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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尽管他不同意缪勒尔的看法，但仍是点头说道：“我接受你的批评，下次行动一定要请示上级。”
缪勒尔将身子往前倾了倾，“我要回苏联去，也许下次会是另外一位同志来见你。”
王方笑了笑，举起酒杯，“祝你一路平安。”
就在王方刚返回哈尔滨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他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吉林省送爆炸器材时由于处置不当，发生爆炸当街被炸死。日本特务机关己开始追查此事。
王方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通令各地情报人员停止活动，严防给敌人破坏组织的机会。
1937年初，根据上级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撤销，成立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
2月上旬，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派出日伪特务在苇河逮捕几名中共地下人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大逮捕。
4月15日，日伪警察，宪兵进行大规模逮捕，在滨绥、滨北沿线逮捕207名“嫌疑犯”。在大逮捕中，范围逐渐扩大，大连、柳河、盘石、奉天等地，共逮捕300余人。中共哈东特委、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哈尔滨市等地下组织均遭破坏。
这时，哈尔滨另一支秘密警察——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警察署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设立于1907年2月5日，地点在南岗义明街27号（现花园小学）。1927年在总领事馆设警察署。日军侵占哈尔滨后，便成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重要警特机关。
4月25日，奉天地区负责人张秀春来哈尔滨与王方会面。一下火车便被领事馆警察一名特务跟踪。经过请示，领事馆警察署指示那名特务暂时不要惊动张秀春，等待他们同伙出现。
4月26日，王方决定按照上级的指示，放火烧掉哈尔滨东香坊机场。当天夜里，王方和几名行动队员拿着汽油、硫磺等引火物悄悄潜到机场附近，剪开铁丝网，钻到了停机坪。
这时，停机坪停着六七架日本飞机，王方等人立刻将引火之物放到飞机腹下。然后将汽油洒了一道，点着火，迅速脱离现场。
顷刻间，停机坪上六七架飞机同时燃起大火，幸亏机场消防队扑救及时，否则整个香坊飞机场都会化为灰烬。时值“大逮捕”时期，竟敢有人故意纵火，日本哈尔滨宪兵队，伪满警察厅顿感脸上无光。
4月27日，张秀春和王方约好在南岗“尼古拉教堂”接头。不料，领事馆警察突然采取行动，一举抓捕了张秀春。碰巧，王方有事未赴约，只是让一个情报员来接头，结果情报员也一同被领事馆警察署的特务捕获。
张秀春和那名情报员被押到领事馆地下监狱。经过严刑拷打，他们供出了王方的地址。很快，领事馆警察署的大批警察包围了王方的住处，将其当场逮捕。在其住处搜出大量日军机密文件和一批照相器材，爆破器材，武器。一周后，王方组织的主要成员相继被抓获。
几天以后，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警察署将“王方案件”移交给日本哈尔滨宪兵队特高课。
由于王方组织是哈尔滨日伪警特机关破获的第一个“苏联间谍集团”，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给予高度重视，派遣苏俄专家大岛正太郎中佐前来指导此案的审讯工作。王方一开始受到“优待”，被安排在一间舒适的房间内，由一名特高课曹长看管。
审讯一开始，大岛正太郎软硬兼施，企图诱使王方就范，王方始终横眉冷对，不为所动。日本人恼羞成怒，将他关进一间真正的牢房内。
“当”，铁门一开，王方被推进了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牢房。
王方仔细打量牢房，四周都是石壁，只有一个一米见方的铁窗，上面的铁栅栏足有小拇指粗细。地上是一堆稻草和一床不知盖过多少人的被子。
午夜，犯人睡了，看守也睡了，王方开始行动，他从乱蓬蓬的头发里取出一根钢丝，迅速打开手铐脚镣。然后，又从鞋底的夹层中抽出一柄纯钢的小钢锯条。
“嚓嚓——”王方贴在窗口，用小钢锯轻轻锯着窗口上的铁栅栏。
十分钟后，一根栅栏被锯断。
走廊传来看守的脚步声，王方佯装睡着，躺在草堆上。看守从铁门的小窗上望了望，又走开了。等看守走远，王方爬起来，继续锯第二根铁栅栏……三根栅栏锯断后，王方轻而易举地钻进了小窗，跳到地面，紧贴墙根，攀上房顶。
王方在房顶上发现围墙都带电网，围墙外不远有一棵老杨树，最近的树枝距墙也就二三米。王方站起身，深吸一口气，奋力跃起，像一只敏捷的猴子般跃过围墙，抓住墙外的树枝，逃了出来。
王方逃离监狱后，走胡同、钻地沟，绕开巡逻的警察、宪兵，悄悄来到极乐寺附近。他见四下无人，便来到一棵大杨树下，从根部的一个小洞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有伪造的“出国证”、“身份证”和一些满洲币。
凌晨，王方在三棵树火车站，偷偷爬上一列开往新京的货车。等货车一过德惠便下车，出了车站后，吃了东西，买了衣服，化了装，又重新乘坐客车直奔奉天，最后逃到北平。
王方越狱逃走，震动了整个“满洲国”，此案相关的责任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日本宪兵队、日本特务机关、伪满警察厅从上到下都开展了“自查”活动，进行深刻反省。
日本宪兵队哀叹“本来对王方一伙阴谋集团的审讯，已致暴露恐怖组织的一部分活动本质。但不幸随着王方的逃跑，对此探明暂时受挫”。
第六章 与特高课周旋的人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1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古老的俄式房间内，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副处长阿尔布拉莫夫、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围坐在壁炉旁取暖，壁炉内烘烤着几个香喷喷的白薯。
廖雯初取出烤好的白薯递给别尔津，“别尔津同志，据说，1928年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命令您亲自向他传授谍报经验，用于指导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科，有这回事吗？”
别尔津接过白薯，说道：“是的，当时我代表联共（布）中央提出的无产阶级情报侦察部门的四项任务和一项基本原则，听说后来对中共侦察部门很有帮助。”
阿尔布拉莫夫也取出一个白薯说：“这件事我记得，四项任务是：1。打入敌人内部；2。搜集情报；3。惩罚叛徒；4。筹集经费。一项原则：侦察工作的方式方法绝对不能用于党内斗争。您还特别强调这是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制定的。”
别尔津用嘴吹了吹热乎乎的白薯：“我知道中国同志很能干，他们有许多优秀的同志在我们这里受训，将来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廖雯初剥开白薯皮说道：“别尔津同志，瓦尔德尔和古斯达夫已经在中国展开工作了，听说成绩不错。”
别尔津吃着白薯说：“我熟悉他们两个，他们不会令我们失望的。”
阿尔布拉莫夫说：“是的，他们都经过战争的考验，具有勇敢坚毅的性格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相信会不辱使命的。”
别尔津微笑地点了点头，站起来掏出手帕擦了擦嘴，来到窗前，注视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此刻，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
1938年7月，别尔津在大清洗中遇害。别尔津是苏联现代军事侦察体系的缔造者。1929年，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迅速扩大，红军得以吸收大量充满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欧洲各国职业革命家加入侦察部门，“二战”时著名的佐尔格侦察小组和“红色乐队”就是别尔津在30年代初亲手布建的。同时，别尔津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情报侦察部门的指导者，他的遇害是当时苏联情报系统的一大损失，其消极后果在日后很快体现出来。
第2节 “满洲”第二情报组
1935年3月25日，天津。
初春的天津虽然还有阵阵寒意，但从海河上吹来的春风已让人感到了一丝温暖。
天津火车站前人群稀少，只有少量的旅客在走动。身穿和服的日本侨民不时地耀武扬威地走过，行人对之抱以鄙视的目光。
车站广场的西南角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福特”牌汽车。一名身材不高，穿黑呢大衣的年轻人正焦急地站在车旁，不时向出站口张望。
此人便是肩负重任的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杨奠坤，代号瓦尔德尔。
随着出站口涌出大批旅客，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出现在他的视线。杨奠坤几步走上前去，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说道：“你……终于来了。”然后用手一指，“快上车吧。”
这个中年人就是杨奠坤的助手张逸仙，代号古斯达夫。
张逸仙紧紧握了一下杨奠坤的手，眼里闪着喜悦的泪花。两人向“福特”轿车走去。
轿车启动，驶向了英租界。
轿车停在英租界17号路宝华里一幢楼房前，杨奠坤、张逸仙拎着行李进入楼内。
两人来到一间收拾得很干净的房间里。
杨奠坤拿起脸盆，用暖水瓶倒了些开水，“来，老张，洗洗风尘吧。”
张逸仙脱去外衣走过去洗脸，坐在一旁的杨奠坤发现他走路有点瘸，不禁问道：“老张，怎么搞的，你的脚？”
“嗨，别提了，一言难尽。”张逸仙一边洗脸一边说，“越境的时候，我穿的那个大毡靴太别扭了，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的。没走几步‘咣喳’一下踩进水坑里，拖出来一摸，已成了一冰坨子。就这样，等我到哈尔滨的时候，右脚三个脚趾已经变黑，后来到医院就割掉了。”
“老张，你可遭罪了。”杨奠坤关切地说。
入夜，两人将窗帘放下，只开一盏台灯，开始研究工作。
杨奠坤开口说：“明天，我得赶快去见我们的领导人。他叫伊万诺夫，是总参情报部的一名少将，现在苏联驻天津领事馆坐镇指挥。”
张逸仙说道：“莫斯科情报学校的中国学员真不少，也不知是不是都归他领导。”
“不会的，”杨奠坤分析道，“总参情报部远东指挥部设在上海，估计至少有二三个‘格柏乌’的情报军官在那里指挥。学员们遍布关里关外，基本上自成系统，各自为战。”
“那我们这一组的任务是什么？”张逸仙问。
“见了伊万诺夫就知道了。”杨奠坤微笑着说。
第二天，杨奠坤独自一人来到德租界中三街西侧的一家德国书店，见到了伊万诺夫。
伊万诺夫微笑着示意杨奠坤到里面的书架前，然后小声对他说：“你们的工作要马上开始。从情报组织的序列上讲，你们属于满洲第二情报组，总部设在天津，你当组长，古斯达夫担任副组长。今后的任务是吸收新同志，调查日军的军事动向，迅速在天津至奉天一线建立情报点。”
杨奠坤点点头。“工作可以马上展开，可是我们的经费已经光了，可否……”
“经费不成问题，”伊万诺夫从西服的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这里有1000美金，等工作开展后，再视情况增补。”
杨奠坤迅速将美元揣进西服口袋，“那么，我如何跟您联络呢？”
伊万诺夫掰着手指头说：“每月的11、21两日上午我们见面。下次的会面地点是在法租界24号路利生贸易公司对面的餐厅。”
杨奠坤回到住处，立即向张逸仙传达了伊万诺夫的指示。
说干就干。杨奠坤、张逸仙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建起了点线密布的情报点，具体是：
裴志亭：安东
季书元：张家口
闫荆扑：营口
冯子彬：天津留守
黄一民：锦州
安非德（费得尔）：奉天
张之伦：哈尔滨
杨省三：大 连
注：安非德不久自动脱离组织，工作由费得尔接替。
由于第二情报组工作量大，人员来往频繁，杨奠坤和张逸仙换了一个工作地点，搬到了法租界知仁里的一幢楼房上。杨奠坤为便于工作，以“大北广告公司”业务员的身份来往于华北、东北各大城市，发展组织，下达命令。而张逸仙早年在家乡潍县当过东明中学的校长。便以私塾先生的身份来往于各情报点之间。同时，杨奠坤又将张逸仙的妻子张琴玲从呼兰调到天津，以家庭的形式掩护情报机关。不久，张琴玲也参加了情报组织，成为组织中的秘密交通员。
1936年1月5日，辽宁省岫岩县王家堡子日军守备队在四道河村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奉天情报点的一名联络员在回家的途中被误抓。结果他供出奉天情报点的有关情况，奉天的费得尔处在危险之中。杨奠坤感到事态严重，决定亲赴奉天解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