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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曾经出版过诗集《银铃》的姚蓬子，“拜读”了儿子的“大作”，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对老伴说：“文元写的是诗？”
一度“失业”的“棍子”
林村，姚家三楼，老保姆冯金芸在忙着粉刷墙壁。
冯金芸是姚蓬子的诸暨同乡，在姚家干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粉刷墙壁。
白墙，绿窗纱，花窗帘，三楼显得格外幽雅、整洁。
那是一九五九年春，金英要做妈妈了，姚文元就以此为借口，搬到父母那里去住。这时候的他，已是“铁蛋掉在铜碗里——响当当”的“左”派，已经不在乎什么“划清界限”之类忌讳了。父母那里有保姆，母亲又闲在家里，住到那里自然要舒适得多。
金英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小红。
姚蓬子当上了爷爷，扫去了这几年心头的不快，脸上露出了笑容。
可是，他笑了没有多久，脸又拉长了：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的领导考虑到金英是那里的组织部负责人，住在姚蓬子家毕竟诸多不便，要她搬出去。
虽然姚文元拖着不搬，但是卢湾区委已一再提醒金英，姚文元这才不得不与金英迁入机关宿舍。
他们把女儿留给姚蓬子、周修文抚养。直至“文革”中，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那群年轻人来抄姚蓬子的家，小红和她的妹妹还住在姚蓬子家里。
“棍子”是吃“阶级斗争”的“饭”的。姚文元在“反胡风”、“反右派”中大打出手，到了一九五九年，“棍子”竟渐渐“失业”了。
他仍在不断地发表文章，只是不大容易捞到整人的机会，——因为毕竟要等“上头”有了“阶级斗争”的意图的时候，才可以显示“棍威”。
姚文元写些什么呢？
他称赞“退休工人闲不住”——《发扬“闲不住”的精神》（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
他说说“认真读书”——《漫谈读书》（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文汇报》）。
他对废物利用发生兴趣——《废物中有奇珍异宝》（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解放日报》）
他谈业余生活——《需要什么样的业余生活？》（一九五九年七月第十四期《支部生活》）。
他写起了《在前进的道路上——评胡万春短篇小说集（红光普照大地）》。
他发表“美学笔记”《论建筑和建筑艺术的美学特征》。
他甚至对江河、红绿灯、像片之类产生兴趣，写了《咏物杂感》之类。
这时的姚文元，象刺猥失去了一身硬刺，成了温和的兔子。
偶然他也发出几句批判之声，不过，那是批判印度总理尼赫鲁（《这是什么“人道主义”？》），批判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尼克松的“拿着吧”》）。
一九五九年盛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亦即“庐山会议”）。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又收紧了。
本来，这对于姚文元来说，正是挥刀跃马、杀上“阶级斗争”战场的大好时机。这一回，他心中一阵紧张。
姚文元紧张点啥？外人莫知！
唉，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好在一年之前，他为作家社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写了一本评论小册子，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读书运动辅导丛书”之一。那时候，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书评小册子会给他惹了大麻烦！
为什么呢？《保卫延安》中作为英雄人物之一加以塑造的，不是别人，正是彭德怀！
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姚文元重读自己一年前写的那本小册子，脸色都变了。
那本小册子，印行了八万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他的评论：
“彭总的特点是极其沉着、镇定、冷静。……他对敌我情况了如指掌，能在似乎是最危急的时候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把敌人引向灭亡。……彭总的判断是明晰简单的，只有几句话，但包括了一切最根本的东西。
“……敌人的主力被彭总巧妙地引向绥德地区，蟠龙镇这个老巢成了一个孤立的据点。
“……他好象掌握了启发人思想的钥匙，很简单的几句话，便会使你思想一下子变得很明朗，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清楚。
“就是在情况最紧急的时候，彭总也没有任何冲动。……在沙家店九里山摆下战场，把敌人全部消灭，取得了在西北战场上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但彭总不但是一个天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彭总身上那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力量。……我们感到彭总纯洁的党性，在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的铁一样的革命毅力，在战略上根本藐视敌人，有毫不动摇的胜利信心；在具体的战役中又非常周密地一线不苟地检查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置敌人于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
在小册子的结尾处，姚文元又一次热情洋溢地歌颂彭德怀：
“现在彭总正屹然站在世界地图旁边，严密地注视着帝国主义的动静；……随时准备把敢于发疯的敌人送进坟墓里去！”
小册子出版才一年，彭总就迅速“贬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一下子“贬值”为“反党集团”的头子！
就在各单位都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那些日子里，姚文元步入上海新华书店，还看见书架上放着他的那本小册子！他，顿时触目惊心，赶紧走开了……
《保卫延安》被停止发行了。
幸亏姚文元已是颇有名气的“左”派，没有人给他“上纲”，总算躲过了一道难关。
倘若不是因为在一年前写过那本小册子，姚文元定然会来一篇《（保卫延安）为谁唱颂歌？》之类的“批判”文章。
不过，六年之后，他毕竟还是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在那时他写的小册子差不多已经从人们的记忆屏幕上消失了……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就在“棍子”“失业”了一年的时候，张春桥告诉姚文元重要消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浪潮，已经波及首都文艺界。这一回，康生树了一个靶子，那就是巴人的“人性论”。
惯于以“领导”意图为行动指南的姚文元，赶紧跑进图书馆，找寻那“箭靶”……
巴人，不论是革命经历，还是文学经历，都足称老资格。他，本名王任叔，并非四川巴蜀人，而是浙江奉化人。他从“下里巴人”中，取了笔名“巴人”。论年岁，他正好比姚文元大了整整三十。
早在一九二四年，巴人已参加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向来看重同乡。巴人借助同乡之谊，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任机要科科长，暗中为周恩来传递重要情报。大革命失败后，巴人在上海参加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鲁迅去世后，他曾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一起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工作……一九五○年，巴人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一九五三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天津《新港》杂志上，姚文元查到了巴人的一篇两千来字的《论人情》，大喜过望——这下子可找到“大批判”的好材料了。
在《论人情》中，巴人写道：
“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那么，其原因，怕还在于我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了吧！”
巴人指出：
“什么是人情呢？我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
“其实，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
“因之，我想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棍子”顿时“摇”起来了，挥笔疾书，写出长达万言的《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抢先在全国批响头一炮。姚文元在一九六○年一月写完，《文艺报》在一九六○年第二期刊出，上海《文汇报》于二月十日全文转载。顿时，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巴人的一股狂澜。
姚文元居然用“老鼠粪”来嘲弄老作家巴人：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好象一颗老鼠粪，掉到什么锅里都要搞臭一锅汤。巴人的‘人性论’是成体系的，他几乎把它贯穿到文艺的一切方面去，把很多问题都搅混了。”
姚文元追根刨底：
“巴人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样系统，这样猖獗，并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巴人的人性论，同在新文学史上我们曾经与之进行许多次斗争的人性论，特别是胡风、冯雪峰的人性论，是一脉相通的。”
一阵乱棍，打得巴人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六一年，巴人被调往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在“文革”中，巴人被逐回家乡奉化，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受迫害而死。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挣扎着写完一百六十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史》。
姚文元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之际，顺便捎带着给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育一捧——在一九六○年第五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观点》：
一九六○年冬，又是那个张春桥，向姚文元透露重要的“信息”：柯庆施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听说，毛泽东几次谈及美学问题。
美学，这对于姚文元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不过，养成赶浪潮“习惯”的他，一知半解地看了一通美学书籍，便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发表一整版的长文《论生活中的美与丑》。
不料，假猴王遇上孙悟空。美学家朱光潜教授读后，写了批评文章，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发表。
“冒充金刚钻”的姚文元，虽然口口声声说：“对于美学，我是一个初学者；懂得还很少。”却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文汇报》上，发表整版长文《关于美学讨论的几个问题——答朱光潜先生》。从此，他批判起朱光潜教授来了。虽然他对美学确属外行，而在破口骂街方面却十分内行，他居然给朱光潜教授扣帽子了……
成为《解放日报》编委
一九六一年底，《解放》半月刊决定停刊了。
姚文元在《解放》半月刊结束工作之后，于一九六二年春，调往《解放日报》社工作。
姚文元又搬了一次家。
这一回迁入的新居，对于姚文元来说，那是熟门熟路：香山路九号《解放日报》宿舍！
那儿是姚文元当年常常去吃棕子糖的地方。竟是那样的凑巧：姚文元搬入的房间，正好是当年张春桥家楼下！
当年，姚文元作为《解放日报》的一名通讯员，他走进这幢花园洋房时，不敢咳嗽一声，惟恐不恭；如今，他大摇大摆，迈着八字脚，瞪着金鱼眼，跨进了大门。他，已成了取张春桥而代之的新主人。
姚文元是张春桥建议、柯庆施点名，调往《解放日报》社的）。
“要不要让他当副总编？”柯庆施征询张春桥的意见。
“我看，让姚文元当个编委为好，让他超脱一些。”张春桥富有“战略眼光”，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不要让他看稿子、管版面，不要让他陷进具体事务。应当发挥他的特长，多写些文章。作为我们的喉舌。”
“你说得对。”柯庆施很少当面表扬别人，这一回夸奖了张春桥。
“以后开市党代表大会，可以安排他当个市委委员。”
张春桥又补充了一句。
“行，就这么定。”柯庆施说道。
很快，《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接到了来自上面的通知：姚文元担任《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文艺部具体工作可由副主任李家健负责。
从此，姚文元成为文坛上的一位“巡察使”。他被视为有“来头”的“文艺批评家”，他的文章被视为有“来头”的文章——虽然他的文章未必都是体现“上头”来的意旨，他也乐于狐假虎威，仗势欺人。
他，再不是当年他自己在《论“知音”》中所宣称的：“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