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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人民已经太久了，尤其小说，应该让最大多数的民众喜欢看。很多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东西；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下去。文学只在极小的一个圈子里热闹着。我觉得，要写得好看，要让大家爱看，要把你对生活的感受、对生命的感受传导到小说中去，让大家产生共鸣，然后一起探讨怎么把社会建设得更好。
创作大事记
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一九七三年
《扬帆万里》
四幕话剧 （曾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唯一调演剧目，参加全国话剧调演）
一九八四年
《啊，野麻花》
中篇小说集
一九八六年
《桑那高地的太阳》 长篇小说
（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提名奖）
一九九一年
《泥日》
长篇小说
（获上海优秀长中篇小说奖）
一九九三年
《走出地平线》
电影
（获五个一工程奖）
一九九五年
《苍天在上》
长篇小说、长篇电视连续剧 （获飞天奖、上海优秀长中篇小说奖。）
一九九七年
《木凸》
长篇小说
二零零零年
《大雪无痕》
长篇小说、长篇电视连续剧 （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飞天一等奖、金鹰最佳长篇电视剧奖、金鹰最佳编剧奖。）
二零零一年
《第十七棵黑杨》
多场次话剧
二零零二年
《省委书记》
长篇小说、长篇电视连续剧 （获五个一工程奖、飞天一等奖、金鹰最佳长篇电视剧奖、上海优秀长中篇小说奖。）
二零零二年 获“第三届中国百佳电视工作者奖”
二零零三年 获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颁发的“中国金鹰突出成就奖”
二零零二年
《陆天明文集》
六卷本
二零零三年
《黑雀群》
长篇小说
二零零五年
《高纬度战栗》
长篇小说
一九八四年以后，还陆续创作拍摄了如下的电视连续剧：《华罗庚》（六集。与人合作），《闻一多》（七集），《李克农》（十八集），《不散的军魂》（十集）《冻土带》（三集）等等。《许世友》（二十集）正在拍摄中；目前正在创作一部二十集的连续集《阎宝航》。
作者访谈
作家陆天明继《省委书记》后，新近又推出一部长篇反腐力作《高纬度战栗》，接受记者采访时，陆天明感叹——
我们的文学，脱离大众已太久了
文学报记者 陆梅
陆天明总是那么自信。他的“怀着理想和激情”的写作，他的希望文学“能参与到广大民众生活变革中去”的努力，他对“反腐”背后人的生存困惑和生命挣扎的执着……一如他“高分贝”的热情，很能够将你的情绪带动，并随着他，一起走进他的思考他的字里行间。
记者：首先表示祝贺！印象中，您的《省委书记》在圈内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不久，现在又推出一部38万字的“推理型”长篇反腐力作《高纬度战栗》。同样是反腐题材，它和《省委书记》的“同”与“不同”有哪些？
陆天明：对不起，《高纬度战栗》可能不止三十八万字。大概得有四十来万字吧，是我所有长篇中字数最多的一部。这应该算作它和《省委书记》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吧。（笑）严格说起来，《省委书记》其实不能算“反腐”作品。它只是写到了反腐而已。在今天的中国，写一个省委书记，很自然要写他是怎么反腐的。一个省委书记如果不抓反腐这项工作，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省委书记。但是，《省委书记》这本书主要还不是写这位书记是如何抓反腐的，主要还是写他在别的一些方面的生活工作情况的。所以，它不能算是“反腐小说”。但是《高纬度战栗》却是正经写反腐的。可以这么说，它从头到尾，每一个字、每个标点、每一个顿挫和每一个喘息的存在都是为了反腐，都在表现反腐。这应该算是它们第二个不同。第三个不同，《高纬度战栗》特别好看。近几年来我写的几部书，像《苍天在上》《大雪无痕》，还有你提到的《省委书记》，都比较好看。但是这一回是特别的好看。我希望能让各个层次的读者读来都喜欢，希望它能紧紧抓住所有读者的心。在这一点上，这一回我下了特别大的工夫。
记者：是吗？你能让各个层次的读者都喜欢读它？
陆：你要是不信，不妨去读一读试试。如果读了头两页就不想读下去了，我包退还你书款。（笑）只要你读了头两页，我保证你一定想一直读到底。至于说到它和《省委书记》之间的“同”，我在《苍天在上》的“后记”里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到今天为止，我（写的这几部小说）……有一点是共同的……（只要你）愿意花一点时间读它们，你就一定能在这每一部作品里都触摸到一颗极其真诚的滚烫的心。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种呼喊。我指望它是属于历史的，民族的、未来的。完全属于人民的。”这几句话，初初一听，也许会让你感到有点“虚”，但是等你读完了我的这部新小说，我相信，你会赞同我这个说法的。还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它们都特别贴近现实。可以这么说，我在《高纬度战栗》里几乎都写到了去年和今年发生的一些大事。
记者：所谓“推理”，可否理解成这部小说更注重故事的紧张、悬念和扑朔迷离？——一如当前书界热销的侦探、悬疑类小说？是否您也受此影响？
陆天明：你这里有两问。对你的第一问，我的回答是“是的”。因为这部新小说实际上它就是一部侦探和悬疑类小说。对第二问，好象就不能说得那么干脆和简单明了了。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当前热销什么无关。但和我几年来的一个创作意愿却是极有关系的。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写这样一种小说：既非常文学，又非常大众；既非常严肃，又非常好读；既非常现实，又非常深刻；既非常通俗，又极有内涵。希望做到能让每一个读者对它都“欲罢不能，又掩卷深思”，希望它能参与到广大民众当下的生活变革中，起一点它能够起的和应该起的作用。
记者：您说了那么多的“通俗”、“大众”、“好读”，就不担心会降低它的文学品格吗？会被文学圈的同仁们“瞧不起”吗？
陆：哪些同仁？！什么样的“同仁”？！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小说脱离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已经太久了，不考虑广大民众的阅读意愿也太久了。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让我们的文学和小说回到亿万“下里巴人”手中去了，应该让我们的文学成为这亿万“下里巴人”精神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分了。必须看到，在这一点上，广大普通民众今天实在是太“贫乏”，太饥渴了。忽视这样一个最广大群体的阅读意愿和文学权利，必将后患无穷。同时，作为当代一个文学人，也应该自问，良心何在？难道您不认为，让文学和小说回到广大民众中间去，同样是一件“非常伟大和艰难的事情”吗？当然，要做到那么多的“既……又……”，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回写《高纬度战栗》我就写得非常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除了我妹妹病重和去世，我就没有离开过电脑桌前一步。写到最后两三个月的时候，剧烈的牙疼和虚汗一直在折磨着我，体力透支到几乎无法再坚持下去的地步。它的的确确让我感觉到，实现这样一种“兼顾”，真的是太难太难。绝对不是某些人想的那样，似乎，“贴近现实”和“通俗”“大众化”是一条人皆能为之的“名利场捷径”。太不是那么一回子事了。相反，我现在倒有了这样一种体验：相比之下，让今天的知识分子，只去顾及他的那点“自我”和“个性”，倒是比较容易的，而要去“兼顾大众”并且又要创造和表达出另一种文学的和生存的意境，的确有点难。
记者：“反腐”这个词，在变化剧烈的新媒体时代，听来似乎已经“过去时”了——我的意思，在当今这个喧哗浮躁的年代，反腐已构不成大众注目的焦点（因为焦点太多？），您的这一部“反腐力作”如何做到突破？
陆：是啊，反腐反到今天，在人们的心里，似乎都产生了一种“审视疲劳”和“感应麻木（迟钝）”了。但是，文学是不能仅仅为“新媒体”的关注而存在和发生的。不能要求写小说的都像做“超级女声”的那样去追求轰动效应和广告效应，那样就会失去文学的本意了。（这里我绝对没有否定和贬低“超级女声”的意思。）从另一方面说，当下人们是否就不再关心“反腐”这档子事了？不是吧。十年前，我们为“反腐”而惊呼，今天不惊呼了，这很正常。但必须看到，人们仍然关注着这档子事，仍为此而暗自揪心，这也是事实。这就像对待“一日三餐”那样，人们不会为了“吃早饭”“吃午饭”而一再惊呼，但却又都在为怎么努力地去吃好每天的早饭午饭晚饭挣扎着。爱情和战争都写了几千年了。人们对此仍然乐此不疲。我相信，反腐的问题，也将被人们长久地议论下去，关注下去。不说几千年吧，一千年、八百年，大概是肯定会的。
还有一点，我要在这里特别地加以说明的：《高纬度战栗》主要不是拿“反腐问题”吸引读者。它是“小说”。它努力着拿来吸引人的是它的“小说本质”：它在写人。写人的生存困惑和生命挣扎。它竭力地在表现一种意境，一种“当下无助”和“升华焦虑”之间的冲撞。从这十多年来的经验看，写反腐的作品千千万。但只有有数的几本是真正轰动了人间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能引起轰动的不是题材，（当然，题材也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小说本质”。说白了，怎么把这一类小说做得真正像个小说，这就是突破口所在。仅就反腐这一点，《高纬度战栗》也力求在《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的基础上做到有所深化。在“侦破和悬疑小说”的写法上，它也希望有自己的某种创新。至于它到底在反腐的哪一点上深化了，在“悬疑和侦破小说的写法上”又创新了哪一点，能不能允许我在这儿卖一点关子，留个悬念，请大家去读读小说，再来评价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深化和创新”。对此，我要说一句说过多少回的老话：“我现在忐忑地等待着，期待着”，等待着各位读者大佬们的“最后裁决”。
记者：您从写《苍天在上》始，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创作，能不能不把当代性和文学性割裂开来？这里的‘当代性’不是简单指眼前的生活，而是指具有当代精神的，被当代民众所关注的现实。看中外文学史上被称之为里程碑式的作家作品，很多都是对当时那个年代的精彩再现。而现在有些人一说到写现实写当代，就觉得这不是纯文学创作，文学性肯定不强……”如今这个问题还成为“问题”吗？
陆：当然还是个问题。
记者：问题在哪儿？难道还有人在反对和阻止这样的写作吗？
陆：那当然是不会的了。十年前，写反腐，在政治上尚是一大禁忌。在文学圈，尤其在理论界，根本没人把这类作品当“作品”看。谁要接触社会问题，谁要贴近现实，那肯定就不“文学”了。《苍天在上》发表的时候，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说，陆天明，你觉得你这本书有艺术生命力吗？它有可能热三个月吗？这是十年前的事。再说这两年前的事。《省委书记》书出来后，出版社找到一家文艺理论刊物的人，请他们组织一次作品座谈。这刊物的主编立即拒绝说，这个作品我们不组织讨论。我们也不发评论文章。但过了几天，这位主编却拿了一堆《省委书记》找我签名，他要拿去送人。这真让我纳闷了。你说他瞧不起这部作品吧，为什么还要拿它去送人，还要找我来签名？说他瞧得起它吧，却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评论它讨论它。我想，他还是感觉到了这类作品在当代的“热火”——所以他要拿它去送人；但他从心里又不愿意承认它是“文学”，是高品质的文学，所以又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组织讨论，为它张扬，怕由此会“辱没”了他的刊物在理论界的名声。问题出在哪里？还是出在怎么认识文学和文学性。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自古以来，就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是不能强求一致，也是强求不得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强求焦大和林黛玉喜欢同样的东西。不同人心中的文学向来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掌握着关于文学性话语权的人拿他们心中的标准在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