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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之间的分歧”。
读着周扬的报告，冷汗湿衣衫，姚文元先是震惊，继而沮丧，辛辛苦苦写成的《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不言而喻，泡汤了！
细思量，姚文元却又暗自庆幸起来：多亏他的讲座还没有讲，讲稿也未曾送出版社。须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出去的话，发出去的文章，如同泼出去的水。所幸水尚在盆中，盆尚在手中！
震惊过去了。沮丧过去了。庆幸过去了。姚文元之所以成为姚文元，在这关键的时候，显示了他的特点。
子肖其父。姚文元跟他的父亲一样，最拿手的好戏，莫过于“反戈一击”！
别以为直到“文革”，才发明“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姚氏父子早就谙熟“反戈一击”之法。
姚文元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新闻日报》上发表的《理论家和墙头草》一文，倒是他的绝妙的自我写照。那篇文章中，姚文元写了这么一位“猫先生”：
那天晚上，猫先生的愿望在梦中实现了。他梦见自己变成一棵根扎得很浅的野草插在短墙上，在风中得意的摇摆。东来西倒，西来东倒，一点也不受拘束。他乐得唱起歌来：
我是一个最优秀的理论家，
什么风浪袭来我都不害怕，
因为我已变成一颗（引者注；应为棵）墙头草，
哪边风大我马上往那边斜……
歌未毕，突然一股强烈的风从南方吹来，他就顺着风向猛烈的向北倾斜，几乎成为九十度，表示他的正确性；可是他斜得太厉害，本来很民浅的根竟有一小半从土中脱出来了；这时北方又吹来一股大风，他就向南方猛烈的弯腰，这一下弯得太厉害，竟把根全部从浅浅的土中拔起来，没有等到第三次弯腰，他就摇摇幌幌从墙头一头倒栽下来。
“救命！”理论家大喊起来，浑身渗透了淋淋的冷汗，连毛都粘在一起了……
这位“理论家”猫先生是谁？不正是姚文元自己！
见风使舵，已成为姚文元的“理论”的“诀窍”。这位“理论家”最初的精彩表演，便是从“颂胡风”一下子倒向“反胡风”……
姚文元对胡风打了第一枪——在北京《文艺报》一九五五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一文。
这是一篇以《文艺报》通讯员的身份写的文章，口气却不小，不仅胡风受到斥骂，而且连《文艺报》也捎带着被批评了一通：
老实说，我对《文艺报》最大的意见之一，就是没有对胡风先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胡风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学理论是能迷惑一些人的，但《文艺报》只公开发表了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两篇文章后就停止了。实际上几年来问题一直存在……胡风先生已经站到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侮蔑党的立场上去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是一个《文艺报》的通讯员。我认为《文艺报》的通讯工作（特别是近一年来）是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的。据我的看法，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种骄傲自满的权威情绪终于使通讯员和《文艺报》的联系一天天削弱，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
姚文元此文写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深夜，是“看到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以后，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风先生的观点划清界限”，于是急急忙忙赶着政治浪潮而写。他自命为“新生力量”，要在反胡风运动中大显身手了。
在批胡风大会上一鸣惊人
大约由于胡风曾在上海工作多年，对上海文艺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大约由于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彭柏山、王元化等（后来他们都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抵制对胡风的批判，于是上海的批胡风运动如同温吞水一般。说冷吧，报上稀稀拉拉也登一点批胡风的文章；说热吧，那些文章如同隔靴搔痒。
一九五五年初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批判胡风大会，便是一壶温吞水。会议在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中进行。
忽然，大会主席宣布：“下面由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姚文元同志发言……”
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拿着一叠厚厚的发言稿子上台了。姚文元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批判调子唱得最高，鼎沸了！
这也难怪。他因为写《论胡风文艺思想》，熟知胡风观点，如今“反戈一击”，便也显得更加“深刻”！
姚文元不时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念着发言稿：
“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的，他口口声声都似乎是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的立场上，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或崇拜教条的人，可能被他给党中央报告中堆积满篇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吓倒。他的理论的危害性首先就在这里。披着羊皮的狼比满口鲜血的狼是更容易害人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理论’的每一部分。……”
在作了这番“剥去‘外衣’”的开场白之后，姚文元“揭穿”了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一日“断章取义”；二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三曰“硬搬教条”。
于是，姚文元给胡风“上纲”了：“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这种现象并不是从胡风才开始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都曾经这样做过，胡风先生不过是因袭他们的那套笨拙的策略而已。……”
台下，老作家魏金枝听了姚文元这番“宏论”。拍了拍姚蓬子的肩膀，微微一笑：“令郎大有出息！”
姚蓬子听不出这话饱含冷嘲，得意地咧开了嘴巴。
身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很注意听着姚文元的每一句话。他向来是一个擅长幕后活动的人物，总是自己出主意，让打手写文章。眼下，他正为发现了一个“左”字号的打手而暗暗得意。
虽然事先在屋子里关着门，把发言稿念了几通，然而，姚文元上台之后，念得还是结结巴巴。他不时瞪大了眼睛，不时口沫不断地溅到稿纸上……好不容易，他总算结束了发言——这次批判会上最长的发言。
这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坛第一次亮相——一副标准的“左”派嘴脸。
由于某人的提议，姚文元的发言稿被转到《文艺月报》编辑，“登一下吧”！
《文艺月报》是当时上海颇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主编为巴金，副主编为唐彛跞敉�
说实在的，在此之前，唐彛屯跞敉砸ξ脑淙耍佳凵煤堋淙凰嵌既鲜兑ε钭樱床⒉恢酪ξ脑艘ε钭拥墓印�
姚文元呢？他对《文艺月报》倒是颇为熟悉的，已经不止一次向这家有声望的文艺杂志投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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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那么一天，上海巨鹿路六七五号那幢小楼里，来了个年轻人，说是要找王若望。
那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所在地，也是《文艺月报》编辑部办公的地方。
年轻人收拢八字脚，尽可能使自己的双脚笔直地在楼道上走过。
“我叫姚文元，在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年轻人一边、说着，一边递上了工作证，然后毕恭毕敬坐在对面。
王若望这才第一次知道姚文元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不知道来者何意。
“王老师，是这么回事……”年轻人打开了拎包，拿出一大叠稿子和信件，放在王若望面前。刚放毕，他的手就缩了回去，规规矩矩放在两个膝盖上。他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王若望也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成员，非等闲之辈。王若望原名王寿华，只因崇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取“约翰”法语谐音“若望”为笔名。王若望用目光扫了一下那些信件，上面都盖着《文艺月报》编辑部公章。一封封都是退稿信。
“您看，能不能选一篇登一下，扶植一下青年作者？”姚文元遇上紧张的气氛，讲话不由自主地有点结巴起来。他退了一步，又说了一句：“或者把几篇稿子合并一下，并成一篇，登一登？”
看着姚文元的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王若望说道：“你把稿子留下，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你。”
姚文元连声说“谢谢”，倒退着走出编辑部的门。
姚文元走后，王若望把这一大叠退稿，又转给唐彛�
这一回，唐彛凶邢赶傅赜帧鞍荻痢绷艘槐椋Γ菰锏恼问跤铮氖俏囊绽砺畚恼拢浚�
“还是退稿！”唐彛翟谔舨怀鲆黄矗参薹ā安ⅰ背鲆黄坏米敖桓雠Ｆぶ酱笮欧猓嘶沽恕扒嗄曜髡摺币ξ脑�
由于有着这么一番经历，姚文元对《文艺月报》敬而远之。
这一回，由于上海作协的某领导的提议，要求刊登姚文元的发言稿，况且那时《文艺月报》又正缺批胡风的文章，于是便决定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号上刊登，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
这一回不再是“豆腐干”了。姚文元要以“青年文艺理论作者”的身份，在堂堂的《文艺月报》上露脸，他喜不自禁了，
他吃了张春桥的棕子糖
事隔三十多年，王若望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对笔者说：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排不久，突然，姚文元给他打来了电话。
“王老师，我的文章的清样，能不能多打一份给我？”姚文元问。
“对不起，我们《文艺月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王若望很干脆地回绝了。
“是这样的……”姚文元解释道，“春桥同志要看一下清样。”
一听说张春桥要看，王若望只得答应下来：“那就破例吧——我们多打一份清样，直接送张春桥。”
“谢谢！”电话挂断了。
张春桥怎么忽然关心起姚文元来了？王若望望着桌上的电话机，久久思索，不得其解……
张与姚，在“四人帮”中占了一半。张、姚在“文革”中，几乎“齐步”前进：当张春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充任组员；在“一月革命”中，当张春桥夺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宝座，姚文元则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在中共“九大”，张、姚双双作为“文革派”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行列；在中共“十大”，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勾结，其实并非始于“文化大革命”。
在五十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张春桥跟姚文元从陌生到熟悉。
他们的“友谊”渊源于上海的香山路。
在上海的四千多条马路之中，香山路可以算是最短的几条中的一条。它全长不过二百米长。林荫夹道，同中取静。
香山路属卢湾区。当年姚文元所住卢湾区团委的宿舍，在香山路二号。上海的《解放日报》社虽然坐落在外滩附近的汉口路，而报社领导却住在香山路九号。当年的张春桥，住在九号内一幢小洋房的二楼，底楼住着副总编王维。姚文元的住处与张春桥的住处，相距不过几十米而已。
做着作家梦的姚文元，听说《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就住在咫尺之内，便去拜望。
原先，在《解放日报》社的通讯员会议上，姚文元见到过张春桥，听过张春桥的讲话。不过，张春桥并没有注意这个卢湾区的通讯员。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叩开张春桥的家门，张春桥的态度是冷淡的，敷衍着跟他谈话。
姚文元就象那次在王若望面前一样，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说，“我就住在斜对面的卢湾区团委宿舍里，跟你是邻居。”
张春桥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他只是“嗯、喔”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
姚文元似乎也发觉张春桥的冷淡，于是，他终于说起自己见过鲁迅呀，说起了父亲姚蓬子。
一听说面前的年轻人是姚蓬子的儿子，张春桥站了起来，从柜里拿出个破了边沿的搪瓷碗，里头有几颗淡黄色的棕子糖。处处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觉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有点“资产阶级”气味，使用“赤膊”的棕子糖招待客人，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