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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祥龙忙打开保险柜细细地检查了一下,确实没少。他呆站着想了想,脸上忽然闪出一丝惊恐的阴影,大步走进文印室,伸手去摸复印机。复印机是热的。他一惊。“这机器怎么是热的?”他问。“我……我刚用过。”小汪忙答。“你啥时候用的?”“40多分钟前吧。”“你复印完了,关没关机器?”
“关了。”“关机4D多分钟了,这大冬天的,它为什么还会是热的?”小汪一楞:“那……也许是我没关吧……”冯祥龙厉声喝问:“你到底是关了,还是没关?”小汪想了想:“关了,我……肯定是关了。”冯祥龙再问:“当时办公室里还有别人没有?”小汪十分肯定地:“没有,就廖助理自己。”冯祥龙断定:“她肯定复印东西了……她肯定把账本复印走了。”小汪问:“她干吗要复印账本?”冯祥龙大声喝斥:“别问了,快去截住她。”
但奇怪的是,他们火速派车派人分头去寻找,几乎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却都没能找到廖红宇。他们甚至赶到她前夫蒋兴丰的住处去找了,也没有。冯祥龙赶到公司时,廖红宇离开还不到10分钟。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她怎么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实在让冯祥龙恼怒得不知所措。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冯祥龙还守候在九天集团公司总部大楼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最后的消息。当最后一批人马打回电话告诉他,仍没有找到廖红宇时,他真火了:“这臭娘们儿!留一辆车守在她家门前,再派一辆车去东钢她过去的熟人家找找。一定要给我找到她!”他真急了。假如她真的把那几本账本复印走了,可真要环大事了。
四十
廖红宇走进市中心一个平民区的一条老街。老街窄窄,老街弯弯,老街暗旧。出租车无声地行驶。这样的老街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许多大中城市里比比皆是。它们往往阴差阳错地坐落在繁华商业区的夹缝中,又被一些新兴大厦投射的阴影掩蔽。它们表示着许多的无奈、琐小、繁杂和叹惜,记录世纪变迁的艰难和历史的深重,但又以此保存起人们一丝怀旧的温馨。昏暗的街灯在稀疏的树枝背后闪烁,一方面竭力凸现私营诊所那窄小的门脸,又反衬众多发廊、“洗浴中心”的俗艳斑斓,还有一些兜售VCD光碟的中青年女人,她们怀里揣着的是那种所谓的“毛片”。你可以常常看到一些穿着旧棉大衣的中年男人在街边的暗处,跟她们悄悄地讨价还价着,那这些人一定是些低级的公务员。一冬扫起的雪,锥形地堆在街边。雪堆外早已结了一层冰壳,实在是脏得可以。
出租车走得很慢,慢的原因并非是老街里行人太多。恰恰相反,这一时刻是晚饭当口,可以说是一天里街面上行人最少的时刻。车行漫,是因为廖红宇记不清她要找的那户人家的确切位置了。多年没光顾此地,记不清了。她得伴随着追忆,来给司机指路。她要找的那户人家是整个街区里一户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居民。此刻,全家人正围在惟一的一张小圆桌旁吃晚饭。这里的居民当然没那个条件在自己的住房里再划分出一个叫“餐厅”的空间。吃罢饭,把暂且放到床上的那台电视机抱回到桌上来,这里便成了“客厅”。如果儿女们还要做功课,那么这个小圆桌自然还得归他们使用。想看“通俗”电视剧的老人或男女主人只能悄悄地围在大床跟前,把音量放到最小的限度,再跟剧中的主人公们一起嬉笑抹泪。男主人面前照例比旁人多一小盅酒。平时喝当地出的烧酒,今天喝的是北京二锅头——一位老朋友上北京去开订货会回来时带给他的。北京二锅头在这样的餐桌上,自然要算是“名酒”了。喝到第二盅时,有人敲门。女主人放下碗筷,出去开门。过了一会儿,女主人回到饭桌旁,耷拉着难看的脸,冷冷地对男主人说道:“老情人找!”
男主人一楞。
女主人撇撇嘴道:“快去吧!”
因为儿子也在场,男主人特别难堪,便说:“你说话别那么难听!谁的老情人?”
女主人撇撇嘴又说道:“廖红宇来看您了,大官人!”
男主人一下就火了:“我说你吃饱了撑的,还是怎么的?
八百年前一个伤口,你就老拿刀拨弄,老往里撒盐!“女主人戗戗道:”是我老往你这伤口里撒盐,还是她老往我这伤口里撒盐?“男主人说道:”你什么伤口?我都跟你叨叨过一千遍一万遍了。当年我跟她还是小青年,就处了一年多的对象,要死要活地也就这么点事儿……“女主人哼哼道:”你听听,就一年多,还要死要活!我看你是刻骨铭心,永世不忘哩!“男主人说道:”那你要我怎么着?拿枪去崩了她?拿刀去砍了她?“十六七岁的儿子不耐烦了:”哎呀呀,你们真无聊!“
这时,廖红宇突然走了进来。全家人——主要是男主人,当真吃了一大惊。廖红宇歉疚地对女主人说道:“真对不起,外头风太大了,我都快要冻僵了……”儿子迟疑了一下后,还是给她拿了个板凳。廖红宇没坐,但还是说了声:“谢谢!”
然后又说:“儿子都这么大了?有一件急事,我不得不来求你们全家……一件非常紧急的事,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沉默。谁也没答腔。不好答腔。过了一会儿,儿子说:“阿姨,您坐着说嘛。”廖红宇还是没坐,只说:“你们先吃饭吧。”尔后她就上过道里待着去了,等全家人吃完饭,收拾了碗筷,她便把这些日子里发生在九天集团公司和橡树湾的那些事情,一五一十挑主要的说了一遍。
“5000万的国家财产,他500万就卖了?妈的,这里一定有猫儿腻!”男主人果然被震动了。“好多国营企业为什么垮?为什么总也搞不起来?就是这些败家子儿厂长经理给闹的!一个是懒,一个是贪,再一个是没能耐,净靠着吹牛拍马讨好上级爬上来的,没一点儿真本事。最可怕的就是变着法地捞啊,把国家的工人的都变成自己的!”儿子也跟着说:“报上不早说了,穷庙富和尚。这就是中国特色!”“和尚也穷得丁当乱响,就富了那些当家方丈,一个个捞得肥头大耳、滚瓜流油、三妻四妾的。不把这些偷嘴的花方丈抓净了,这庙没法好!”男主人继续愤愤不平。“抓净了?哼,你说得轻巧!”
还是女主人比较理智,她不相信所谓“抓净了”这种说法。她的理论是,反腐败这种事,光靠单位自己来做,希望渺茫。
“这道理就跟人是绝对不可能用自己的双手来掐死自己一样。”她有根有据地说着。廖红宇担心他们一家人会就此没完没了地讨论下去,便忙说:“我想办法把九天集团这两年的明细账搞到手了。”
男主人一惊,忙问:“是吗?明细账?这可有看头了!”
廖红宇说:“我在财务方面不是太懂,你不是多年的老会计嘛,我想请你帮忙瞧瞧……”
男主人在答复廖红宇的请求前,似乎“心有余悸”,特地察看了一下女主人的脸色。岂不知,女主人偏偏绷着个劲儿,就是不表态。于是乎,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微妙起来,并且再一次变得十分地安静。
廖红宇恳切地说:“我现在不能回家,冯祥龙肯定疯了似的在四处找我,要追回这套账本(她一点没说错,就在这同一时刻,冯祥龙正给东钢所在地的派出所指导员、他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让这位哥们儿动用他的警力和关系网,设法在东钢地区‘就是翻个底儿朝天,也一定得找到这个丫挺的’)。我本来想找个旅店住下,然后再请你上那儿去帮我一下忙。坦白地说吧,我觉得把你找到旅店去,嫂子会更不高兴。再说,冯祥龙神通广大,公安上有他不少哥们儿,他一定会动用他那些铁哥们儿上全市的宾馆旅店找我……”(廖红宇算是个精明的人。她要真去了宾馆旅店,不出一两个小时,冯祥龙的那些哥们儿就能把她找到。)
女主人静静地问:“这事儿,非他不可?你不可能只有这么一个会计朋友吧?”
廖红宇忙答:“是,我还有别的当会计的朋友。但是这件事太重要了,也太机密了。我合计来合计去,能跟我一起承担这个风险的,也许只有你们这一家人。而且我只有今天晚上这一夜的时间。因为我不可能到了明天白天,仍不出现在他们跟前。如果找不到告倒他们的证据,我就要向他们认错……因为我毕竟是偷偷地复印了这些账本。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这属于自己的企业机密,是受法律保护的,不允许任何人窃取,除非持有正式的法律手续来索取。冯祥龙可以凭这一点,把我告到法院去。”
男主人犹豫了一下,问:“你跟那个冯样龙有什么私怨?”
廖红字立即答道:“你把我看得太坏了!”
男主人嗒然一笑道:“你啊,还是那个老脾气。你说这20年,中国什么没变?全变了。你为啥就不能变一变?你干吗非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人较这个劲儿……”
女主人不爱听了,啐他:“多余问的!今晚,就辛苦您老人家了,帮着廖主任好好查一查账吧。”尔后转身对廖红宇说:“我们家不大,只有里面那个小屋,还安静一点……是我儿子的……”
儿子忙说:“我今晚就睡外头沙发上了。让爸跟这位阿姨在我的小屋里查账。”
这时廖红宇心头一热,没等她说出什么感谢的话,只听女主人又对儿子说道:“你桌上那个台灯灯泡不是不亮了吗?赶紧去胡同口小卖店里买个25瓦的灯泡来……”廖红宇忙说:“没事没事,就用上边的大灯……”女主人说:“今晚你们得战斗一整夜哩!还是用台灯好。”说着就催儿子快去,还特地叮嘱道:“上外头见着你那些朋友和同学,千万别乱说。”儿子嚷了句:“哎呀妈,你可真是够累的!”说着拿了钱就向门外跑去。一会儿又跑回来说:“给阿姨和我爸再买点夜宵吧?
这一晚上可够他们熬的。“女主人忙说:”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一碴儿给忘了,还是我儿子脑袋瓜儿管用。“说着又赶紧掏钱。廖红字心里又一热,忙说:”不用不用……“女主人便说:”你瞧瞧你们这些人,官不大,都虚拉吧唧的。一点夜宵又怎么了你了?“这时,廖红宇再也忍不住了,鼻子一酸,眼眶里热热的,心里就像是打翻了十七八个调味瓶似的,嘴里刚说了声:”谢谢……“大滴大滴的眼泪便成串地”吧嗒吧嗒“
地往下掉。她呜咽着忙转过身去。廖红宇这么一动真情,女主人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茫然地问:“怎么了?我说错啥了?”廖红宇忙又转过身来,连声说:“没有没有……”同时,眼泪仍然止不住地流下来。女主人还在惶惶地解释,想求得廖红宇的谅解:“廖主任,一开始,我是不太愿意你上我家来……”廖红宇鼻子更酸了:“不是不是……”女主人说:“我真不知道你是为这事儿来找孩子他爸……你别跟我这种平头百姓退休女工计较……”廖红宇哭得更厉害了,连连地说道:“不不不……不不不……”女主人眼目也有点红了:“往后你只要是查那些乌龟王人羔子们的账,尽管上我们这儿来。
我们全家不吃不喝不睡,也给你腾地方,给你做好吃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廖红宇终于忍不住了,一下坐倒在凳子上,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放开嗓门,痛痛快快地哭出了声。
第二天上午,果然不出廖红宇所料,一上班,冯祥龙就直奔她的办公室来找她。当时廖红宇不在。她撂下皮包,就上大楼隔壁的邮局寄信去了。冯祥龙拿起廖红宇的皮包细心地摸了摸。显然是看包里是否藏着那套复印件。小汪在一旁忙提供了一个情况:“她一来,就从包里取出一个什么东西放进她这个抽屉里了。”冯祥龙立即问:“啥玩意儿?”小汪说:“没怎么看清楚……”他又回头问那个女办事员:“你看清了没有?”女办事员摇了摇头。冯祥龙让女办事员上她包里找开抽屉的钥匙。女办事员觉得私自去别人包里掏东西,总是不好,便犹豫,后来在冯祥龙一个劲儿地催促下,只得勉强地在包外头摸了摸说:“好像……没有……”冯祥龙不耐烦地啐了她一句:“在外头摸个什么劲儿!”于是自己动手把包翻转过来,往外一倒,稀里哗拉,包里的东西便杂七杂八地撒了一桌子。
但没有钥匙。于是冯祥龙命令小汪拿改锥来,把抽屉上的锁给撬了。
这时,廖红宇把一封已封好的挂号信递进邮局的营业窗口,信封上写的收件人是“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举报处负责人收。”
寄信人的地址是她随意编造的,寄信人姓名写的是“民心”。邮局工作人员看了看那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