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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姚文元传
作者：叶永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姚文元全传系统的叙述了姚文元和其父的人生历程。
本书是著名作家叶永烈积多年心血，多方采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参照大量文卷资料写成的，翔实，生动，很多情节和细节鲜为人知。
本书最大特点是严肃性，绝无稗官野史以假乱真之嫌，因此具备史学和文学的双重价值。
正文
第一章 “文革”浪潮中白姚蓬子
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我真佩服汉字创字者的巧妙构思，炫耀的“炫”字用“火”与“玄”组成：只有象“火”焰一般光彩“眩”目的东西，才值得向人“炫”耀！
他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一九六六年初冬，他的深蓝色的中山装上，忽然金光四射。那是一枚灿灿耀目的五角星像章和一枚长条的“为人民服务”语录章。虽说那时候的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章差不多人人都有，可他的那套“章”却是部队里发的，惟有现役军人才能每人领到一套。在“老九”成堆的大学里，他胸前的像章成了“稀有元素”。
他腆着大肚子，挺着胸膛，抬着秃顶的脑袋，昂然步入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那像章引来人们的“注目礼”。他兴奋不已，飘飘然了。
“姚先生。你的这套像章从哪里来的？”已经不只一个人向他发问了。
“孙女儿给的！”他得意洋洋地用“绍兴官话”答道，那声音中充满自豪感，荣誉感，优越感。他所要炫耀的，与其说是那“光焰无际”的像章，倒不如说是这句话。
谁都明白，他的两个孙女儿，还不够入伍年龄哩，哪来部队发的像章？他所说的“孙女儿给的”，其实就是“儿子给的”。
他的儿子何许人？众所周知，姚文元也！
姚文元的两个女儿，那时寄养在他——姚蓬子家中。他胸前璀璨夺目的像章表明，姚文元最近来过上海，把像章送给了老子哩。
哦，他所炫耀的，是他那个在“中央文革”的儿子！
未过几时，姚蓬子更加神气活现，臂上又多了一件闪射着火红光芒的炫耀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
他一点也没有觉得，作为大学教师、作家的他，戴着个“工人造反派”袖章，那副模样何等滑稽。他却趾高气扬，招摇过市，惟恐别人没有见到他臂上的红布圈儿——那是“革命”的象征！
可惜，好景不长。那红布圈儿才戴了十几天，他还远远没有戴得过瘾，就忽地不见了。
非常遗憾，迄今虽经多方“考证”，尚未能确定：姚蓬子的“造反”袖章，究竟是被“工总司”收去了呢，还是他吓得不敢戴了？
据推测，多半是因为他吓得不敢再戴了。
他干吗有点害怕呢？
原来，他的那个“工总司”袖章，毕竟太刺目了一点。
才戴了一两天，就有人向“工总司”反映：“姚胖子”（他的雅号）解放前是“作家书屋”的老板，是资本家，怎能混入“工人造反派”？“资本家参加造反派不象话，工总司不是统战部”！
也有人确实有那么点“造反”精神，调查了姚莲子的“入队”问题：
一查，他是直接找“工总司”头头，加入工人“造反队”的；
一查，他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
于是，开除了他的“队籍”。至于那红布圈儿，是否当场没收，不得而知。
总之，姚胖子炫耀品，从两件减为一件，只剩下胸前的像章。
对于“开除队籍”，姚蓬子很有些愤愤，满腹牢骚。
很快的，这消息长了翅膀，传入那个“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耳中。
王洪文急得直跺脚：“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请他入队都请不到呢！他参加‘工总司’，是姚文元对‘工总司’的支持。这样，‘工总司’的后台更硬了。你们怎么可以把姚蓬子开除了呢？”
很快的，这消息又长了翅膀，飞进那个“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耳朵里。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一月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张春桥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锦江饭店宴请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工总司”组织组的头头，问起了怎么会开除姚蓬子的“队籍”。张春桥阴沉地说：“你们要写检查！”
就这样，为了姚蓬子失去臂上那只小小的袖章，王洪文发急了，张春桥发怒了……
不甘寂寞的老夫老妻
当然，胸前的那个像章，臂上的那个红布圈儿，只是姚蓬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炫耀品。
其实，岂止于此。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那篇“震撼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蓬子得意了。他悄悄地对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事说：“我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话说得挺“谦虚”。然而，却是十足的炫耀：须知，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总共改了九稿。前七稿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惟有江青知、张春桥知，姚文元知，连陈丕显、曹获秋都被蒙在鼓里。然而，姚蓬子却知道儿子在写什么文章，以至“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父子之间何等亲密，那就用不着加任何注解了。
“文革”风云骤起，姚文元平步青云，从一个“刀笔吏”、“棍子手”一下子成为“中央首长”，不可一世，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姚蓬子把姚文元身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醒目地压在玻璃板下，每一个上他家的客人，都能见到这张照片。即使陌生人，一见到这张照片，便知道姚蓬子的“光荣”身份——姚文元之父。
一场“文革”，仿佛把中国大陆宽广无比的国土，化为一座大舞台，各色人等皆为演员，纷纷“亮相”，表演了一番。
照姚蓬子的年龄，早已失去那种“革命朝气”，心似古井，不会参与演出“闹剧”。不料，他却似乎仍有着一股不亚于红卫兵们的“造反”劲头，表演十分“精彩”。
看着红卫兵们贴大字报、印传单，姚蓬子心里痒痒的，他居然组织上海师院中文系的一批老教师，也成立了“战斗组”。
那年月，每个“战斗组”都有自己的非常革命的名称。姚蓬子嫌“红旗”太滥，“星火”太多，“井冈山”、“东方红”之类也处处可见。他一拍脑瓜，建议取名“劲松”，立即获得一致通过。
深知内情者明白，“劲松”者，姚文元也！
“劲松”，怎么会是姚文元呢？
此事不难考证：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文汇报》上，那篇《欢迎“破门而出”》，署名“劲松”，乃姚文元手笔也！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上，那篇《“三家村”里的坏家伙是民族败类》，署名“劲松”，亦乃姚文元之黑文也……
老子拣起儿子的笔名作为战斗旗号，以为有儿子的光辉的庇护，可以所向无敌，旗开得胜。
从此，在上海师院常常出现署名“劲松”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
从此，墙头壁角常常出现“革命造反”传单，署名“劲松”
“儿子英雄，老子好汉”。姚蓬子领导着“劲松”战斗组，“昂然挺立”似“劲松”，在上海师院热闹过一阵。
无独有偶。有如此这般的丈夫，亦有如此这般的妻子。
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在“革命造反浪潮”推动之下，居然也“朝气蓬勃”。
她不甘寂寞。虽然她无职无业，一名家庭妇女而已，居然也组织“战斗队”，也扯起“造反”旗号。
她的“战斗队”的名号，属于“稀有元素”，曰：“闲散劳动力造反队”！
在队里，队员们尊称她为“革命妈妈”，叫唤声显得非常甜蜜。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她有着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就在那“一月革命风暴”中，就在她的儿子伙同张春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的时候，她也如法炮制，在里弄里进行“夺权”。
她，率领着“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冲进里委会，抢走了“木头疙瘩”——里委会公章，就算是“夺权胜利”了！
她把里委会大印，拿回家中，平生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儿，嘴巴终日如同“开口笑”。
当她把“胜利”的喜讯告诉儿媳妇——姚文元之妻金英，儿媳妇倒有点着急了。
金英劝她：“里委会的图章拿不得，赶紧送还吧！”
真可惜，在家里藏了三天三夜的“木头疙瘩”，不得不拱手交还给里委会。
她的“夺权”闹剧，不得不匆匆闭幕。
自称“挨鞭子的奴隶”
周修文的“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在里弄里斗争居委会党支部委员。
姚蓬子更带“劲”，以“劲松战斗组”组长的身份，宣称自己是上海师院中文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虽然他“大舌头”，讲起话来口齿不清，却在中文系资料室门口，叫住了从他跟前走过的党员殷海国，象高音喇叭似的吼叫道：
“你们党员都是既得利益者！”
“现在是受迫害最深的人最革命，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
“拿着鞭子的人，是不会知道挨鞭子的奴隶的痛苦的！”
这位二十年代的诗人，把心底的愠怒喷泄出来，指着党总支委员的鼻子呵斥着。
这还远远难解心头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在“一月革命”的“凯歌”中，上海师院中文系资料室里口号声连绵不断，声震大楼。
墙上挂着大字标语：“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
上午，会议由“劲松战斗组”组长姚蓬子主持。他用一口“绍兴官话”，洪亮的声音，替那些受屈者伸冤，批斗着系党总支的负责人。
他的开场白，富有煽动性：
“中文系党总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为严重！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揭发！”
姚蓬子说罢，得意地坐在主席座位上，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尽管因患气管炎，他已经戒烟，此时此刻不得不破例，以求提起精神投入战斗。须知，往常的学习会；他总是无精打采，就连看电影时也往往会发出如雷鼾声。然而，如今他的双眸不断闪射着明亮的目光。每当进入斗争高潮，他会抓着时机振臂高呼口号，使会议的“温度”不断上升。
虽然姚蓬子有一肚子的“冤气”，可是，他沉得住气，整整一上午，只替别人“伸冤”，不为自己“平反”。他，不慌不忙，沉得住气。
下午，会议继续在原地举行。姚蓬子宣告“引退”，改由另一个战斗队的头头充当主席。
下午的会议，火药味儿比上午更浓。会议的主题是为姚蓬子“平反”。“劲松”队员们连珠炮似地发问：
“你们为什么抄姚蓬子的家？”
“抄姚蓬子的家，等于抄中央文革！”
“整姚蓬子的黑材料，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
犹如粤曲《步步高》似的，批斗会的调门，越唱越高。
到了最高潮，姚蓬子霍的一下，站了起来，用洪钟般的声音，震得窗玻璃都摇晃着：
“我已经写好一份告全上海人民呼吁书，题目叫《我要控诉，我要呼吁》。如果不给我平反，我随时都可以向上海人民散发。我要追查抄家的黑后台！我要追查匿名信！”
抄检姚家始末
抄姚蓬子的家，近乎“太岁头上动土”！在上海师院，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人人皆知。当姚蓬子把抄家的消息告诉姚文元，姚文元震怒了……
抄姚蓬子的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一群“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干的。
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多，一封贴着四分邮票的信，寄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办公室。
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写着：
“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领导收”。
不敢怠慢，办事员把信送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手中。
信很简单，字极蹩脚：
“姚蓬子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把手枪藏在屋檐里面，你们快来，我们在弄堂口等你们。”
落款为“几个红小兵”。
事情来得突兀，紧急。
办公室里，几个青年教师传阅着这封信。
“去查一查！”四个青年教师召来四五个大学生，匆匆吃过晚饭，从教师通讯录上查到姚蓬子家的地址，就出发了。
四个青年教师，都不过二十来岁，浑身“虎”气，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带着学生，来到上海市中心静安寺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