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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在玻璃、搪瓷部）
姚文元：这些玻璃杯的图案都是修正主义的，不是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三角形的、方块形的。让现代修正主义的美术全部占领了。这个是从法国和苏修画报上抄来的。这是什么派？你们要查一查。我们中国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变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
张春桥：这种花布给铁梅、小常宝（引者注：铁梅、小常宝分别为“样板戏”《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穿了，象什么样子？这样的花布，与欣欣向荣的祖国多么不相称！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产了吧，牡丹花是富贵花！
（在毛巾、手帕部）
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实又柔软，花色也最朴素。
张春桥：手帕的问题很大。现在把资本主义国家最坏的东西搬迸来了，把我们要打倒的东西都拾进来了，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这些手帕，是典型的现代派。燕子是中国的，可是下面还搞了一条条的，成了法国象征派的画。这些，又象林风眠的黑画！
两位“大批判专家”，居然在百货商店里批这批那，简直是乱批一气，近乎胡闹！
其实，他们并非信口雌黄。两位“左”公，是以“左”眼看待一切。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春桥看到上海出口年历卡上的画，不由得勃然大怒。张春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开工农兵越远越好。”
一个多月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姚文元学着张春桥的腔调，对外贸部作为出口画广告的《中国画》册，进行“批判”：“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的画册。”
《中国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一只在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这幅《迎春》画，充满盎然生机。姚文元用“左”眼看《迎春》，居然写下这样的批示：
“公鸡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那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
一只公鸡，一丛迎春花，如此简单明了的画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的“极端仇视”？！
徐景贤紧跟姚文元，说那只公鸡“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于是，一个“黑画展览”在北京举行，一个“批黑画”浪潮推行全国。那些“批判”，可收入“笑林新编”之中……
“两面派”和“暴发户”
大抵是“人贵言重”的缘故，自从姚文元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之后，虽然一篇篇重要的社论、报道都要经他的秃笔斧定方可见报，而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几乎从报刊上消失了。他退到幕后，用各种各样的“批示”作为口令，导演着幕前的一切：
一九七二年底借批判“右倾回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一系列“左”的文章，发表一系列宣传左倾思潮的社论；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令《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加了“编者按”，为“白卷英雄”张铁生撑腰；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加了“编者按”，在全国掀起批判“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令《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长篇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
与此同时，为江青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社论，登文章，批“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猛攻周恩来；
姚文元开动舆论机器，成为“中国帽子公司”和“中国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复出，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四人帮”的篡权阴谋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
姚文元再也无法忍耐了。他从幕后跳到了幕前。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时期，全国各报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又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文件”。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已经四年，“批林批孔”也已经“运动”多时，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怎么放马后炮，直到这时才发表署名文章批林彪呢？
弦外有音，话外有声。姚文元批的是林彪，暗中指的是什么，路人皆知：
“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
姚文元还强调了这一点：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
正当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在学习姚文元的文章的时候，忽然，姚文元家中的院子里，发出砰的一声，引起一场虚惊：一枚手榴弹，越过高高的围墙，落进了院子！
不过，手榴弹着地之后，没有发出爆炸声。
警卫员奔了过去，这才发觉：那只是一枚体育锻炼用的木手榴弹！
虽说不是真手榴弹，但是扔进了“中央首长”姚文元的院子，那可非同小可。
查！
姚文元家搬到北京之后，本来已有六十多间房子，他还嫌小。他，真正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他看中了紧挨北京第八中学的一所大院。他一家五口，从一九七三年搬进这个大院，竟然住了一百二十五间房子，占有三个院子！
为了保障姚文元这位“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周的围墙推倒重建，上面还架了铁丝网。这么高的围墙，即便是少林寺的高僧，也未必能够飞入。不过，围墙挨着北京八中的操场，一位青年教师去那里练习掷手榴弹，一失手，手榴弹越过了围墙，落进姚文元的院子里。
警卫员来到了北京八中。那位青年教师受到了审查。虽然查了祖宗三代，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企图”，却也把那个教师整得够呛。
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姚文元援引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反复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为了他的安静，不许北京八中师生在紧挨他家的操场上做广播操，校办工厂的电据也不得发出声响……
一个孩子放学时，一边走，一边踢石子。不小心，把一颗石子踢到姚家大门大，马上惹怒了姚文元，那个孩子作了检查还不算，就连学校党支部也作了检查。
姚文元住的房子，那水汀暖气本来用煤烧热。只因姚文元嫌烧煤有味儿，马上改用烧轻柴油，一天的取暖费便达二百元，一个冬天要花两万八千多元。他的五口之家的取暖费，相当北京八中全校两千多师生的取暖费的四倍！
这个从墨水瓶里冒出来的政治暴发户，在恶性膨胀。
毛泽东说姚文元“不懂马列”
就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发表不久，这位“舆论总管”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姚文元的文章中，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指谁？姚文元心目中的经验主义，就是周恩来、邓小平。他们依据“文革”前的经验办事，所以是“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去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写下一段重要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姚文元，批评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不懂马列”。哦，“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不正是替姚文元画像吗？
毛泽东的批示，不由得使“舆论总管”感到非常紧张。因为“舆论总管”向来以“精通马列”自居，如今居然被毛泽东斥为“不懂马列”，这样的批评的潜台词便是下台！
确实，姚文元就象那砰的一声飞上青云的爆竹一样，虽然升得那么快，到达顶点之后便要急速跌落。看来，这一口要轮到姚文元“贬值”了。
果然，就在毛泽东写了那段批评姚文元的批示之后的第十天——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一段著名的“最高指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提到了“经验主义”问题，他说；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结帮，毛泽东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指出“四人帮”是“党内小宗派”，下决心非解决不可。
姚文元那向来望着天花板的眼睛，此刻，转向地板。他耷拉着脑袋，深知大事不妙。他，再不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那个姚文元。毛泽东的一席话，犹如又一次“炮打司令部”——这一回“炮打”的却是王、张、江、姚！
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写信请示：“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
王洪文慌了手脚，因为毛泽东的批示一旦传达，那“四人帮”就面临着倒台的危险。五月八日，王洪文赶紧在朱穆之的信上，写下“批示”：
“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于是，“舆论总管”接下去作了“批示”：
“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姚文元说的是滑头话。既然不让下边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怎样在工作中“贯彻”呢？说穿了，他无非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万一毛泽东查问起来，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贯彻执行”了。……
就在“四人帮”纷纷写检讨、处境维艰的时候，“舆论总管”忽然举起指挥棒，指挥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讨论起《水浒》来了。
突然发动“评《水浒》”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六百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
到了一九七五年炎暑之日，中国居然出现“《水浒》热”。一时间，大报小报评《水浒》，工人农民评《水浒》，大会小会评《水浒》，亿万人民评《水浒》。
弓没这场“《水浒》热”，其实纯属偶然。最初，发端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获的一次聊天。
据芦获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才谈起《水浒》的：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