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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谱-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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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说:“这,你就如意了。”
  江涛对严萍这种表情,并没有说什么。耸了耸肩膀,笑了笑,脸颊上飞起了一片羞红。
  于是,一张面貌朴素、清秀的肖像,骄傲地站在桌子上。正在这刻上,严萍一回头,爸爸迈步进来。严萍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拿起那张照片说:“爸爸!你看江涛这个相片照得怎么样?”
  严知孝拿起照片,左瞧瞧右瞧瞧,放远一点看看,又放近一点看看。噗地笑了说:“人,在二十左右岁儿的时候,相片怎么照怎么好看。一过了岁数,便怎么照怎么不好看了。”
  严萍看老爸爸满有风趣起来,看着江涛笑了笑,江涛也笑着看了看严萍。
  谈到这里,妈妈叫吃饭。吃着饭,冯登龙和江涛都骨突着嘴,谁也不说什么。严知孝以为青年人一时翻脸,耽耽就好了。严萍感到跟这两个人在一块实在别扭,登龙说的话,能跟江涛说。可是江涛说的话,不能跟登龙说。近来更不愿跟登龙多说话了,她讨厌那股膘膘楞楞的劲头。冯登龙看她与江涛之间有了秘密,还是舍不了这口气。倒不是放不开和严萍亲密的友情,他觉得是政治上的失败。严萍自小就和登龙要好,在一块跳房子、掸球儿。大了在一块读书。严萍好温情,她还没有把和登龙的关系一刀两断的气魄。她也想过,果然斩断,心上多么轻快!显然,她感到那种孩稚的感情,早就成了多余的。她又不肯一下子斩断,藕断丝连地拖着。
  吃完了饭,江涛和登龙同时走出大门。下台阶的时候,江涛告诉严萍要共同去完成一件宣传任务。就扬长走去。她立在高台石阶上,看他们走远,摇摇头又觉得烦恼:“怎样才能把这种形势结束?”但时间很短,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
  江涛和冯登龙,两个人踩着石板路并肩走着。天黑了,大远一盏街灯,半明不亮,昏暗地照着。两个人都闭着嘴,不吭一声。出了西门,走过小木桥,到了育德中学的门口,登龙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径直走进去。江涛也没有招呼他的意思,独自格儿走回来。天晚了,他爬墙回到学校,已经打了熄灯钟,院子里静静的。他沿着房荫走到宿舍门口,停了一刻,不想进去,向东一拐,走上养病室的台阶。这早就成了老习惯,情况一紧急,政治恐怖一来,他们就不在斋舍里睡觉了。
  他推开养病室的小门,拉开电灯。严萍给他新洗了桌布,瓶子里的花还香着,小屋里亮闪闪的,充满了愉快。他熄灭电灯,躺在床上,心在胸膛里突突跳着,眼睛合也合不上。又划个火柴点着一支烟,在夜暗里睁开圆大的眼睛,看着烟头上通红的火光。虽然一丁点光亮,一丁点鲜红的色彩,在黑暗里却是无比的鲜红。他心里兴奋,又翻身坐起来,隔着窗子看河边上两排柳树遮荫了河岸。河水在柳枝下缓缓流动,月亮透过繁密的枝叶,在水面上闪出耀眼的银光,夜色多么幽静呀!心里又想起严萍:一个美丽的脸庞,两只静穆的眼神……
  他为了爱严萍,思想上产生一个愿望:尽一切能力帮助她进步,引她走向革命,锻炼成一个好的革命者。于是把革命的体验传授给她,把革命的心情倾吐给她,把新的心得描述给她。有那一个礼拜不告诉她一点得意的事情,就象是日记上多了一页空白。自从和严萍建立了这种友情,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人儿伴随,他就战斗得更加坚强。成天价精力充沛地去做好各种工作,使革命生活更加充实。他也想过:一旦失去她,他会……他不敢这样设想,自信不会失败。失败了的话,他也想过,那就只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的对手,就是冯登龙,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到了这步田地,就等于说,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那就是他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把她争取到进步的阵线上,却被冯登龙拉她倒退了。
  他想着,歪在床上睡着了。不一会工夫,又猛醒过来,伸头一看,东方发亮了。明天是礼拜日,他和严萍约定,今天早晨去共同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他穿好衣服走出来,向南一拐,走过操场的花砖墙。趁着夜影,跳过围墙去。走着河岸上的小路向北去,到了城门口,城门还紧紧闭着。他又沿着河岸走回来,向南去,走过水磨旁边的小桥,到南关公园。公园老早没人管理了,是荒凉的。他想在八角楼的后面,很少被人看见的地方,爬过城去。爬城是一件苦事,他用脚尖抵住狭窄的城墙砖的楞缘,一步一步往上爬,一滑脚就会跌下来。翻登城头的时候,要通过一丛枣棘。城头陡峭,不攀住枣棘更难登上城墙。他咬住嘴唇,把眼一合,伸手攀住枣树的枝条,硬着头皮钻过去。棘针扯破他的衣裳,刺着他的手,流出血来。
  他好不容易爬过城去,走过清静的街道,到了严萍家门口。街上没有行人,他在门前走来走去,门还是闭得紧紧。他走上石阶,隔着门缝看了看,严萍的小屋里还是静静的,他只好坐在阶石上,看着西方最后一颗星星落下。他正楞楞怔怔地对着两扇关着的大门呆着,听得小东屋门一响,一阵皮鞋声,门吱地开了,严萍出现在他的眼前,怔了一下,笑着说:“同志!你来得好早!”说着,伸出手来。
  江涛站起身握住她的手说:“天黑着我就来等你了!”他也笑了。
  街上还冷冷清清的,猛然刮过一阵风,有两只早起的云燕,高高地在天空上飞旋。街口有个卖菜的小贩,拔起脖子吆喝。两个人顺着胡同向北去,把传单塞到沉睡的大门里。走到北城根,向东一拐,江涛站在拐角的地方了望着,严萍把传单贴在墙上。看见小胡同里有写下的标语,是严萍的笔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
  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
  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保定学联为了支持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在大街上开宣传大会,把标语写满了保定市的墙壁。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我们应当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
  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象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两个人并肩步走着,江涛说:“我们宣传工作者,他要钻着心地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人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去,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这样,我们抗日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们见面了。”
  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倒挺熟练。”江涛说:“这些工作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被反动派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好象老师给小孩子们讲课一样。“我们想到的,反动派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统治者的本领也会提高。抗日的活动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卖国贼们缴械……”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严萍象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在心上。暗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老师是因为坐狱、受了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跟他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老师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抗日决心,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
  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急躁的想法:“盼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吧!”她想象一杆抗日的旗帜插在高空,迎风飘动,想到抗日斗争的远景,想到向日寇进军的威势。这种想法,有时会使她兴奋得浑身发热,甚至心悸肉跳。
  今天为了完成这个宣传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抗日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鼓动士兵抗日,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里,经过几天的请愿示威,经过严重的交涉,才放出来。一想到被捕,心上就又不住地跳动,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散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
  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
  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
  44
  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比如一年的春天,一天的早晨,刚刚摸到幸福的边沿上,反动派就把一场灾难降在他们头上。
  在大街上开的宣传大会,引起很大的纠纷;第二师范两人被捕,学生们要求释放抗日青年,在公安局门口游行请愿。校长在纪念周上说,抗日是国家的事,读书才是学生的事,读书就是救国。要把被捕的学生开除学籍。江涛和老夏领导了第三次学潮,驱逐了没有民族意识的校长。
  二师学潮影响了保属学生界,保定市十三所学校同时罢课,要求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当局见到各地学潮风起云涌,摁倒葫芦瓢起来,很伤脑筋,第二年春天,省政府下令:第二师范提前放假,把学生和教职员驱逐出校。不出一个月,宣布解散了学校。空气异常紧张,保定市沉入白色恐怖里。护校委员会开会讨论;老夏说:要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江涛要把人们分散到乡村去,号召广大农民起来抗日。议论纷纷,得不到一致。老夏最后发言,为了保卫“抗日的堡垒”,决定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
  护校代表团从保定日报社搬回学校去,江涛背起铺盖,一行走着,心上急遽地跳动,象是觉察到有什么不祥的征兆。一进门,韩福老头扇着蒲扇赶上来,沙着嗓子问:“严先生,怎么又回来了?”
  江涛把铺盖卷扔在地上,掏出手巾擦着脸上的汗,说:“又回来了。”
  韩福老头歪起头来说:“真是莫名其妙,没看见人家登报吗?人家先‘剿共’后抗日,又回来干吗?赶快回去吧!”
  江涛说:“你说不应该回来,我也说不应该回来,群众要回来,老夏坚持要回来!”
  韩福扇着蒲扇说:“年轻的先生!人家可不管你那个,大街上嚷动了,说咱这是抗日的学校。这话又说回来,我虽不是……可是我是同情这个的,你们赶快回乡吧!”
  江涛看韩福有些急躁,说:“没办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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