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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照。我得先请示阿卜杜拉，他把眼睛一眯：“我已经警告过你。”吓得我们的陆军少校一缩脖子，再也没敢吭声。
门外广场上，乘另外两辆皇冠到此的伊拉克新闻官、司机及四位为外国新闻单位雇用的伊拉克人，让我走慢点。朝日电视台（News Asahi TV）的侯赛因·马恨和VISNews（战争期间，NBC、BBC和路透社三家联合工作的托拉斯）的小瘦猴争着拍我，还让我亮出左胸上的五星红旗及后背上的中、英、阿文“人民中国新华社”字样。侯赛因·马恨说“唐才是彻头彻尾的外国记者，红衣服也很漂亮。”
一点半，我们奉命离开Amara返回。三点半途经库特停车参观一家被烧毁的建筑物。门口一巨幅萨达姆像，双手平端一个大簸箕，高达五六米，居然完好。一位一瘸一拐头缠阿拉伯头巾的老头儿，拄着拐杖领我们进去拍照，老头手脚乱抖，义愤填膺。
再往前是库特的商业街，许多士兵正在喝加香料的土耳其咖啡，旁边居然还有烤羊肉串的，腥膻之气刺鼻，这在巴格达是看不到的。满街都是兵，可陪同的新闻官只让我们拍对面被烧毁的超级市场，但我和侯赛因·马恨对此不感兴趣。我们的陪同阿卜杜拉买了一大塑料袋食品带上车，显然这里的食品比巴格达充分。
阿卜杜拉示意开车，向左伸出的大毛手勾住司机的椅背，左腕上一块金光闪闪的大金表豁然在我眼前，上面印着：“CNN International”。我故作崇拜地问：“阿卜杜拉你陪过CNN？”他吐了口烟：“当然。皮特·阿内特。”他左腕动了动：“在中国也能看到CNN吗？”
沿6号公路返回巴格达，路旁仍是装甲兵阵地，大约每一公里就有一辆装甲车在路旁警戒。士兵们们夕阳中升火做饭，炊烟袅袅，令我产生一种“断肠人在天涯”的思乡惘怅。
二十九、去北部——库尔德难民逃难记
4月1日，凌晨四点，巴格达首席老朱把我叫醒，由于没电，我们摸黑用凉水擦了一下脸，然后扛起铁锹去拉屎。由于水电无保障，楼内的冲水马桶根本没法用。夜漆黑如墨，我们打着手电仔细挑选地面，因为附近已被我们“拉遍”。
五点整，我们赶到拉希德饭店。记者们正在楼下静立，等候伊拉克新闻部官员到来。除约旦记者自己开一辆“尼桑巡逻兵”外，所有西方记者俱财大气粗，掏出整打的美元，雇伊拉克新闻部的汽车。战时伊拉克规定，所有外国记者外出，必须乘新闻部的车，不许随便自己雇车，连牛得不行的CNN也得服从。我们受到优待，获准开自己的奔驰260，但必须让一个“新闻官员”全陪，服从他的一切命令。今天分给我们的“全陪”是穆罕默德，上周他曾陪我拍过挨炸的儿童奶粉厂。穆罕默德检查了我们后备箱里的150升备用汽油。
直耗到六点钟，我们才接到出发的命令。所有汽车全编了号，必须依次行驶，不得超越。约旦记者被编在我们前面，大胡子摄影记者朝我挥了一下特大号烟斗：“但愿跟上别出事。”我朝他回敬了一句刚学的法语：“Bon Voyage（一路平安）。”
由于通往基尔库克的2号公路正在运兵，我们不得不向右绕另一条路。
驶过小扎卜河大桥，左侧丛林中有几十辆烧毁的IFA牌军用卡车。路边开始出现烧毁的建筑物。持AK—M 冲锋枪的爱国民防团站在路中央不停地检查我们的证件。
天气仍很阴晦，象雨后的湘西张家界，雾气昭昭，令人怀旧、忧怨、伤感。公路两侧被火烧毁的IFA军车连绵不断。公路沿线的制高点都筑有碉堡，上插红、绿、白、黑四色伊拉克国旗。向阳的山坡上架满了双人帐篷和班用帐篷，洼地中有T—62坦克和法制GCT120毫米自行加榴炮。路边所有的萨达姆画像全被毁坏，上面布满AK式步枪7·62毫米的弹洞。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的车队在军车中蜿蜒穿行。
中午时分，跟在我们后面的皇冠车直闪大灯，示意停车。原来我们潇洒的大奔驰右后轮被弹片扎穿了，正“吃吃”地跑气。趁老朱换备用车胎之机，我又给我们的“大奔”加了60升油。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飞驰，我们抵达巴格达以北400公里的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这里是前天刚收复的。街头不时可见被击毙的库尔德人尸体。由于天气转暖，有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招得成团的苍蝇乱舞，绛紫色的污血在柏油路上龟裂，臭气冲天。
一向是伊拉克骚乱根源的库尔德问题再次引起了国际关注。很多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库尔德问题不但关系到萨达姆政权存亡，而且正在成为关系到伊土、两伊和叙伊关系的地区性棘手难题。
库尔德人是生活在西南亚库尔德斯坦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库尔德斯坦地区包括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东北部、叙利亚东北部、伊朗西部和苏联的亚美尼亚。库尔德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绝大多数库尔德人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
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主要以游牧为生，受居住国或居住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影响，库尔德人各部落各分支的经济、文化也呈现了不平衡发展的态势，谋生手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区居民一般定点放牧或继续游牧，平原居民则从事农业，而居住在伊拉克基尔库克油田地区的库尔德人则多为石油工人。
目前，全世界约有2500万库尔德人，他们的大体分布是：土耳其约1200万，伊朗约550万，伊拉克约500万，叙利亚约50万，其余的则分布在苏联、黎巴嫩、约旦、阿富汗等国。库尔德人居住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主体民族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说这是个地区性问题。而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遗留的种种因素，使这种矛盾在伊拉克表现得最为强烈。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大部分居住在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其余的则居住在基尔库克、摩苏尔和迪亚拉三省。第一、二次大战期间，排外情绪极强的库尔德人都与英国占领军发生过武装冲突，规模不等的多次反英起义虽屡被镇压，但产生了库尔德人的民族英雄巴尔扎尼。二次大战后，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巴尔扎尼率领其追随者屡屡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请求，遭拒绝后又几次揭竿而起，几次签订停火和平协议。两伊战争中，各派库尔德反政府势力再次发起独立运动，萨达姆不顾战况吃紧，冒险从前线抽调重兵对库尔德人进行大规模驱赶，从83年到88年，约有25个库尔德镇及4000个村寨被毁，50万库尔德人被驱逐境外，150万人过着流浪生活，面对库尔德人的反抗，伊政府军甚至不惜动用化学武器。海湾战争使萨达姆的战争潜力和军事镇压机器遭到严重削弱，趁共和国卫队和伊军主力东调之机，北部苏莱曼尼亚、基尔库克和埃尔比勒三省的库尔德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攻克了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省会并对基尔库克省会形成了包围，伊政府被迫紧急调用精锐部队平息暴乱。
在记者丛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F4，一台莱卡M6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绣着“AFP”，我俩对视了一下对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华”，“你好法新”。
80万人口的埃尔比勒几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拦住逃难的车辆检查，竟从一辆丰田的行李箱中搜出八个孩子。人们似匆匆过客，面无表情。四处全是持枪的士兵，把守路口的伞兵戴着巨大的白框架风镜，身后军车上的识别符号用黄泥涂抹盖住。市内主要路口均有平置的双联37毫米高炮，当作战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弹头弹卡，全无立足之地。
没有任何商店营业，几位政府军士兵在橱窗前张贴萨达姆画像。民房则门窗紧闭，毫无生息。埃尔比勒购物中心（Erbil Shopping Centre ）门前的巨幅萨达姆像被挖去双眼，商店被抢劫后付之一炬。“全陪”禁止我们拍摄被破坏的萨达姆像。
当地警察局长穆罕默德·诺瑞Mohamad Nonri向我们控诉暴徒的罪行：“3月11日，暴徒占领了警察局，烧毁了我的文件。”萨拉丁大学管理系主任阿戴尔称：“埃尔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战斗即将停止，一切都将结束。”他说至少有十万伊朗歹徒越过边界到伊拉克来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门口放眼望去，炸弹炸起的黄尘平地而起，炮声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的坦克和加农炮阵地。坦克拖着冲天的黄色烟尘冲向敌阵。
市政府左手的十字街头，五位着黑衣的库尔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弹孔还在冒血。各国记者蜂拥而上，立即被新闻官员制止。带队的伊政府新闻部官员萨东先生大喊，当他数到“五”时，所有记者必须回到车上去，言罢开始数数。各国记者听到“三”，就纷纷跑回车上。我因动作稍慢，又遭警告：“新华！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四月五日，我们迎着灰雾中冉冉升起的太阳向伊拉克东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奔驰。基尔库克的蓝天、绿草、小河在我们身旁掠过。石油工人居住的点点英国式小屋，独门独户，内带花园，温暖恬静。丰富的石油资源、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横穿大沙漠中的这片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伦文明。
随车队入山，这里的景色颇似耶路撒冷。路旁班用帐篷连绵不断，与公路平行的高压电线全被炸毁。公路上全是军车、行人全是军人。一个至少由五十辆军车组成的车队，正在路旁休息。车门上的军徽被黄泥涂抹遮盖住，偶有剥落，则露出红三角上的黄色降落伞标志，这支戴红色贝蕾帽的部队，显然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伞兵师。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向前推进，四十吨集装箱拖车上挤了上百名士兵，从齐肩高的车帮向外探着脑袋，象竹篓里的一群鹅。这些士兵还穿着橄榄绿的冬装，戴着大风镜和毛线风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尔。没有风镜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围巾裹住头，仅露双眼，浑身上下全是黄土。车身上捆缚了许多白塑料桶，装的是备用汽油和水。一些挤在军车顶上的士兵为防止打盹摔下来，用帐篷绳将自己身体捆绑在车顶上。
二十几辆军车组成的小型车队四处可见，兰德罗娃吉普上平架着12·7毫米高射机枪，车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弹发射器，头戴苏式钢盔。路边向阳的山坡上，T—72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晒着军毯，士兵躺在草绿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阵地旁是苏制40管车载火箭炮。空中有编队飞行的四架米—24雌鹿武装直升机，沿公路呼啸而过，右侧是一个简易前进机场，一架法制SA—3小羚羊直升机正在降落，吹得黄沙蔽日。
行至苏莱曼尼亚市阿德纳斯广场，“全陪”命令下车照相。我惊喜若狂。此处的军车与难民挤作一处，乱成一团。我连车门都打不开。80—200镜头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环怎么也拧不动。
由山里逃出来的难民目光呆滞，疲惫不堪，肩扛各种破烂行李，一个小孩竟怀抱一只老鹰。突然身旁响了几枪，可不见有人倒下。我和BBC的吉姆双手一撑，爬上一堵矮墙，这时枪声不断，人群大乱，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闻联播”还播了我站在军车上的一个镜头，妈妈因为没看清楚，直等到“晚间新闻”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纳斯广场被击毁的萨达姆像下，一个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共和国卫队上校柱着拐杖指挥士兵往前走。在他旁边有一个怀抱婴儿的小丫头，还没有我的腿高，瑟瑟发抖着。我把摄影背心里能吃的东西全掏给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桥下，T—72主战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桥面，逃难的人似潮涌，军队犹如防波堤。士兵们仔细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后方许通过。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机用库尔德语大喊：“一切安全，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吉姆爬上立交桥顶，从这里俯瞰前进的军队和逃难的难民相对而行，似滚滚蚁群。我不由得想起《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士兵和市民的尸体并排静卧，因为他们同属于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辆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进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干脆摘下昨天摔坏的那台尼康相机递给他们，任其乱按一气。我用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阿拉伯语，得寸进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刚按了两张，跑过来一个少尉，大声命令我下来，两手比划着戴手铐的样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国）。”我被带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动交出相机，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