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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青年教师，都不过二十来岁，浑身“虎”气，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带着学生，来到上海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找到了姚蓬子家的弄堂口。
令人遗憾的是，不象信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在弄堂口等待他们。
他们闯进了里委会。里委干部看了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也以为姚蓬子家值得查一查。
一幢三层楼房，那便是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当年用金条买下的私宅。响起了敲门声。一群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姚蓬子面前，声言前来“扫四旧”。
姚蓬子脸上，出现惊惶的神色。一双金鱼眼瞪得大大的。
无奈，他只得接受这群年轻人的指挥，“协助”他们“扫四旧”。
年轻人们口口声声说的是“扫四旧”，眼睛却盯住屋檐、墙洞、床下、皮箱之类容易藏匿手枪的地方。
姚蓬子的家，真是够乱的。横一本，竖一本，椅子上、茶几上、窗台上，到处是书。
查过底楼。那里是姚蓬子的书房。没有发现枪支，只查到一些属于“四旧”的书。
查过二楼。那里是姚蓬子夫妇的卧室。在箱子里，查到周修文的尖头皮鞋、旗袍之类——这在当时是属于“四旧”。周修文连声喏喏：“该扫‘四旧’！该扫‘四旧’！”
查过三楼。那里本是姚文元夫妇的卧室。当年，姚文元和金英结婚后曾住在那里。后来，姚文元青云直上，跟老子“划清界限”、搬到康平路去住了。眼下，床上睡着的，只是姚文元的女儿。在三楼，年轻人们细细查过屋檐，似乎没有任何藏枪之处。姚蓬子在一旁睁大了眼睛。如同堕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到屋檐之下去“扫四旧”？！
几个小时过去，不见手枪踪影，年轻人们只得作罢。他们把“四旧”物品集中在底楼书房里，关照姚蓬子道：“你自己处理！”
于是，年轻人们双手空空，离开姚家……
这便是抄检姚蓬子家始末。
没有核实，没有证明，光是凭着一封“红小兵”的检举信，就到姚莲子家“扫四旧”——这在今日听来仿佛如同神话一般，然而，在当年却确实如此。“破四旧、立四新”的“雄文”，出自姚文元之手。不料，年轻人们却到他的老子家“破四旧、立四新”。
姚蓬子耿耿于怀。“抄姚蓬子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借助于儿子的“虎威”，姚蓬子一口咬定，那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有“后台”，受人指挥去“抄中央文革”的“家”！
非常遗憾的是，那群年轻人“办事不牢”，在姚蓬子家抄家（严格地讲是“抄检”）之后，随手一丢，把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丢了。
这下子，姚蓬子更来劲了，说年轻人们在编造谎言，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检举信”，完全是对他进行“政治陷害”！
虽然，将近十来个年轻人，还有那位系党总支书记和里弄干部，都证明看过“红小兵”的检举信，都说信是确实有的。但是姚蓬子不信，说这些人都在那里“炮打中央文革”！
沸沸扬扬，一出闹剧演得有声有色。
就在“劲松”和另一个战斗队召开“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翌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只得按照姚蓬子的要求，在他家的大门上，贴上红纸头，醒目的标题三个字：《道歉书》！
姚蓬子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红纸头前嘟嚷道：“哼，连锣鼓都不敲，算什么‘平反’？人家贴红纸头，都是敲锣打鼓的！”
“劲松”战斗队终于解散
自从“平反大会”旗开得胜，“劲松”战斗队军威大振。姚蓬子益发趾高气扬，动不动斥责党员干部是“特务”、“狗腿子”、“国民党”。
“劲松”战斗队的油印机也哗啦啦地印得欢，传单的印数与日俱增。前来索取传单的，交换传单的，门庭若市，其盛况不亚于当年作家书屋的门市部。
就在“劲松”们“劲”头十足的时候，忽然，一张大字报贴上门来，如当头一棒。
其实，那张大字报写得挺简单，而且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劲松”战斗队。
那张大字报，只不过全文抄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总共六条，人称“公安六条”。大字报在“公安六条”下面，加了一句：“凡符合”公安六条“的，不许参加革命群众组织！”
贴在“劲松”战斗队的门上，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劲松”战斗队沉默着，队员们双眉紧皱，躲在小房间里一筹莫展。
队长姚蓬子用双手托着下巴，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宣布退出‘劲松’战斗队！”终于，一位头发灰白的队员，打破了沉默。他说罢，站了起来，走出了“劲松”战斗队。
“我退出‘劲松’战斗队！”
“我也退出‘劲松’战斗队！”
又有两名队员一边说着，一边朝外边走去。
宣布自动退出“劲松”战斗队的人，越来越多。队长的双眉紧紧地拧在一起，拉住队员道：“就这么一张大字报，‘劲松’就散伙，太丢脸了吧！”
可是，队员们各怀心腹事，掂量着门上那张大字报的分量。
一九六七年三月，“劲松”战斗队终于宣告解散。
姚蓬子一脸沮丧，一蹶不振，再也没“劲”了。
没几天，他交来一张病假单，从此躲进小屋，不再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特别是当他听说上海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成立了“姚蓬子专案组”，他战战兢兢，食不甘，眠不安，生怕自己的底细有朝一日被用大字报公布出来。
他常常做恶梦，梦见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重演一九五五年那触目惊心的一幕……
然而，当他醒来，看见玻璃板下那张儿子一身戎装、巍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他心中忽地又踏实了。
“炮打我姚蓬子，就是炮打中央文革！”他不住地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空虚、惶恐的灵魂。
审查姚蓬子惊动了江青
说实在的，在上海师范学院，知道姚蓬子的底细的人，倒并不多。
认真点讲，姚蓬子并非上海师范学院的正式职工。他只是那里中文系的兼课教师而已，主讲中国小说史。中文系每月发给他一百元。“文革”开始以后，“停课闹革命”，上海师院也就不给他发工资了。他不属于上海师院教师编制之内，没有“教授”头衔，连“讲师”职称也没有。上海师院没有姚蓬子档案。
姚蓬子甚至可以说是个无职无业的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他本是作家书屋老板。如果说，他有什么工作单位的话，那就是作家书屋。自从作家书屋在解放后关闭之后，他就靠定息和存款过日子。也写点文章，译点书，不过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专业作家。
自从一九六三年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课以来，他算是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工资收入。不过，他仅仅是兼课教师而已。那里并不过问他的政治情况，也没有审查过他的历史——因为他不属于那里的编制之内。
姚蓬子引起上海师院红卫兵的注意，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
那时候，上海师院五个群众组织——“红师院公社”、“千钧棒”、“东方红联络站”、“红卫战斗队”、“二二○起义部队”，联合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审查上海师院一个老教师的三十年代历史问题。
红卫兵们来到离上海师范学院只有几站路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那里收藏着大批三十年代旧报刊。
物理系的一个女红卫兵埋头查阅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一页又一页，细细地翻查。
忽然，她的心收紧了，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姚蓬子！
那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报》，赫然登载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姚蓬子是资本家，这，人们是知道的；然而，姚蓬子是叛徒，红卫兵们还是第一次知道。
于是，他们全文抄录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于是，红卫兵们组成“姚蓬子专案组”。
于是，上海师范学院里出现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姚蓬子》！
心惊肉跳，肉跳心惊，（足卷）缩在小楼里的姚蓬子，意识到大事不妙。
消息马上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
上海师范学院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一切群众组织，都不得成立“姚蓬子专案组”。外调姚蓬子，必须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姚蓬子历史材料，列为“防扩散”材料。
“康办”的一道命令，保住了姚蓬子。
“姚胖子”以手加额，松了一口气。
然而，一九六八年四月，从青海省公安厅打来的长途电话，不仅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连江青都过问此事了……
西宁。青海省公安厅。两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手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外调介绍信，提审那里在押的一个历史反革命罪犯。
罪犯写了外调证明材料。按照规定，外调材料要经青海省公安厅盖上公章。
就在盖公章之际，两个年轻人受到盘问。因为青海省公安厅公安人员看到外调材料上，写着这么一句：“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
“你们为什么要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公安人员扣留了两个年轻人。
“我们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的！我们是经公安部同意到这里外调的。？”两个年轻人挥动手中的介绍信。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公安部。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在电话中明确地答复：“这两个人是经我同意，前往青海外调的。”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答复：“派往青海外调的杨、刘二人，确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成员。”
青海省公安厅无奈，只得放掉那两个年轻人。
两个年轻人知道了这回惊动了公安部，惊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头头，虽然未被青海扣留，也不敢马上回上海。他们到重庆、武汉避风头。过了好一阵子，才悄然返沪……
青海公安厅的电话，惊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名主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
谢富治怒气冲冲地问那位副部长：“他们去青海外调，是你同意的？”
“是的。”副部长答道，“他们持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介绍信，是符合组织手续的。何况外调的是姚蓬子问题，他
“他是姚文元的父亲！”谢富治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他训斥副部长道，“你敢答应人家外调姚文元的父亲，你的胆子不小哇！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想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
谢富治当即报告江青。
江青大发雷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罪恶阴谋！”
江青转告汪东兴，要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电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赴京，责问为何派人前往青海外调姚蓬子？
与此同时，谢富治下令：“公安部档案中有关姚蓬子的材料，未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带着文件，飞往北京。
他当面把文件交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文件说明了来龙去脉：
一九六七年十月，由中共中央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厅周扬专案组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议，应对上海的三十年代文化界人物进行审查，以便为周扬专案组提供材料。这位负责人根据掌握的情况，开列了三十多名审查对象，内中包括姚蓬子。这份报告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审阅。他批了“同意”两字。于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立了“姚蓬子专案组”，该组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后来改名为“上海市专案办公室”）第六组。张春桥曾三次听取过“姚蓬子专案组”的汇报。到青海外调的两个人，确系上海“姚蓬子专案组”成员。
原来，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是姚蓬子的保护伞！
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有如下“保密”规定：
“姚莲子专案组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办公室要单独，不准与其他三十年代专案组交流材料”；
“有关姚蓬子问题的材料不准外泄，一律交市专案办公室”；
“通知上海师院革委会，不准任何群众组织成立姚蓬子专案组，不准批斗”；
“不准上海师院、上海作协的组织组接待外调人员直接找姚蓬子谈话，调查提纲要经市专案办公室审批后方能叫姚蓬子写证明材料”；
“对通过姚蓬子了解情况的单位人员要注意，要详细登记，严防有人搞炮打姚文元的材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