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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门撒尔医生吗？”玛丽莎拿起听筒，就听见CDC的接线员问道。
然后电话转到值班员那儿。“祝贺你！”值班员快活地说。“加利福尼亚州流行病专员来了电话，请求CDC的帮助。洛杉矶里克特诊所出现一场未知但显然很严重的流行病暴发。我们给你订了三角洲航空公司的机票，凌晨一点十分起飞。也给你订好了旅馆。‘热带旅馆’，听上去不错。好吧，祝你幸运。”
放下听筒，玛丽莎还让手在听筒上停留了片刻，使自己定一下神。她根本不觉得自己已准备就绪。那些可怜的家伙从加州远远地打电话来，期待的是一个CDC的流行病专家呀！谁会料到去的竟是她，玛丽莎·布卢门撒尔，整个才五英尺高的她！她踌躇地回到餐厅，作解释并道了再见。
第二章
1月21日
天边浮起了鱼肚白，玛丽莎才从行李传送带上取回衣箱，排队租了一辆车（第一辆还发动不起来），再转弯抹角找到热带旅馆。
登记时，她又情不自禁想起了罗杰。不过她不会打电话给他的。在飞机上她已经立下好几遍誓了。
这是一个汽车旅馆，不如人意。不过没什么关系。玛丽莎认为自己不会有多少时间呆在那里的。洗了脸和手，挽了挽头发，再正正发夹。没有理由延宕了。她回到汽车里，朝里克特诊所开去，握方向盘的手不知不觉便湿漉漉的了。
诊所坐落在一条通衢大道上。在清晨那个时分，路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辆车。玛丽莎转到停车库，拿了计时票，找到一个靠出口的位置停下车。整个建筑，包括车库、门诊部以及玛丽莎认为是住院部的那一部分，都很现代化。看上去有七层楼。下了车，她伸展了一下手脚，提出公文包。包里有流行病学课的笔记，仿佛这也会有帮助似的。还有一本笔记本，几支铅笔，一本病毒学诊断教程，一支备用唇膏及一包口香糖。多好玩！
一进大楼，玛丽莎就闻到熟悉的医院特有的消毒液气息。这不知怎的使她镇静了几分，感到自在。楼里有问讯台，可是没有人。向一个拖地板的清洁工打听怎么去医院部。工人指指地上的一根红线。沿着红线，她来到急诊室。那儿也冷冷清清。一、两个病人在候诊，只有两个护士。玛丽莎找到值班医生，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噢，太好了！”值班医生热情地说。“真高兴你来！内瓦里医生整夜都在等你。我去找他来。”
玛丽莎心神不定地玩弄着几根回形针。一抬头，看见两个护士正注视着自己。她笑了笑。她们也回报一笑。
“来杯咖啡好吗？”其中一个高个子说。
“那太好了，”玛丽莎答道。除了担心和渴望之外，她还感到了飞行途中间歇地才睡了两个小时的后果。
玛丽莎一边啜饮着热咖啡，一边回想《纽约客》杂志上登过的伯顿·鲁奇的医务侦探小说。她希望自己能够参与一桩像约翰·斯诺解决过的那种案子。他是现代流行病学之父。有一次伦敦霍乱暴发。斯诺通过演绎推理，找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个异常的水泵，从而阻止了蔓延。斯诺的高明之处在于，当时微生物致病的理论尚未被广泛接受。要是也能于出这样一桩干净利落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值班室门开了，进来一位英俊的黑发男子。他一边在急诊部耀眼的灯光下眨巴着眼，一边径直走向玛丽莎，咧大了嘴笑着说，“布卢门撒尔医生，真高兴看到你！你想象不到我们等你有多急切。”
内瓦里医生一边跟玛丽莎握手，一边打量着她。站在她身边，他顿时为玛丽莎矮小的个头和年轻的外貌而吃了一惊。出于礼貌，他问了问玛丽莎旅途的情况，是不是饿了。
“我们最好还是马上开始工作吧。”玛丽莎说。
内瓦里医生欣然同意。他一边领玛丽莎去会议室，一边介绍说自己是高级住院医师。这并没有增强玛丽莎的自信心。她看得出来，内瓦里毫无疑问地比自己对传染病要知道得多一百倍。
他示意玛丽莎在圆形会议桌边坐下，拿起电话拨了个号，一边等电话接通，一边解释说，斯潘塞·考克斯医生，州流行病专员，吩咐过，她一到就通知他。
好极了，玛丽莎心想，强装出一丝笑意。
考克斯医生听起来跟内瓦里医生一样，对玛丽莎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解释说，真不巧，他眼下脱不开身。旧金山湾区暴发了B型肝炎，恐怕还与艾滋病有关。
“我想，”考克斯医生继续说，“内瓦里医生已经告诉你了，里克特诊所的问题目前只是七个病人。”
“他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玛丽莎说。
“我想那也是马上的事，”考克斯医生说。“而在这儿，我们有五百个B型肝炎病例。所以你能理解为什么我还不能马上赶到你那儿去。”
“当然理解。”玛丽莎说。
“祝你好运，”考克斯医生说。“顺便问一声，你在CDC工作多久了？”
“不太久，”玛丽莎坦白地说。
短暂的沉默。“好吧，随时告诉我进展情况。”考克斯医生说。
玛丽莎把听筒递给内瓦里医生，后者把它挂上了。“让我把目前的情况告诉你吧。”他把语调转到标准的公事口吻，从口袋里掏出一些三乘五的卡片。“我们有七个病例，诊断未定，但明显严重。呈虚脱、多系统的热病症状。第一个住院的是这个诊所的老板之一，里克特医生自己。第二个是病历部的一个女人。”他按发病先后，把卡片排在桌上，每张代表一个病人。
玛丽莎小心地打开公文包，注意不让内瓦里医生看见里面的东西。她拿出笔记本和铅笔，思绪飞快地转回刚刚上完的课程。记得得把这些信息合理地分门别类。首先是病种，真是新的吗？能算是危机吗？这得依赖一张二乘二的表格和一些基本的统计资料。玛丽莎知道，即使不能明确诊断，她也得勾画出此病的特征。下一步是判定患者群的特点。比如年龄、性别、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嗜好等等。然后是各个病人显示最初症状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以便发现共同点。再就是调查疾病的传播途径，查出传染媒体。最后是根除病毒的宿主。这听起来很容易，但玛丽莎知道，即使经验丰富如杜布切克，这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玛丽莎在裙子上擦了擦湿漉漉的手，再次拿起铅笔。“那么，”她说，看着空白的笔记本。“既然还没明确的诊断，你们考虑过哪些可能呢？”
“一切可能。”内瓦里医生说。
“流行性感冒？”玛丽莎问，心里希望自己问得不算太天真。
“不太像，”内瓦里医生说。“病人有呼吸系统的症状，但不是主要的。另外，七个病人的流感病毒血清化验结果都是阴性。我们不知他们得了什么病，但肯定不是流感。”
“其它呢？”
“大多也是否定的。”内瓦里医生说。“我们化验过的一切，如血、尿、痰、大便，甚至脑脊液，都是阴性。尽管血液寄生虫化验结果是阴性，我们也还是把它当疟疾治过。尽管化验结果阴性，我们甚至还把它当伤寒治过，用了四环素或氯霉素。可是跟抗疟疾药一样，毫无效果。不管你怎么治，病人仍是每下愈况。”
“你们一定做了鉴别诊断吧，”玛丽莎说。
“做了，”内瓦里医生回答。“召集过几次传染病会诊。大家比较一致的印象是，它是一种病毒性疾病，但不会是钩端螺旋体病。”内瓦里查了一下索引卡，拿起一张。“哈，这些就是现有的鉴别诊断：钩端螺旋体病，这我已提过了；黄热病、登革热、单核白血球增多。为保万无一失，其他如肠病毒、节肢介体病毒及腺病毒感染也都一一排除了。不用我说你也看得出来，不管在诊断上还是在治疗上，我们都已竭尽全力了。”
“里克特医生住院多久了？”玛丽莎问。
“今天是第五天。我想你应当看看病人，以便对我们面对的问题有个概念。”内瓦里医生不等玛丽莎回答就站了起来。玛丽莎发现，自己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穿过旋转门，进了住院部。玛丽莎虽然紧张万分，还是对里面豪华的地毯、宾馆式的装饰赞叹不已。
她跟着内瓦里进了电梯。内瓦里医生给她介绍了同梯的一位麻醉师。玛丽莎嘴上敷衍着那人的问候，思绪却开了小差。可以肯定，这时候去看病人，除了让自己暴露给那种疾病之外于事无益。这一点她在亚特兰大上课时从没想过，现在突然间好像成了个大问题。她能说些什么呢？
到了五楼的护士台，内瓦里医生花了几分钟向值夜班的医务人员介绍了玛丽莎。那些人正准备交接班。
“七个病人都在这一层。”内瓦里医生说。“这里有我们最有经验的医护人员。两个危险病人在对面内科强化护理区，其他的在普通单间。这是他们的病历。”他伸手拍了拍柜台角上的一叠病历。“我猜你会先看里克特医生的吧。”他把它递给玛丽莎。
她先翻到生理指标页，发现他住院后第五天一早，血压开始下降，体温却在上升。此非吉兆，知道以后还得细读，她只飞快地浏览了一遍整个病历。即使是草草一扫，她也信服了病情检查是做得十全十美，绝对比自己来做要强。化验也巨细无遗。她再次疑惑，自己怎么能以权威的身份在这儿发号施令呢？
回到病历的开端，读起“当前病史”部分来。一件事马上吸引了她。里克特医生发病前六个星期，曾出席了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一次眼科学会议。
她兴致勃勃地继续往下读。得病前一星期，参加了在圣迭戈举行的一个眼皮手术会议。入院前两天，被一只Cercopiheceus a ethiops咬了一口。鬼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玛丽莎指着那两个字给内瓦里医生看。
“噢，一种猴子。”内瓦里说。“里克特医生手头一直备有几只，用来做眼疮疹的研究。”
玛丽莎点点头，再次检查化验结果，注意到病人白血球计数低，红血球和血小板也低。其他化验结果还显示肝、肾功能异常，连脑电图也显轻度异常。这个家伙真是病入膏肓了。
玛丽莎把病历放回柜台。
“准备好了？”内瓦里医生问。
玛丽莎点点头，心里却宁愿晚一点再见病人。她不幻想自己会发现什么迄今被别人忽视，然而又是十分关键的可以破解这个谜团的东西。此刻去看病人只是装模作样而已，而且，很不幸，这又冒险得很。她勉为其难地跟着内瓦里医生走去。
他们进了强化护理区，触目皆是各种熟悉的精密电子设备。病人像一动不动的牺牲躺在祭台上，固定在缠来绕去的电线和塑料管中间。酒精气息扑鼻而来。人工呼吸机和心脏监视器的声响清晰可闻。护士们异乎寻常地忙碌。
“我们把里克特医生隔离在这个侧室里了。”内瓦里医生停在关着的门边说。门右有一扇窗。从窗子望进去，玛丽莎可以辨认出病人来。跟强化护理区的其他病人一样，他仰面朝天躺在由静脉输液罐和导管构成的天篷底下。身后是个示波器，闪烁着连续不断的脑电波轨迹。
“我想你最好还是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内瓦里医生说。“我们对这些病人都执行了隔离预防措施，原因不说你也明白。”
“当然了，”玛丽莎说，竭力不显露出迫不及待的样子。如果她可以选择，她会钻进一个塑料球里去的。她套上罩衣，戴上帽子、口罩，穿上靴子，外加乳胶手套。内瓦里医生也如此这般装扮停当。
她朝病人俯下身子，不知不觉地抑住了呼吸。病人，用一句不敬的俗话来说，一只脚已进了棺材。脸色灰暗，双眼凹陷，皮肤松弛。右颧骨上有块伤痕。嘴唇干裂，门牙上有一块干了的凝血。
凝视着病人，玛丽莎不知所措。可是内瓦里医生正弯腰俯视她的一举一动，她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该有所动作。“你感觉怎样？”玛丽莎问。然而话一出口，她就意识到这是个愚蠢的不言而喻的问题。说也奇怪，里克特医生的眼睛颤颤地睁开了。玛丽莎立即发现他眼白有内出血。
“不好，”里克特医生嘶哑地低声说。
“一个月前你真的在非洲吗？”她问，不得不俯低身子，心中升起一股同情。
“六个星期以前。”里克特医生说。
“你接触了什么动物吗？”玛丽莎问。
“没有。”顿了一顿之后，他又挣扎着说，“见了不少，不过一只也没碰。”
“接触过什么病人吗？”
里克特医生摇摇头。说话对他显然相当吃力。
玛丽莎挺直身子，指着病人右眼下方的伤痕，问内瓦里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