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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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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此人虽说是植物学家,身为云南省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却酷爱文学。当年,蔡希陶写过《蒲公英》等短篇小说,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他听说吴晗在写《海瑞》剧本,便索了一本排印稿。读毕,吴晗征求他的高见,这位植物学家拿起毛笔,在封面上“海瑞”两字之后加了“罢官”两字。蔡希陶道:“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作主,敢怒敢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吴晗抚掌而笑,觉得此言甚是。从此,剧名便改为《海瑞罢官》。
  吴晗之冤,冤在何处?姚文元之霸,霸在哪里?只消看一下时间表,便一清二楚:
  一、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怎么可以把《海瑞骂皇帝》说成影射彭德怀上书毛泽东?难道吴晗会“未卜先知”?
  二、吴晗的《海瑞罢官》自一九五九年秋酝酿,一九六○年底定稿,而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翻案风”是在一九六一年才出现,怎么可以说《海瑞罢官》是要人们从中“学习”“退田”和“平冤狱”呢?难道吴晗又“未卜先知”?
  如果来一个《韩非子》中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吴晗倒过来也可以用姚文元笔法批判姚文元。须知,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一书中,他曾热情沤歌过彭德怀元帅。
  诚如从颂胡风到反胡风,从支持右派到反右派,对于姚文元来说,从赞彭总到批《海瑞罢官》,那是习以为常的“急转弯”。他是“墙头草”。他的笔杆是姓“摇”的……
  毛泽东称赞过《海瑞罢官》
  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是怎样点燃起来的呢?
  最早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的,是那个自称“给主席作秘书”而又兼着“在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江青。
  江青原本与吴晗毫无交往。一九八七年五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晗》(王宏志著)一书,披露了一桩鲜为人知的事情:
  “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得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
  仇恨的种子,最初是这样埋下来的。用江青的话来说,从此她对吴晗非常“感冒”……她的小心眼儿,她的强烈的报复心理,使她对吴晗横竖看不惯。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彩排,不以为然。
  此后,江青又看了几回。
  这个“流动的哨兵”,终于向毛泽东报告:《海瑞罢官》是一出“骂皇帝”的戏,有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应当马上禁演。
  毛泽东抽着烟,微微笑着。
  他没有正面答复江青的话,却拐了一个弯,说道:“你有空的话,多找几本书看看。”
  毛泽东关心起《海瑞罢官》来了。他把主演《海瑞罢官》的京剧名家马连良先生,请进了中南海。
  “马先生,你是‘马派’的创始人,‘马首是瞻’哪!”毛泽东一边握着马连良的手,一边非常风趣地说道。
  毛泽东也爱看京戏。他跟马连良说起了“马派”的《群英会》、《甘露寺》、《四进士》、《借东风》。毛泽东说:“马先生,你的拿手好戏真不少。听说,你最近又多了一出好戏——《海瑞罢官》。”
  马连良见毛泽东喜欢《海瑞罢官》,站了起来,当场唱了几段。
  毛泽东听罢,笑道:“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听到毛泽东赞扬《海瑞罢官》,马连良高兴得琅琅大笑。
  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马连良。席间笑语欢声,使马连良欣喜不已,站了起来,即席清唱一段。毛泽东一边倾耳聆听,一边用右手按节柏轻轻敲打着桌面。
  当夜,马连良便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赞语,连声说:“毛主席真是礼贤下士!”
  吴晗笑眯着眼。
  江青气歪了鼻子。
  后来,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上,曾这么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
  当江青的讲话录音稿冠以《为人民立新功》的标题,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时,江青删去了一句话,即:“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毛泽东的态度,即使从江青的话中,也得到清楚的印证:他要保护吴晗。
  江青所说的“有一天”,是在一九六二年。
  吴晗的《朱元璋传》,其实早在解放前就出版了。一九六一年,吴晗对《朱元璋传》作了很大修改,于一九六二年印出油印本,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正式出版新版本。江青提及的有人给毛泽东送去吴晗的《朱元璋传》,是征求意见用的油印本。
  江青翻看了《朱元璋传》,认为也有“影射”之嫌,因为作者着力于写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做皇帝后如何专制、独裁,看来别有用心,要“出版以后批评”。
  毛泽东驳江青说:“我就要看!”
  毛泽东真的读了吴晗的《朱元湾传》。书中写及徽州儒生朱升对朱元璋所献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读后,深为赞赏。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著名的治国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毛泽东是对朱升当年的献策作了一点修改,发出“最高指示”的。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就想批《海瑞罢官》,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只得作罢。
  直到一九六五年春,江青得到柯庆施的支持,通过张春桥结交了姚文元,她这才把“文革”的导火索点燃起来。
  康生点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知,中共中央华东局不知,而在柯庆施死后,中共上海市委唯有张春桥一人知。
  其实,一开始,就连毛泽东也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说了几句至关重要的话:“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可是,江青一次又一次吹嘘着:“批判《海瑞罢官》,是主席亲自过问、亲自组织、亲自发动的!”
  毛泽东最初赞赏过《海瑞罢官》,也曾反对过江青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然而,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
  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笔者在北京拜访了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他说,这是他第一回与人谈“文革”。我请他回忆当年毛泽东谈话的情景,关锋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回忆道:
  一九六五年四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五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五人谈话。
  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艾、田于十一月中旬飞抵杭州。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刚发表,连关锋都没有在意,以为那是一篇学术争论文章。
  毛泽东找这五人,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了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
  毛泽东返回杭州,才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召集五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迅速地记下毛泽东的话。好在毛泽东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思奇和关锋几乎记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说及了为他编的“语录”:“我在火车上,从服务员手里,才看到《毛主席语录》。那是军队编的。听说,中宣部要编,老夫子也要编。要编那么多的《语录》?”
  毛泽东所说的“老夫子”,指的便是陈伯达。
  毛泽东又说及《哲学研究》杂志的“工农兵学哲学”专辑,对一篇篇文章发表了意见。
  接着,他的话题转向姚文元的文章,说了那段话……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的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几次三番修改之后,并未送毛泽东阅定,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看过,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
  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
  康生来到毛泽东面前。他深知如果说及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毛泽东沉默不语,久久地,只顾自己抽烟。
  康生的长脸,顿时拉得更长。他赶紧说:“主席,我的意见,仅供主席参考。”
  说罢,康生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当康生回到家中,见到院子里的假山、喷水池,见到书房里的盆景、古玩,都未能使紧张的神经稍稍松驰。
  就在这时,电话耳机里响起江青的声音。
  江青一听说毛泽东的反应是沉默,电话耳机里爆发了一阵笑声说:“我说康老呀,你怎么老糊涂啦?你还摸不住主席的脾气?他这个人,如果不同意的话,当场就会驳斥你;如果高兴的话,当场就会称赞你;如果不说话,那就表示他默许了——因为有些很敏感的事,他不便当场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话毕竟举足轻重呀,他就用一个劲儿抽烟来答复你!哈哈哈……”
  于是,江青壮着胆,打起毛泽东的旗号,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果真,江青对毛泽东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真的听进了康生的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文比革命五人小组”带着刚刚写出来的《二月提纲》,飞抵武汉,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罢汇报,问彭真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道:“二月五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这时,毛泽东指了指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发明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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