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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蓬子也给自己留下后路。他跟冯雪峰打交道，跟潘汉年打交道。
大抵是物以类聚的缘故，丁玲前夫冯达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这时与他常来常往。
据楼适夷四亿，他回到上海，也曾去过作家书屋。在他的印象中，这时候的姚蓬子显得异常忙碌。姚蓬子的桌子上，装了几部电话机。这位诗人已毫无写诗的灵感，却忙着在做投机生意——不光是倒卖纸张，也倒卖黄金、公债、股票。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生意。
这时的姚蓬子，成了道道地地的奸商！
脸阔了，手宽了，姚老板对职工依然那么刻薄。作家书屋的一个老职工生肺病死了，姚蓬子把他一脚踢开，什么“抚恤金”，没门儿！
姚蓬子虽说发了财，却成天价双眉紧锁，没有一丝笑脸。每天打开《申报》，愁云便飘上他的心头：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步步得胜，眼看着便可唾手而得中国大陆，上海迟早要落入中共手中……
他，忧心忡忡。他曾听说，前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搞过肃反，对叛徒是毫不手软的。
眼下，国民党政府大厦已摇摇欲坠，不能再作为靠山了。他，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纵然手中有钱，日子也是难熬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一般的书店老板，他有着那样一段抹不掉却又令人心焦的历史。
心境不好，使他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他就要发一通无名火。
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独养儿子姚文元身上，望子成龙。
在姚文元之后，周修文生过二女一子。
大女儿叫姚文华。
二女儿是在一九三七年生的。生下不久，正值“八·一三”日军突袭上海。姚蓬子把出生才几个月的二女儿送回诸暨老家。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二女儿死于脑膜炎。
来到重庆之后，周修文生下一个儿子，曾使姚蓬于兴高采烈。这小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染上麻疹，转为肺炎，死了。
于是，姚文元成了姚蓬子唯一的儿子，成了他的掌上明珠。
姚蓬子为儿子操碎了心
虽说姚家离“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今大同中学）颇远，但那是在上海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为了儿子的前途，姚蓬子让姚文元从重庆中学转入大同附中，每天来来回回挤公共汽车也毫不顾惜。
儿子进了“大同”，姚蓬子总算放心了。儿子居然在课余还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亲所企望的和儿子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做作家，做大作家。尽管姚文元跟父亲一样，并不是写小说的料子——姚蓬子毕生没有写出过好小说，姚文元毕生没有发表过小说。
一九四八年寒假里发生的一桩事，使姚蓬子深为不安……
那是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大同中学一个姓王的同学突然来到了作家书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学校去。
姚蓬子以为儿子返校开什么会。不料，第二天，儿子很晚才回家，说学生证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盘问，才知道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那时，同济大学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由于学校的“训导处”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上海同济大学全体同学从一月十八日起实行罢课，并决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一月二十九日，上海二十七个学校五千多名学生云集同济大学，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派出三千多名军警前往镇压，逮捕二百多名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生武声称要解散同济大学。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济学生的二十七所学校之一。这一学生运动发生在一月二十九日，称为“一·二九”事件。
“胡闹！”姚蓬子听说儿子被同学拉去参加游行，颈部根根青筋怒张。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姚蓬子摆出老资格，训斥十七岁的儿子道，“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你将来靠读书吃饭，不是靠游行吃饭！”
说实在的，姚蓬子吃够了“革命饭”。他知道被捕的滋味是什么。眼下，他的宝贝儿子要重蹈他的“覆辙”，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告诫儿子，不许再参加学生运动。
此后的报上，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中，不断出现“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字样，使姚蓬子暗暗为儿子担心。
当儿子在那里念完高中一年级，姚蓬子便让儿子转入另一所上海名牌中学——沪新中学。
沪新中学，亦即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海第一流的中学。日军侵占上海时，取缔了作为“江苏省立”的上海中学。该校迁至法租界顺昌路，更名为沪新中学，意即“新的上海中学”。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学复校，沪新中学成为上海中学的一个部分。由于上海中学在上海郊区，而沪新中学在市区，报考沪新中学的人反而比上海中学多，尽管上海中学校舍宽敞舒适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的沪新中学拥有一千多名学生。分为理科和商科。姚文元插入理科二年级甲班。
正当姚蓬子为儿子进入沪新中学而高兴的时候，不料，就在开学的那一天——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放学回来，姚文元刚刚放下书包，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轻声地附在父亲耳边说：“爸爸，有件要紧的事，告诉你。”
父亲随他来到卧室，关上房门，姚文元这才说出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到沪新中学上学，一眼就认出跟我同桌的同学。我知道他叫崔之旺，可是他却说自己叫‘崔震’。”
“你怎么会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姚蓬子顿时警觉起来，因为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知道哪些人物是经常改名换姓的。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姚文元说道，“在大同附中时，我在高一的D班，他在B班。在‘—·二九’事件中，他是大同附中学生的领队，所以我认得他。那时候，他叫崔之旺。寒假一过，他就被大同附中开除了，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他是共产党……”
姚蓬子的心，猛地收紧了！他好不容易让儿子离开左倾色彩浓厚的大同附中，如今却又跟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坐同一条板凳！
“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姚蓬子问儿子。
“他是大同附中学生运动的头头。他被开除以后，许多同学都说他是共产党。”
“你没有告诉他——你认得他？”
“没有。我们在大同附中不同班，他不认识我。我猜出他为什么进沪新中学就改了名字，不便把事情说穿。”
“好，好。”姚蓬子连连点头，对儿子道，“以后你也别把事情说穿。你就假装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你还是老老实实读你的书。要知道，你已经高二了，要准备考大学了。我要供你上大学。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的。你无论如何要上大学……”
姚氏父子之间的这次重要谈话结束了。可是，姚蓬子却失眠了。一合眼，脑海中就出现坐在儿子身边的共产党员形象。
他不断地来来回回踱着。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报纸、他仔仔细细地权衡着……
他，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经验：
他以“左联”执行委员、党中央军委特科的政治经验；他以纸头掮客的投机经验；他以书店老板的商业目光……
终于，他收住了脚步，不再往复踱个不已了。
“爸爸，崔震正巧住在我们家不远，放学时跟我同路。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回家……”儿子回家，又提起了那个共产党员。
“文元，你来一下。”这一回，父亲露出神秘的脸色，叫儿子来到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他问道，“崔震真的是共产党？”
“看样子，八九不离十。”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你就跟他接近，争取参加共产党。”
“参加共产党？”姚文元愕然，发觉父亲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是的，你应当争取加入共产党。”父亲说，“我看，明年的这个时候，上海早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姚文元恍然大悟。
姚文元在书包里装进了高尔基的小说，鲁迅的杂文集，悄悄在课桌上翻阅。自然，这引起了同桌的崔震的注意。
没几天，一件小事，使姚文元很不愉快：同学们熟悉之后，彼此取起绰号来了。贫嘴的同学孙志尚，给姚文元取了个雅号日“摇头飞机”——因为姚文元八字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正巧他又姓姚：跟“摇”同音……
在放学途中，姚文元对崔震说：“他们取笑我八字脚，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双脚为什么朝外翻？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亲在重庆开进步书店——作家书店，要跟许多左翼作家联系，重庆是山城，我天天跟父亲一起东奔西跑，天天爬山，把脚爬成了八字脚！”
“你的父亲是……”
“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借“八字脚”为由头，姚文元大加发挥，说出了心中想说的那些话，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霍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早就非常向往……“
听了姚文元的话，崔震虽然不动声色，但是暗暗记在心中。
崔震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那时，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在大力发展新党员。姚文元的名字，被列入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发展对象名单之中。
几天之后，姚文元悄然把入党申请书塞到崔震手中。
姚文元披上了革命外衣
“你有《三S平面几何》吗？”一个方脸、白皙、戴眼镜的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穿一身旧西装，左手拿着报纸，问姚文元道。
“没有。”姚文元答，“我只有《范氏大代数》。”
按照崔震教给的联络暗号，那位男青年跟姚文元对上了号。
男青年名叫郭坤和（又名郭民），是南中区的分区委书记。
他向姚文元讲明了对党、对组织要忠诚老实的原则，然后，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他问及了姚蓬子。姚文元如同对崔震说过的那样，又重述了“进步作家”姚蓬子的身世……
处于地下状态的党，无法对入党对象进行外调。由领导出面，这样找发展对象谈话，就象是一种审查手续。
由于姚文元的隐瞒，当时的党组织不知道姚蓬子的严重问题以及姚文元和徐恩曾、费侠的关系。何况姚文元只是一个中学生，他的入党申请只是报到分区委。
一位当年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曾不胜感慨地说：“因为姚文元当时是个中学生，所以他的入党报告，只是送分区党委郭坤同志审批。限于当时的条件，审批手续不过是郭坤找他谈话。问及他的父亲时，姚文元说是鲁迅的战友等。如果当时上报市委的话，姚文元的入党报告，不会马上批准，起码要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因为姚蓬子是叛徒，当时地下党上海市委是掌握的，是绝不会被姚文元所说的那一套‘鲁迅的战友’之类话骗过去的！”
感慨只是感慨，历史毕竟已经过去。
崔震成为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只须一个介绍人）。经过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讨论通过，经过分区委批准，顺顺利利，姚文元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便举行入党宣誓。
“忠于组织，严守秘密，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郭坤和念一句，姚文元跟一句。念完誓词，姚文元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了。
姚文元入党之后，作家书屋二楼便常常成为沪新中学地下党开会的场所。
每逢这种时候，姚蓬子知趣地回避了。看到儿子披上了一件“革命”的外衣，姚蓬子心中暗喜：这一步棋走对了！
沪新中学的地下党组织迅速扩大，地下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姚文元由于工作“积极”，入党不久便担任了党小组长。然后担任支委。解放前夕，姚文元已是支部之下的“分支书记”。
后来，姚文元在履历表上写“担任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那是给自己提了“一级”。
我在访问当年沪新中学地下党的好几位老同志时，他们一致严肃地指出；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先是孙志尚同志，后为冒金龙同志。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由于新党员不断增加，沪新中学地下党成立了总支；总支之下设支部，支部之下设分支部。姚文元是高二年级甲。乙两班的分支部书记。姚文元在解放后填表，自称是“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显然不符合事实。
姚蓬子到底老奸巨猾深谋远算。不出他的所料。国民党果真保不住“大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指挥下，攻下上海城。
入党不过七个月的姚文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