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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在诊断技术上，中医远胜西医一筹，而且在治疗水平上，中医的发展程度及取得的成就，也丝毫不逊色于西医学。比如说，西医学对外损伤、细菌感染类疾病有特殊疗效，但对慢性病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而中医学却对慢性病，甚至某些遗传性疾病都有特殊疗效。
可以这样说，中医学可以囊括西医，因为中医的治疗技术中有一部分与当代医学是相同的，比如说手术的方法。但西医学无论如何不能涵盖中医，因为在西医里根本找不到一点中医的影子。所以世界可以没有西医，但万万不能没有中医学，否则人类文明的损失就太大了。
有人说血液循环理论是17世纪英国人哈维发明的，其实不对。血液循环理论是中国人在公元前发明的，《黄帝内经·灵柩》里明确记载：人体中的营血卫气“营周不休……如环无端”，英国人哈维在1700多年以后，才提出了理论假设，又过了50多年，人们才借助其它仪器，确定了血液循环概念。
免疫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最早的免疫学思想和实践却诞生于中国。东晋时期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如果用疯狗的脑髓涂在被其咬的伤口处，可以防治狂犬病，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学方法。因为研究表明，狂犬病毒几乎都聚集在脑神经组织中，因而疯狗脑髓就自然具有了免疫物质。
说起来令人伤感，人类与疾病斗争了几万年，但真正认识并治愈的疾病却少得可怜。所谓的真正认识和治愈，是指发现了疫苗，注射一次，就能终生免疫。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大约只有二十几种疾病达到了这个程度，其中天花就是一种。天花是世界最烈性的传染病之一，以牛痘接种术消灭天花，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现代人一说起牛痘，都说是英国人琴纳在18世纪发明的，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最早的牛痘接种技术出现于公元前500多年的印度，但后来此技术在印度失传。大约在公元10世纪宋代时，中国人发现了人痘接种术，到17世纪，中国的人痘技术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有了旱苗法和水苗法之分，特别是水苗法，其成功率和安全性一点不亚于现代的牛痘术，当时此法传播甚广，俄国政府曾派专人来中国学习此术，后来传至现在的土耳其，并由此传向欧美。有文献资料为证，18世纪初，英国驻土耳其钦使夫人将此术带回英国，琴纳正是在改进中国的人痘术以后，发明了牛痘术。
此外，腹腔穿刺术、清创缝合术、止血术、麻醉术等都是中国人发明，但最后发明权都没有冠以中国名字的医疗技术。现代西方国家总要求其他国家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法，但它们从来没有想过，它们自己的许多发明都是窃取东方文明成果，这笔账该怎么算呢？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侵略是文化侵略。
其实中国人在古代，曾经取得了令当今世界刮目相看的医疗成就，问题是怎么看待这些成就，我们试举几个例子：
《史记·扁鹊传》记载：俞跗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医，但他究竟生活在什么年代，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一位很古很古的医师。此人医术极高，“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湔浣肠胃，濑涤五脏，练精易形”，无所不能，其中“搦髓脑”就是作开颅手术。其实，中国古代做开颅手术的不止这一例，据记载太仓公就曾打开人的颅骨将大脑重新安排，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50年。
这些记载真不真呢？许多人都认为它不真实，在正统的医书上没有哪一位专家认为它可信，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在遥远的古代怎么能有如此高的医术呢？为此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1865年在法国发现一片圆形头盖骨，属于石器时代，后经解剖学家保罗·白洛嘉教授鉴定，得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结论：早在石器时代，人们就在进行脑外科手术。后来世界各地又发现了数百件颅骨证据。
对于这个事例人们信不信呢？大约相信的人多。因为它既有实物证据，又有专家的证词，令人不得不信。但如果法国人在石器时代可以做开颅手术，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开颅手术就不可能是真的呢？从中国古代辉煌的医学成就看，我们相信这类记载有它真实的一面。试想，一个连经络都可以在解剖学上实证的民族，做几例开颅手术还不是小菜一碟？
中国史籍中还有许多神奇的医案记载。例如，《稽神录》中就记载了一则治愈肺结核的病例：“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相染著，死者数有。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犹活，因取置渔舍，每多以鳗黧鱼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妻，今尚无恙。”
以上这些记载，大多数与现代医学沾点边，为的是读者好在对比中理解。其实中国医学的伟大之处，完全与现代医学不沾边，比如说，经络学就是中医里最神奇的部分，它与现代医学根本走的就是两条路，没有丝毫可比之处。世界许多国家作了许多项实验，只证明了一点：古医书记载的经络是真实的。究竟经络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人说的清楚。就好像在学校里，老师拿来一道题，这道题的结论是明确的——1＋1=2，只要求学生证明这个结论。可是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份卷子还没有交上去，到了今天，大家只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老师拿来的题是正确的！
关于中医的优点，不需要专家的总结，我们从日常的接触中至少可以感受到如下几点：
第一、中药的毒副作用小。
中医从来没有说过中药无毒，祖先早就告诉我们“是药三分毒”，所以在历代本草中，都有关于中药毒性的记载。例如，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栾荆……辛，苦，温，有小毒”，“地胆……辛，寒，有毒”等。前一段时间，因为“龙胆泻肝”中的关木通，搞得社会上沸沸扬扬，好像中药的毒性第一次被发现一样。
然而，中药虽然有毒，但其毒副作用却明显小于西药，这也是事实。
据一项国际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世界各国住院病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20％，其中的5％出现致残、致畸、致死、住院时间延长等严重后果，住院死亡人数中有3。6％…25％是吃药吃死的（药源性致死）———悲哀的是，许多患者家属还认为病人是生病致死的，而不知是“药”死的。
据国内的一项统计显示，药源致死的国内住院病人至少在20％以上，即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又有40％死于抗生素滥用。
中药尽管也有毒副作用的问题需要解决，但程度是很轻微的，更不会发生上世纪70年代“反应停”那样大规模的中毒事件。
第二、中医治疗对人体的伤害程度小。
大家知道，尽管中医里也有手术，但手术的应用并不普遍，中医更多的是药物、按摩、针灸等方法治疗疾病。这些方法，一般比较温和，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而西医学却不同，许多病人都会从西医得到“手术”的建议，虽然手术的疗效可能更直接，但往往会给病人留下永久性的伤害。例如，如果有人患牙痛，中医会用清泻胃火、肝火等方法治疗，但西医一般会建议将病牙拔掉。虽然拔掉病牙，可以再装一个假牙，也不影响日常生活。但拔去一颗原属于你身体一部分的牙，总会给人留下心理上永久的遗憾，毕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病人的感受不会太好。
第三、对病人的心理压力小。
中医从其理论出发，许多病并不是一定会进一步发展到危及生命的地步，可以说，中医的思想是个圆圈，最后都可以走回健康的那一点。再说，中医师在解说病情时，一般也不会令人可怕，“肾炎”与“肾阴虚”，对病人心理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
但西医不同，由于普及教育的缘故，人们对西医的病名很是敏感，“骨头坏死”、“癌症”、“病毒传染”、“老年痴呆”、“冠心病”、“心脏病”等等名词，都可以给病人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反而可以增添新的疾病。因此许多人在检查出癌症后，迅速走向死亡，其实有部分原因是吓死的，而不是完全病死的。许多中年人也拒绝体验，因为每一次体验总会查出许多疾病，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第四、中医有“超值治疗效果”。
关于中医的疗效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完全接受中医的关键点，许多人认为中医疗效不确定，不迅速，不直接，所以对中医失去信心。其实大家并不完全了解中医。中医看病是一个系统，耳病治心治肾，上呼吸道疾病治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疗效不直观，但病人的收益却很大。
例如，我们花1万元钱配了副近视眼镜，许多人都会说不值得，但如果眼镜店不但给你配了眼镜，而且还送你一台显微镜、一架高性能天文望远镜，甚至还为你做了视力矫正手术。这几项加起来，是不是远远超过了配眼镜的价钱呢？
中医也是一样。当病人患有目赤肿痛时，中医并不只是给些眼药水消炎止痛，而是给病人清泻肝火，舒肝养肝，甚至还调和脾胃。因为肝开窍于目，目赤肿痛往往病在肝而不在目，同时，肝不舒则影响脾胃，这是一个大系统。
其实中国古代医学的伟大，并不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而在于它深邃的思想，和切入生命极具特色的角度。这些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要具体展开，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节 爱情为什么不科学？
中国人说中医好话的人居多，因为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说它是国粹也不为过。但光说好话其实并不客观，在中国或者全世界，指责中医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没有真正继承中医
“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这大约是对中医最严厉的指责。当然这话是中国人说的，中国人历来喜欢窝里斗，文化大革命时，整知识分子最惨的就是知识分子，这是个传统。在对中医的批判中，来自国内的声音最多也最高。
外国人对中医的看法也大体如此，但话说得比较委婉。德国慕尼黑大学M·波尔克教授指出：“中医的科学核心和实质有被取消的危险。在验证中，十分明显地存在着‘科学标准’和‘科学方法’之间的混乱。”这一说法，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普遍看法。
平心而论，中医确实有让人说道的地方。我们先不说它是否科学，但最现实的是，我们搞不懂它，我们最怕别人问为什么，一问就露馅。咱们举个例子，假如有人要问远志为什么可以治疗痈疾，老先生们肯定摇头晃脑地说：“苦泄热，温行气，辛散郁。”听起来好像很有些道理，可细琢磨，简直是所问非所答。再比如，如问水蛭和虻虫为什么有活血化淤的作用，他们肯定说：“水蛭咸苦，虻虫味苦，一飞一潜。”虽然言之凿凿，但顶如废话一句。
这就是目前的中医，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医医理看不懂，药理无记载，诊断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医的历史是原地踏步的，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对中医理论的描述依然有效，他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逾病之理由喻人。”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针对中医理论存亡，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
一派人认为，医学主要看治疗效果，理论有没有并不重要。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曾这样说：“夫医者以愈病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不责其言有物，而责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安问其筌与蹄为？”章先生虽然是大学问家，但在如何对待中医理论问题上显然有点强词夺理，或者说蛮不讲理。其实这也不能怪章先生，都是让这无人能解的中医理论给闹糊涂了。
一派人认为，中医理论实在是画蛇添足，没有它反而更省心。上世纪30年代时，有一人名陆渊雷，此公竭力主张：“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不合实理……国医之胜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素》、《灵》、《八十一难》之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
还有一派人就更不客气了，他们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理论。“五四”运动时，有一人名余云岫，此公是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医理论是封建迷信。1917年余云岫写了《医学革命论》，说“我国旧医之理论荒唐怪诞，无可掩饰，唯有听其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