
何大年、何亚猪带领伙伴们跃出战壕，摸爬滚翻，冒着炮火奔跑。
断线找到了！可线已被炸短，用力拉拽，断头仍不能够接合。
指挥部的命令无法传达，回去拿线也来不及了。怎么办？
何大年、何亚猪灵机一动，和伙伴们手牵手，用身体替代电线，让电流从身体通过。
我方火炮再度射击。敌阵一片火海。
孩子们雀跃欢呼。音乐激越雄壮。
据说，碳水化合物组合成的人体，其电阻是金属物的数千倍，电话电流通过人体， 功率将被衰减到近似于0。故电影上“英雄小八路”们的壮举，大概缺乏科学依据。
不过，艺术总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由于很少有人吃饱了没事干去玩“人体通电”试验，《英雄小八路》的编导们便有了合理拔高大胆创作的想象天地。这大概亦无可过多指责。
在电视尚未普及时，电影的影响强大无比。银幕上的“英雄小八路”遂成为少年儿童的时代形象；艺术形象的何大年、何亚猪也一时声名大噪，家喻户晓。
但是，我获取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信息：那时代的孩子中，起码有一个人不曾看过《英雄小八路》，此人恰是——何大年。
已近50岁的何大年如今是厦门湖里工业区公用事业公司秘书科科长，文文弱弱的样子，书卷味很足，与电影中的另一个“他”形神均不似，电影人物特有的那股英武精明气息也丝毫不见，让人感受到生活与艺术间原本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我询问他对电影何大年的看法，他回答很抱歉，因从未看过这部影片故无法发表感想评头论足。不看的原因颇简单：那时学习太忙，顾不上。
真就忙到这般程度，连被讴歌的另一个自己都顾不得看上一眼么？
他笑了。他曾听别人介绍描述过这部电影，他知道自己在银幕上的表现很老练很英勇很了不得。但他觉得除了名字相同而外，那个“他”并不是自己，因此他不愿去看怕去看。看自己在电影上大出风头干着一些自己从未干过的轰轰烈烈的事情会脸红心跳不自在。更怕被捧得太高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找不到正确的感觉而最终丢失了自己。
哦，真实的何大年是一个不求虚华淡泊名利的人。这真实让我感到亲切。
何大年是12个孩子中唯一的大学生，北京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先分配到贵州，又调回厦门，当保卫科长抓到过几个坏蛋，当器材科长为公司节省了几十万，人生中不再有不同凡俗的壮举，但工作敬业努力对得住天地良心。生活中，他最烦的事情就是人们总把他同电影上的何大年联系起来。上大学时，他听到有人指着脊背说：瞧，此人就是真的何大年。他真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曾打算干脆改个名字算了，因文革转移了人们的兴奋点而作罢。但有一条规矩是坚持始终的，即不再接受任何记者任何形式的采访，“既然已被人们的记忆所尘封，何必像出土文物一样再被挖出来向公众展览呢。”我大概可算作一个特例，因为我听从了友人的劝告，事先把采访说成了“核对史实”。他最感到愉快的是，单位里至今还无人知晓他曾经是大名鼎鼎的“英雄小八路”。
他说，他并不绝对排斥出名，但反对躺在过去的声名上过生活。“英雄小八路”和比“英雄小八路”还要英雄的《英雄小八路》都是历史了，他不想把历史当作一生的敲门砖，那样做，到头来只能换得一顶沽名钓誉的帽子戴。他还说，希望以后记者先生们不要再为“英雄小八路”的事采访他，包括我在内，不搞下不为例。如果因为这世界上有一个叫做何大年的小老头，为改革开放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来采访他，那他一定会愉快接纳，热忱欢迎的。
辞别出来，我对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对于艺术的与生活的两个何大年，你是很难分出伯仲比出高下来的。生活中的这一个，其境界确有独到的高人之处，尤其是商品经济潮涌潮落，名利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