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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这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在柯庆施、江青的组织下，五月六日的《文汇报》，发表了梁壁辉（即俞铭璜）的长文《“有鬼无害”论》，猛烈评击了昆曲《李慧娘》。《李慧娘》编剧为孟超，剧本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的《剧本》杂志。上演之后，廖沫沙（署笔名繁星）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热烈赞扬昆曲《李慧娘》。江青求助于柯庆施，发表了批驳“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打响了“大批判”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标便是眼下放在茶条几上的那本《北京文艺》。她不由得记起那不愉快的一幕……
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她向来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轻放过。
当然，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笔杆子”。她想及了一九五四年的风云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一九六四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个。出乎意料，他竟没有答应。
于是，她又求助上海。如她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为人民立新功》的发言中所言：“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她，对上海确实怀着特殊的感情。来来去去，多少次奔忙于京沪道上。说实在的，她该算是个“老上海”。她永远不会忘记自，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上海度过的岁月：山东姑娘李云鹤，在十里洋场腾飞，成了电影演员蓝苹……
如今，有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她把上海当作了“基地”：“样板戏基地”——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块“样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经对《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对《海瑞罢官》开刀。“样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联系，日趋密切。张春桥成为架在她与柯庆施之间的一座“桥”。
光是在一九六四年，她跟张春桥时而在北京、时而在上海见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张春桥研究上海京剧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张春桥来京；
六月二十二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张春桥一起接待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指定“张春桥挂帅”，修改此剧；
十一月，江青来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剧团改编为京剧，指定“张春桥负责组织工作”；
火车急急南行。上海已在准备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声称，此行是为了观看上海京剧团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唯有柯庆施和张春桥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担风险”批《海瑞罢官》
上海香山路九号那幢小洋楼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灯光。
姚文元从底楼来到二楼。那里本来住着张春桥，如今住的是《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
“王维同志，向你请个假。”姚文元对王维说道，“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并没有说明写个什么东西，也没说清楚要多少时间。
“你去好了。”王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知道，姚文元说的“市委”，就是指柯庆施。既然姚文元不愿说写什么东西，他当然也就不便多问。
姚文元下楼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此，半年多光景，他几乎不去《解放日报》社。虽说王维跟他同住一幢楼，平常也很少见到他。即使见到他，他从不说起在写什么，王维也就不问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
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
虽说他的“根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朱永嘉此人亦善于钻营，竟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负责人。“文革”中跃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尽管此事“对外保密”，姚文元却多次骑着自行车在夜间来到林村，求教于父亲姚蓬子。姚蓬子正闲得无聊，自然尽力为儿子翻查海瑞资料——虽然开初姚蓬子曾数落过儿子“多管闲事”、“海瑞有啥批头”，但是听儿子透露了此事的“来头”之后，姚蓬子立即“急转弯”了。
就在“女客人”又坐上一节空荡荡的软卧车厢北去不久，柯庆施南下广州疗养。他在一九六四年春发现肺癌，作过切除手术。
三月二十三日，柯庆施来到成都，跟朱德、贺龙一起住在某招待所。
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宴请朱德、贺龙、柯庆施。
柯庆施吃得较多。临睡前，又吃了花生米。当夜，腹部剧痛——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虽然成都医生全力抢救，上海医生坐专机赶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带来名医从北京赶到，也未能奏效。
四月九日傍晚，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江青闻讯，大为震惊——她失去了一位得力的支持者。从此，张春桥成了她在上海的支柱。
四月二十六日，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何庆施之死。她反反复复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明里搞样板戏，暗中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写作，仍处于“绝密”状态。写了一稿又一稿，为了保密，不能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借着讨论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南来北往，一时间是那样的频繁。在四月二十七日“接头”之后：
五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在北京露面，跟江青“谈《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加工问题”；
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京剧《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里，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海港》剧组；
六月二十四日，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智取威虎山》剧组；
惯于吹嘘的江青，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当着那么多老帅、将军的面（陈毅也坐在下面），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如此“光荣而艰难”的“历程：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
江青的逻辑是令人奇怪的：明明是自己在玩弄阴谋，不可告人，才“对外保密”，却故弄玄虚，仿佛在搞“地下工作”！
“火力侦察”
一辆小轿车驶出上海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门，沿着淮海中路，朝外滩飞奔。
车上坐着四位乘客：张春桥，姚文元，《解放日报》社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
张春桥绷着脸，不发一言。
姚文元虎着脸，一本正经。
魏克明前几年开过刀，身体瘦弱，显得疲惫。
王维虽然爱聊天，此刻见众人不语，也沉默着。
张春桥吞云吐雾，车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一片寂静，唯有发动机在轰鸣。
两位“老总”（总编）应召而至康平路，只听张春桥说有重要急件要送《解放日报》社排印。要求是“绝对保密，不许排错一个标点”、“老总”并不知道要排印什么绝密文件。不过，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出马，足见那文件非同一般。
王维猜想，这文件一定是姚文元花半年多时间写的。要不，他为什么坐在车上？
突然，张春桥打破了沉默，冷不丁地问道：“老魏，你们《解放日报》为什么登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和《海瑞的故事》？”
魏克明猝然不知所答，一时竟讲不出话来。
王维也为之一怔：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海瑞？
到了《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经过专门挑选的排字工人已在那里恭候了。
姚文元从拎包里拿出一卷厚厚的手稿。两位“老总”掠了一眼文章的标题，不由得一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哦，怪不得刚才张春桥在车上问起了《解放日报》上关于海瑞的文章！
两位“老总”亲自向排字工人交代了纪律和要求。
第二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字排印本，便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十六开本，用上等道林纸精印，确实做到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印错。
张春桥从抽斗里拿出一张早已拟好的名单，交给秘书。名单上方天头，有张春桥用铅笔写的批示：“每人一份，即送。”
两天之后，名单上的人物全都应约而来。来者大都白发苍苍，皆为史学教授、专家及文艺界知名人士。
张春桥笑容可掬，在门口迎候，极尽谦卑之态。
会议准时开始。张春桥首先致词：今天，诸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张春桥仿佛成了谦谦君子！为了使与会者畅所欲言，姚文元“回避”了。
教授、专家们真的以为是征求意见，也就直言不讳，几乎异口同声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学富五车之士，成了张春桥的网中鱼。
两位记录员刷刷地记满了一页又一页横格纸。任凭专家、学者们指着鼻子骂，张春桥依然保持一张微笑的脸。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教授慷慨直言：“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指出：“对海瑞也应一分为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本来有点顾虑，看到
大家都“畅所欲言”，也就对“清官”问题直抒己见，批判了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
与会者反映最为强烈的，便是把海瑞跟“要人民公社退田”之类“挂钩”，生拉硬扯……
张春桥满脸堆笑送走学者们之后，手里拿着厚厚的会议记录，对姚文元说：“‘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也就在大字本排印出来之后，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陈丕显、魏文伯、首获秋，才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据姚文元自称，已是第九稿了！
不过，张春桥的说法，与姚文元略有出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张春桥在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谈话时，说及写作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