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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杜海霞从认识这位“大公子”的那一天起，就挺可怜他的。她也曾像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样，怀着一种特别忌讳、特别戒备的心态去对待这位拥有“衙内”身份的同龄人。他的确有一些“衙内”习气。典型的就是好色。但据冯祥龙说，实际情况并不能全怪他。“现在真有那么一类的女孩儿，特别‘贱’，就为一点蝇头小利，上赶着要跟他上床，满不凛，还以此为荣。”以后有了一点交往——交往之初，他也曾把她当成那一类女孩儿似的试探过，想跟她随便玩儿那么一两把。杜海霞按冯祥龙教给的方法和自己多年的经验，给他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后，他倒也不再对她死缠烂搅，有时“海妹子”、“海妹子”地浑叫几声，却再也不动手动脚了。往深处一接触，她才得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也是挺“禁锢”的。顾副书记当县委书记那会儿，他大概是在读小学。据说，顾副书记对他的管教也是相当严厉的，反复向他强调不能给“党和人民”丢脸。县城里的孩子早不穿带补钉的衣服了，我们的这位“三军同学”实实在在地还带着“补钉”过了两三年。父亲甚至都不许他跟同学争论——因为他必须要处处表现得十分谦虚。正因为这样，他得下了口吃的毛病：许多次想说，话都到了嘴边，又必须“这……这……这……地往下咽。许多次想说三句，但吞吞吐吐地最后只说出一句来。许多次想说出自己对问题的结论，但一想到父亲的教导，明确的思想就变成了哼哼哈哈的呻吟。15岁以前，他没有埋怨过。他觉得自己应该如此。他活得拘谨、低调。有两次同学们选他当中队长，他父亲一个电话打到学校，说，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让他当”干部“。那一晚上，他实实在在地哭了许久许久……但父亲执意在他身边修筑的”堤坝“又怎么能挡得住一个以一社会”的形式和声势席卷而来的一浪潮“呢？况且，父亲的这”堤坝“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坚固性，尚有很大的探讨余地。16岁那年，这建筑在沙基上的”堤坝“终于在一个很偶然的夜晚，开始决口……
事情其实很简单：当时，他正准备随已定下要调任某地区地委书记的父亲离开这个县。因为快要走了，几个平目跟他比较要好的同学（请注意，他一生没有特别要好特别铁的朋友）
邀请他去他们家玩玩。这几个同学家都在县城外的乡村。报告父亲后，父亲细问了这几个同学的情况，得知这几个同学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共青团支部内担任的职务，都要比他好比他高。想到能“让他深入乡里去看看，也许对他思想的成熟品格的锻炼有好处”，便批准了此次行动。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走得那么“远”。过去父亲都不准他“乱说乱动”，只怕他给他捅“娄子”。要到乡里农家去住，三军心里自然是忐忑的。
但那一晚上和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却完全“深刻”地“教育”
了他。他才真正懂得，自己真正的价值，自己真正的身份，并非体现在自己的“家”里，而是体现在“社会”上。他才体会到，做某某某的儿子，有时是非常卑屈的，但有时也可以是非常非常“高傲”的。而那一晚上，他真正体会到了他这某某某的儿子的“高傲”和“高贵”之处。当“某某某的儿子到了我们村啦”这消息传开去以后，村支书立即来了，乡长也从五里外赶来了。当时他正在一位同学家的炕上喝高粱渣子粥。村支书和乡长的突然出现，把那位同学的父母吓了一大跳。乡长忙着要给三军安排住处，三军坚持要住在同学家。乡长显得非常“生气”，后来派人从乡招待所抱来了两床崭新的被褥，送来了一整套清洁卫生的洗漱用品，一再叮嘱，明天不能走，一定到乡里去玩玩，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第二天，中午饭是村里安排的，晚上乡长安排吃“便饭”，又看乡里的二人转剧团演出。吃饭，他坐贵宾席；看戏，他坐第三排正中间。而他那几个同学，即便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也只能叨陪末座。到了看戏时，却只能远远地站在后头张望了。对于此情此景，他心里极度不安。要知道，这几位同学，在学校里都是他崇拜的对象。他们虽然是农民的儿子，但在班里是班长，是团支书，是全校的学习尖子。但到了这时，在这些乡长和村支书眼里，连给他当陪衬的资格都不够了……那一晚上，他领略了乡里所演的二人转的“刺激”和“够味儿”。演出完以后，乡长又在乡政府对门的“再回头酒家”开了一桌，说是简简单单吃点夜宵，但最后还是盘摞盘、碗摞碗地喝掉了四瓶高粱烧……那一晚上，16岁的地头一回失眠了……头一回真正感觉了自己的存在……感觉了周围的世界……感觉了内心长或潜伏的那种种无名的骚动、激奋，以他独有的偏执心态“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界其实很简单、很幼稚，只要他开口说“我要”，人们就会给他的，就会主动地送上门来的……
以后的变化就是明显的了，大家甚至发现他在同学面前，尤其在女同学面前说什么都不口吃了。当然，有一条是不变的，那就是回到父亲跟前，他仍然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少言寡语，而且依然口吃……
杜海霞原先跟冯祥龙约好，他一到省纪委，基本闹清情况，就给她打电话，免得她着急。但去了那么长时间，不仅没电话来，连给他手机打电话，也没回音。四处打听，谁也说不清楚他目前的状况。“肯定出事了！”她心里一阵阵发慌，知道自己也该躲一躲了。“姨，我是海霞。单位派我出去学习，这回是脱产学习。学习时间可能比较长。是一年，还是半年，还没最后定。我走了，您和姨夫一定照顾好自己……”说着，便呜咽起来。过了一小会儿，赶紧又擦去泪水，继续说道：“我交给您的那些东西，您一定得给我保管好。千万千万！”
这时，有人敲门。
杜海霞赶紧说了句：“姨，我走了。您多保重！到了外头，我会找机会给您打电话的……”挂了电话，去开门。敲门的是楼层服务员小姐。是她叫来的。
“这是中青旅行社的张先生留下的两件行李。你把它们送到总台，告诉总台，一会儿他会派人来取的。”杜海霞是个聪明人，她仔细考虑了一下，假如冯祥龙已经出事，很可能她也被监视了。怎么从宾馆脱身才能不留一点蛛丝马迹，她煞费了一番苦心。她借用中青旅行社某位“张先生”的名义，先把自己的行李放到总台。然后又假装要到中青旅行社去开会，对总台的人说：“中青旅行社的张先生在你们这儿存了两件行李？
我正要去中青社，他刚打电话来，让我顺便把行李给他捎去。“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她驾着车，带着金很细软驶出北华宾馆大门时，冬日的阳光以少见的明媚度，高照在她的车头上。此时此刻，她心里虽然难免生发一丝悲凉，但还是庆幸自己终于走脱。
这时，方雨林正向北华宾馆急驶而来。为了预防万一，他在车里给宾馆总台打了个电话，问“杜副经理在不在？”得知她走了，他真吃了一大惊。
“走多大会儿了？刚出门？请你马上请她回来接个电话。”
总台的服务员小姐马上给她的手机拨了个电话。（杜海霞此时没有关掉自己的手机，也许这是她这一生都后悔的事。）
告诉她，有人找。
听说有人找，杜海霞一阵心慌，只问：“谁找？”服务员小姐答：“是一个先生。”杜海霞再问：“哪儿的先生？”服务员小姐惭愧地答：“没问。”杜海霞生气地：“去问问清楚。”说话间，便加大了油门。
服务员小姐拿起那个还没挂断的电话，问方雨林：“我们杜副经理请问您是哪一位？”极机敏的方雨林本能地答道：“我是九天集团冯总的好朋友。冯总有特别重要的话，托我转告。”
听说是冯祥龙的朋友，又听说是冯祥龙有重要的话转告，她一下把车停住了。她相信冯祥龙不管处于什么困境下，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托人来找她，假如真的出了事，最起码他也会托人向她发出警报的。
“你问清那个朋友的手机号，我直接跟他联系。”杜海霞多了个心眼儿，这样吩咐总台的人。几分钟后，她直接跟方雨林联系上了。他们约定在历史博物馆门前见面。到约定的地点后，她戴上了一副墨镜，警觉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不一会儿，一辆普通轿车徐徐驶来，并从她车旁驶过。这辆轿车就是方雨林的车。他带上了宾馆总台的那个服务小姐，请她来帮他们指认杜海霞的车。
方雨林的车又往前驶了二十来米，才停了下来。然后通知其他几辆车在杜海霞的车的周围布控，就在这一切就绪，准备采取行动，两个同志已然下车向杜海霞的车走过去时，发生了一点意外。一大群中学生，大约有一二百人吧，蜂拥着向历史博物馆走去，可能是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不知为什么，这一二百人停留在台阶上，在那儿“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居然不走了。方雨林生怕杜海霞起急拒捕，开车逃跑时冲击人群，伤了那些中学生。于是他忙对那两个同志做了个手势，招回他们，暂时中止了行动。然后他又给杜海霞打电话：“杜副经理，我们已经到了。但这会儿人太多，说话不方便。你看到一辆停在马路对面乐凯照片洗印店门前的那辆车了吗？那就是我的车。请你跟着我，慢慢向前开。”方雨林说着，启动了车，徐徐向前开去。
杜海霞迟疑了一下，打开随身带的一只精美的保险箱，里边装满了现金，然后又拿出一小瓶汽油，洒在保险箱里，又拿出一个镀金的打火机放在自己坐位边上，这才启动了车，跟着方雨林的车向前开去。方雨林的车开进一条幽静的小马路。杜海霞的车跟着也开了进来。方雨林的车停了下来。杜海霞的车也停了下来。方雨林下车，向后边张望，看到后边同志们的车这时也拐进了这条小马路，已经把杜海霞的车的退路堵死了。
他向杜海霞的车走去。
杜海霞拿着打火机，下车去迎“冯总的朋友”。她先打量了一眼正慢慢走来的方雨林，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这位“朋友”气质不对，再说也太陌生。冯祥龙的好朋友十有八九她都是见过的。直觉告诉她情况有变。她忙四下里去瞟瞥，发现了那辆在自己车后不远处的车。她不觉一惊，再往远处看，前后都有车堵着，便肯定有诈。于是拿起打火机，“啪”地一下打着火，要向保险箱扔去。说时迟，那时快，方雨林一个猛虎扑食蹿来，死死地摁住了她的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下了那个镀金的打火机。灼热的火机还正经烫了他一下。
六十五
谈话已经进行了两三个小时，杜海霞一口咬定所有保存在她那儿的账本都已烧掉，除此以外，什么话也不再说了。方雨林拿起那个镀金的打火机。打火机的机身上精刻着一个“冯”
字。方雨林问：“冯祥龙送你的？”
不答。
方雨林指着那个保险箱里的钱：“这些现金是你的，还是冯祥龙的？”
仍不答。
“谁都知道你跟冯祥龙走得近，又是公司的总出纳。冯祥龙是怎么花钱的，你应该最清楚。你只要把这些账交出来，你就没事了。”
还是不答。
“杜海霞，你还不到28岁，人也聪明能干，你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对方突然把头深深地低垂下去，不一会儿，便双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肩膀，高烧似的不断呻吟着、哆嗦着，而后，突然倒在了地上。到晚上，还是这么僵持着。方雨林指着已经凉了的饭菜，问她：“想绝食？”
依然不答。
“听说是你姨把你带大的？你可怜你姨吗？她要是知道她这个28岁的外甥女铁了心地要把自己一生毁在一个四十多岁的腐败分子手里，她会怎么个伤心法？”
杜海霞突然呻吟道：“我想去卫生间……”
方雨林对专案组的两个女工作人员示意了一下。她俩上前来搀着她进了卫生间。这一段，她一直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不吃不喝，披头散发不说话。
杜海霞进卫生间，顺手要关门。一个女工作人员拿脚顶了一下，让门虚开一条缝。她俩就在门外监守着。等了一会儿，卫生间里并没有发出本该发出的那种声响。她俩又等了一会儿，便起了疑，正想嚷一嗓子问问，却听到从卫生间里传出“咕咚”一声响。好像是有什么重物倒在了地上，她俩忙冲了进去。不一会儿，其中的一个跑出来向方雨林报告道：“她又倒下了。”“快扶她起来。”方雨林吼道。“不知道是真是假，她就是不肯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