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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冯达（引者注：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不久，丁玲与冯达结婚、冯达原为史沫特莱的秘书，中共党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丁玲和他同时被捕，事后丁玲才知，是冯达告密，国民党特务才知道她的地址）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之后，我记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象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莲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妄想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做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自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而要蓬子或冯达再于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丁玲的以上回忆，弥足珍贵，她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姚蓬子，写出了姚蓬子从投机革命到沦为叛徒的思想过程。八旬高龄的丁玲在离开人间之前，为世人留下了储存在她的脑海中的重要史料。
在回忆录中，丁玲还曾提及：
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的一天，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曾“光临明瓦廊”，“说是特来看望我和姚蓬子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丁玲生了女儿祖慧。十月半，丁玲出院，迁往南京“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
一九三五年春，她和姚蓬子两家人迁往南京中山门外的小村庄——苜蓿园。“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象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
一九三五年秋，丁玲在苜蓿园患伤寒病。为了住院治疗，“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冬，丁玲病愈，她的母亲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引者注：似应为《大江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国民党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
一九三六年五月，丁玲去北平找党的关系。“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引者注；即率达夫人）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和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
从北平归来，“回到南京，我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悟。至于王一知（引者注：丁玲的同学，共产党员）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找到曹靖华”；
就在丁玲回到上海“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子粗心，一点也没有看出破绽”；
丁玲在翌日秘密地与张天翼相见于一家小咖啡馆。然后，在几天后，前往上海，会见了胡风和冯雪峰，接上了中断了三年的组织关系。然后，又回到南京。“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一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致索然”；
姚蓬子当然把丁玲的动向报告了徐恩曾。“不久姚蓬子又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
丁玲终于挣脱了徐恩曾的陷阱，挣脱了姚蓬子的监视，出走上海，前往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之中。
在丁玲的笔下，姚蓬子的叛徒嘴脸，一清二楚。
经过严格的审查，一九四○年十月四日在延安，由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陈云、李富春签署《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指出：“……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党员。”后来，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和审查，仍“维持一九四○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
中国大陆解放后，徐恩曾逃到了台湾。当他年事渐高，曾写下回忆录《暗斗》，用英文出版。在《暗斗》中，徐恩曾写道：
后来确知丁玲走了（去了延安），为了我的宽大我受了批评，我没有对于一个‘政敌’作了足够的限制，我对待她比对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我完全接受了这些批评……
丁玲的走，曾使姚蓬子心灵上有过一阵震颤，有那么一丝隐痛，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已那样的发表过《脱离共党宣言》，他已那样的供出了党的机密，已经“转向”的他，是不可能再重新站到斧头镰刀大旗之下……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姚蓬子再不是徐恩曾的“政敌”，成了徐恩曾亲密的“同志”。
在芜湖的《大江日报》干了一年多，姚蓬子的表现够“出色”的。
于是，姚蓬子居然戴上一顶顶乌纱帽：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
来回奔波于芜湖与南京之间，毕竟劳累。
一九三六年，姚蓬子调回南京，住在石鼓路，担任甫京《扶轮日报》副主编。它不象《中央日报》那样的国民党“党报”，倒有点“民间”色彩。在美国，一九○五年二月曾由律师哈理斯（PaulP。Harris，一八六八——一九四七）发起成立“扶轮社”。他从社会各行业中吸收社员，然后在各社员的办公处轮流进行集会，所以称“扶轮社”。在一九一二年，发展为“扶轮社国际联合会”，在几十个国家设立分社。南京的《扶轮日报》，其实是国民党政府的铁道部主办的，取名“扶轮”，一则象征“扶”火车之铁“轮”，二则象征如同“扶轮社”那样具有“民主”精神和“民间”色彩。
《扶轮日报》最初只印几千份，只在铁路系统发行，是一家小报而已。可是，当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之际，《扶轮日报》把记者派往“围剿前线”，不断地发出“最新消息”，配发“社论”，引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重视。于是，《扶轮日报》的发行量大增，影响越出了铁路系统，成了一家“民办”的《中央日报》！
姚蓬子出任《扶轮日报》副主编，主持该报副刊。
当年徐恩曾的“密友”、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如今白发似雪，年已九旬。当我拜访汤静逸先生时，他回忆当年的姚蓬子的形象：
在“中统”里，我算是一个喜欢动笔头的，常常给《扶轮日报》写点诗，正巧姚蓬子是诗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姚蓬子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一副邋遢相。衣服有时候很脏，头发、胡子很长，他都无所谓。
我发觉，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为国民党做事。已经一点也没有‘左翼作家’的味道了。他见到我，总是点头哈腰的——因为他知道我在国民党里的身份。
我到姚蓬子的家去过。他当时生活很不错。我也见到过他的儿子——那时是个小孩子。
解放后，我因为在上海市监狱关押多年，所以当“文革”开始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记得，起初有人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