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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野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北美驯鹿”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上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难与共。”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其共同社的APKLeafax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千方百计营救，把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怎么摇晃胸前的大号枫叶纪念章还是被推来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这家伙象看见了救星：“唐！快告诉他们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竟拚了命挤到我身边，气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两年前在天安门交换过名片。”我终于想了起来，不过，这小子上次是美国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住我的摄影背心：“他能证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哥仑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Mike Kirsch）、印尼《坦波杂志》的尤丽、法国嘎玛的阿利克斯（Alexis Dnclos）一起去约旦河东岸贝卡难民营。热情的麦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车。途中麦克得意地说只有我们这样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才没有被绑架的危险。听他这么一说，我暗暗地为单枪匹马去死海采访的河野耽起心来。
晚上，急急忙忙地赶回安曼洲际饭店，共同社中东首席记者近藤正守着电话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他两手一摊：“河野与摄影记者大河源被约旦伞兵抓走了。”与两天前我的遭遇一样，大河源在死海边照相，被伞兵抓住，河野上前营救，被一起抓走。近藤说河野在被抓之际，通过电话喊了一声：“过7小时后通知日本使馆。”现在已经7小时了，说着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给日本使馆打电话。我将电视音量拧小，CNN正播飞毛腿袭击以色列。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作东为恢复自由的战友压惊。大河源说这回总算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7小时的纪录。河野说今天等于又得了枚勋章。
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吃饭，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明天将经伦敦回日本。近藤则将穿过加仑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镇痛片和不知名的美军战地急救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遇事要多想，千万别太猛了。防弹背心、钢盔、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见面的呀。”
我们手挽手挤在一起合了张影，可几个小时以后，我这个胶卷就被约旦警察没收了。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亲历了“飞毛腿”的袭击、加沙地带的戒严和约旦河西岸的镇压与反抗之后，由开罗飞安曼再进巴格达。每每恐怖袭来之际，我总是想起和我几经生死的河野。由于烽火连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东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种神话。直到回到北京，见到90年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队的队友，才平息了探险队风传的我已中弹身亡的英雄故事。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顶层，久别重逢的河野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甚至怀疑这是在梦中。河野指着我衣服上的小红旗，追问给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红旗在哪里。当我的编辑同事们感谢共同社在海湾战争期间对新华社的帮助时，河野辞之以“互相帮助，我们也得到了你们的帮助。”我看到勇敢机智的河野，此时竟满面通红，红得象我送他的红旗。
二十五、“死亡之路”
我们终于在3月15日凌晨4时告别打扰多日的安曼，踏上重返巴格达的征程。整整两个月前，我被中国驻巴格达大使、北大老校友郑达庸揪着右胳膊最后一个迈出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海关。今天，郑大使又率队重返故地，而仅在三天前，包括CNN彼得·阿内特在内所有外国记者被限令四十八小时内离开伊拉克。前途吉凶未卜，但有郑大使御驾亲征，我特兴奋。我们一行共有四辆汽车，开道的是伊拉克驻安曼使馆的一辆白丰田，车上满载着大米白面，远远地跑在前头。我坐第二辆车，同车的曹武官和武官助理小李也是北大校友，一路并不感到寂寞。第三辆车坐着大使和其他随行人员，最后一辆是二十吨奔驰卡车垫后，装了满满一车食品和四百箱矿泉水，外加我们的两个文字记者。
太阳就在我们的前面，安曼至鲁威谢德快速路好似奔腾的伏尔加河蜿蜒而去，这段路长292公里，我已跑过两趟。头一次是和共同社记者北大校友河野澈往伊约边境采访难民，第二次是随安曼首席符卫建再访鲁威谢德难民营，那天我曾把白奔驰开到一百六，吓得老符又把方向盘要了回去。今天是第三次，沿途照例是层层盘查，不过比前两次客气得多，因为我们车上插了中国国旗，前有伊拉克外交官开道，后有中国大使作后盾。
中午10点，来到鲁威谢德边防站，在这里办完出境手续。再穿过七十八公里的中立区就要进入伊拉克国境了。公路上，十几辆四十吨的集装箱车正在等候过关，车身上挂有整幅白布，上用朱笔写了很大的阿拉伯文，曹武官说写的是“阿拉伯运输协会”，运的是援助伊拉克的物资。其中一辆白色工具车尤为醒目，车身上画有红十字，写着Medcin Sans Frontier ，我过去一问，是两个说法语的比利时医生，其中一个叫Dr。Renand Toerk，他们是志愿为伊拉克送医药的医务人员。边防站外，所有开往伊拉克方向的汽车都装得满满的，连小轿车的顶蓬上全堆满了粮食和汽油，用尼龙绳捆得牢牢的。所有的汽车都在这里加足汽油，将备用油桶灌得满满的，因为自1月17日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就停止给市民供应汽油，黑市汽油比官价油贵九十倍。
10：30，我们驶入约伊之间的中立区，这段路长七十八公里，两个月前，国际红十字会在这一带沿公路修了三座难民营，专门收容伊拉克难民，安曼首席符卫建曾带我采访过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Peter Fierz 。可现在这里已经空空荡荡，仅剩穿深灰色制服的约旦警察照看着空空如也的大地。路口有一堆炸弹皮和其他爆炸物，全是美国轰炸伊拉克的产物，被集中在这里，向人们展示“美国的罪恶”。其中一个挺新挺大，涂着草绿色的无光漆，由于车速太快，我没看清是副油箱还是巡航导弹。
11：00，我们驶入伊拉克边境，雄伟的伊拉克海关在路北傲然耸立，疲惫的士兵四处可见。趁办入境手续之机，我想把憋了一路的一泡尿解决掉，可就是找不到厕所，找士兵问，他们全然不懂英语，急得我原地打转儿。情急生智，我解开裤子模仿撒尿的姿势，士兵们顿时恍然大悟，甩手一指，我进了一座小楼。这里根本不分男女，厕内“遍地人遗矢”，毫无立锥之地。我踮着脚尖，寻找净土无望，只好就地解决。得意时吹着口哨四下乱望，猛抬头，抽水马桶的陶瓷水箱上赫然四个大字“中国制造”。
返回汽车，只见四个阿拉伯人正往我们车顶上装面粉，三只大口袋捆得结结实实，任凭我们怎么制止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郑大使亲自出马，用阿拉伯语叽哩哇啦一嚷，他们才作罢。听司机讲，这几个伊拉克人由于食品短缺才到约旦来弄粮食，可没想到截了外交车。按伊拉克法律规定，伊拉克人不准搭乘使团车辆，这帮原想拣便宜，险些惹了祸。
11：30，我们进入伊拉克境内，大路豁然开朗，又宽又平，与刚才约旦境内的公路形成天壤之别。这里全是完好的高速公路，双向车道至少有六条快速分道线，交通标志醒目，路中央设有水泥隔离装置和钢板防护墙，路两侧是停车线和防护网。整齐的防护网将高速公路完好地封闭起来。公路上很清静，看不到其他车辆，只有我们的车队风驰电掣，以一百公里的时速飞驰。再向前，公路的中心隔离带被拆掉扔在路北的沙丘上，形成八十多米宽的宽广路面，曹武官说这完全可以辟作临时机场，供大型飞机起降。小李则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带常有人持枪抢劫。这条自约伊边境开往巴格达的高速公路修得尽善尽美，每十公里一座立交桥，象一条金线将沿途城镇连接起来。完全不亚于我见过的波恩到科隆的西德公路。
曹彭龄武官是北大世家、俄语系主任曹靖华之子，文字造诣颇深，家学渊博，睹物言志，不时大发感慨，动人心肺。武官助理小李在北大与我同年级，我在国际政治系，他在法律系，其连襟陈刚是冰心之外孙，亦是我的摄影朋友，侃起居京朋友，感叹世界真小，海阔天空一通神侃，不知不觉出去几百公里。
车到Rutba附近，立交桥下出现加伪装网的双联37毫米高炮阵地，操炮的士兵头顶钢盔，懒洋洋地在阳光下打盹。公路两侧的高压输电线象被刀砍过一样散乱一团，巨大的架线铁塔被炸翻在地。路上被炸毁的四十吨油罐车和翻在路旁的巨型集装箱卡车不时可见。公路上有美国空军标准装备20毫米火神机炮扫射的痕迹，一枚火箭命中路中央的隔离带，钢板断裂，扭曲一团，一辆公共汽车斜在路基上，大火后风吹雨打，早已锈迹斑斑，失去了本来颜色。我们的汽车躲闪着弹坑，不料轧在一块炸弹皮上，右后胎爆裂，司机紧踩刹车，横扭着冲出一百多米才停住。
郑大使指着我鼻子说：“唐老鸭，出门前你胡说八道什么来着，看你们车先撞坏门，再让人走私面粉，现在又放炮，全是你方的！”我朝他大喊：“我是福将。半个月前撞断十二根隔离桩都没事！这全赖你们小李昨夜看见黑猫方的！”
趁换车轮之机，大使、曹武官、小李和我跑到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武官拣了一块鱼形弹片说要拿回家做盆景。我拍了张负片对武官说：“我要把这张照片投给北大校刊，让她看看她培养出的这帮东西！”
车到Ramadi和Haditha立交桥，突然拐下普通公路。司机说前方的路面被彻底炸断。武官告诉我，西方将Haditha列为化学武器基地，属重点轰炸目标。我们车队沿一条铁路缓行，前面是一个小编组站，一列球型油罐车装的不知是什么宝贝液体，正靠在站台上。车站未遭袭击，一群儿童赤着脚在站前沙地上踢足球。十字街头，一辆大拖曳车正拉着两辆轮式装甲车向北开去，装甲车上的加农炮直指蓝天。在一幅巨型萨达姆像前，几个共和国卫队拦住我们的去路，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曹武官用阿拉伯语回答说：“中国使馆！”一位民兵竟用标准的英语说：“欢迎来巴格达！”曹武官说，这座城就是安巴尔。
16：48，我们缓缓驶上底格里斯河上的一座旧桥，桥头掩映在树丛中的57毫米单联高炮历历在目，我们已进入巴格达远郊。成行的树被拦腰斩断，露着雪白的新茬，有人正用自行车驮着树干往家运。遍地是士兵，荷枪实弹，还有戴红肩章的退伍军人和持AK－47步枪的民兵。不断有人检查我们的证件，我们仿佛在千万双眼睛中行走。
城区一片漆黑，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