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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杀。
为此，我必须声明：
一、我这几个月来的行为绝对不是个人行为。我劳东林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公安干警——我虽然曾经受到过不恰当的处分，因此被取消过英模称号，还被开除过党籍，但即便在那样一个不见日月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做过任何违背人民利益和法律的事情。
二、关于这几个月我的所作所为“绝对不是个人行为”这一点，余达成同志可作证。
三、经调查，可以初步认定，顾代省长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陶里根市市长期间，曾经收受远东盛唐国际贸易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饶上都巨额贿赂，并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饶从银行至少获得过五亿元的低息贷款，并助他以低于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圈进近十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在此期间，祝磊担任陶里根市的经贸委主任，对顾的违纪行为早有所觉察，并当面向顾表示过不满，由此种下祸根，遭到一系列的报复，陷害，直至后来，被逼“开枪杀人”，酿成大罪。此中详情见祝磊本人被判死刑后在看守所里写的《我所知道的顾代省长》一文。
四、但，我又要实事求是地说，通过这几个月的深入接触和调查，对一些挺重大的问题，我好像越来越糊涂了。比如，到底应该怎么看待顾立源同志这些年的变化，到底怎么认定他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功与过，怎么认识像饶上都这样一个人称“二混混”的大企业家的历史定位问题……以及对于发生在顾立源祝磊和饶上都之间那种种无法公然曝光的事情，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我觉得就更没法去追问了。回顾这几个月来，自己在陶里根调查中的所得，我痛感，自己原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是相当片面的，有一些还可以说是相当错误的。我会把自己这些所感所得，陆续地写成书面材料。有一些已经写完了。有一些，正在写。我的这些认识希望能得到组织上的重视。
五、有关材料，均已存入××银行四纬路分理处保险柜中。
六、下列同志曾在我的调查中，给予了积极的协助，作用不可低估。请组织上尽一切可能给他们以必要的保护和关注：
×××住××市××区××××路××号
×××住×××市××区××××路×××巷×××号
×××住×××市××区××路××××巷×号
七、假如我真的遇难了，我身后惟一的请求是希望能将我的骨灰跟樊明的埋葬在一起。（樊明是劳爷的结发妻子，也即他的第一任妻子。）这一点，请泉英能给予充分谅解。（泉英为劳爷现在的妻子。）
（签名）劳东林
××××年××月××日
一小时后，邵长水着装整齐，带着刚译出的密码全文，已经站在了总队长赵五六家门前了，那时还不到七点。阴沉的天空灰暗得厉害。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赵总队居然已经上班走了。总队长夫人告诉他，天不亮，单位里的一个电话把他催走了。邵长水马上打电话找赵总队。赵总队说，凌晨时分省××银行出了个命案，现在他正在案发现场。一听是××银行，邵长水心里一紧，忙问，是四纬路上的那个××银行分理处吗？赵总队问，你怎么知道的？邵长水又问，是不是有人想劫走银行地下保险库里的保险柜？赵总队更愣了，说，嗨，你小子神了，不出自家门，能知天下事。你比诸葛孔明还诸葛孔明！你再给我猜猜，案犯想劫的是哪一个保险柜？“一八零七号。”邵长水斩钉截铁地答道。赵总队不说话了，而后既诧异又无奈地干笑了两声，又沉默了几秒钟，便下令道：“你到底还掌握了些啥情况？你是不是已经破译了劳爷的那份密码？那你马上给我赶到现场来。”
银行整个都被封锁了。到了地下保险库，邵长水才觉出，自己刚才所用的“劫走”这个词，是多么的不准确了。他从来没进过银行的地下保险库，所以也难怪他说不准。他原先印象中的“保险柜”，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见的那种长方形钢柜。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只是大小厚薄不等而已。而银行这地下库里的保险柜外形有点像中药店里的药柜，每一个都有整面墙那么大，只不过是用不锈钢做成，整个都嵌死在墙壁里，然后再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抽屉。客户分别租用这些“抽屉”。“抽屉”也用不锈钢制成。一眼看过去，整个地下库就像一个巨大的不锈钢的箱子，闪发着华丽而又阴冷的金属光泽。每个“钢抽屉”上都有两个锁眼，得同时插入两把对应的钥匙才能开启。其中一把归银行保管，另一把由客户自己保管。没有钥匙，而且不同时插入，“钢抽屉”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地下库不仅二十四小时有保安人员在警卫，而且二十四小时有摄像头在监控着。初步判断，有“内贼”参与了这起案子。这个“内贼”就是当晚值班的那个保安。他先切断了地下库的电源，使摄像监控设备失灵。然后带外来的作案者进入地下库。他们准备用塑胶炸药炸开“一八零七”号柜子。这时银行的值班经理从中央监控室的屏幕上已经发现地下库的监控设备和电源出了问题，便赶紧带上一个值班人员往地下室去察看，没等他们走到电梯口，便发生了爆炸。他们没敢马上往下冲，等召集来更多的值班人员一起冲下去时，嫌犯们已经逃走了。为了灭口（这可能也是他们原先就计划好的一步），这伙人临走前开枪打死了那个参与作案的内部保安人员。
“‘一八零七’号柜子里的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他们没带走……”赵总队答道。
“为什么？”邵长水忙问。
“全炸成碎屑屑了，想带也带不成。”
“可惜……”
“可惜啥？你知道这柜子里藏的是啥玩意儿？”
“这柜子是劳爷租用的，很可能存放了他自己写的一些材料，还存放了他从秘密渠道搞到的别的材料，其中很可能还包括祝磊写的一份重要材料，是揭发顾代省长的……”邵长水一边说，一边把破译出来的密码全文向赵五六递去。
赵总队看完密码全文，沉吟了一下，就勘察现场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向技侦科的同志做了一番详细交代，便立即带着邵长水回到刑侦总队本部办公室。关上门，他先问了一句：“密码破译的情况，你还跟谁汇报过？”邵长水忙说：“没有。您不是要让我绝对保密吗？破译完了后，第一时间，我就赶到了您那儿。”“好。”赵五六欣慰地点了点头，马上又给厅长打了个电话，说有重要情况必须立即当面汇报。放下电话后，他让邵长水在办公室等着，自己便拿着密码全文，匆匆去了厅长那儿。半个多小时后，他从厅长那儿打来一个电话，告诉邵长水，他还得有一会儿才能回来，问邵长水吃过早饭没有。如果没吃，他靠窗那个书柜下头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有吃的，也有喝的，先凑合着填补填补；但别离开办公室，一定在原地等着他。邵长水拉开那抽屉看了，杂七杂八，东西还真不老少，有“太空果珍”，有即溶咖啡（那是他随同公安部组织的刑侦专家代表团访问越南时带回来的），有精品牛肉干、蛋黄派、瓜子、开心果，当然还有赵总队自己平时爱吃的柿饼、咸饼干和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的方便面、即食米线等。邵长水知道总队有这么个“传统”，许多同志只要一加班，误了食堂开饭时间，就爱上总队长这儿来“搜刮”。年纪越大、在总队工作时间越长的同志，越跟总队长“没大没小”，上这儿也跑得越勤；除此以外，好烟好茶好酒的，但凡总队长这儿有的，他们“一概都不放过”。总队长也喜欢他们来“搜刮”，不等抽屉空起，就又贮备得满满的了。而那些年轻的同志反倒显得拘谨，很少来。邵长水今天出门时的确没顾得上吃早点。他又不爱吃甜食，便从抽屉里只拣了几块牛肉干，几片咸饼干，再给自己沏了杯茉莉花茶，在大沙发里宽宽松松地坐下，慢慢地一边嚼着，一边喝着，耐心地等待起来。
“拓片”被盗，以至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案，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确有那么一伙人，在不惜一切手段、一切代价意图掩盖一个秘密。首先，他们不想让人知道劳爷是被谋杀的。同时，他们又意图阻止祝磊写的“揭发材料”和劳爷的秘密调查所得公之于世。祝磊到底“揭发”了些什么重要情况？劳爷又调查到了些什么情况？为什么在调查到了顾代省长受贿渎职的事实后，却又说自己“越来越糊涂了”，反而没法准确地给这些当事人进行定性了……
什么逻辑？！
劳爷说他正在把自己的这些感受写下来。有的已经写完了，有的则正在写。那些写完了的部分，是否也都藏在这个银行保险柜里了？
如果真的都藏在了这个保险柜里，那就糟了。
事情一档接一档地在出着。我们总是显得那么被动。这种被动的局面，到什么时候才有望得到扭转？
看完劳爷密码的破译全文，赵五六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认真判别了一下。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感觉是，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原来一直有这样一个“三段论”在支持着赵五六的判断：劳东林去陶里根是搞“秘密调查”的。他这“秘密调查”触犯了某些人重大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些人策划并实行了对劳东林的“谋害”。因此，只要搞清劳东林在陶里根干了些什么，触犯了些什么人，大致上就能把“凶手”所在的范围圈定出来。他曾寄希望于劳东林在这份“密文”里能说出一些相关情况，提供凶手的线索。但现在看来，劳东林写这份材料，更多的是在向有关组织表明心迹，调查中所得到的情况和线索可能都藏到那个“一八零七”号柜子里去了。柜子被炸，材料被毁，一切又回到了零起点，需要从头来摸一遍，以便从中揣摸出到底谁有可能是凶手。所幸劳爷没忘了在“密文”里提供一份名单。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去找一下那个“余达成”，同时还得派人去找一下列在那份名单里的老同志。
余达成外号“余大头”，此人在本省也是个颇有来头的知名人物。曾当过两任公安厅长的秘书（其中一任就是李敏分他爸），后来调任公安厅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这在厅里也是一个相当要害的岗位，分管系统内党的建设和干部调配。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小子下一步肯定毫无疑问地会往政治部副主任这位置上腾跃的时候，他突然一个鹞子翻身，从高空扑转下来，又去给人当秘书了。这一回当然不是给厅长当秘书，而是给一个老省委书记当秘书，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你说你再去给在职的省委书记当个秘书，那还差不多。可这位老书记已然退居二线，啥实权都没了，再给他当秘书，图个啥呢？难道你还真有当秘书的“瘾”？不久，圈内的人就听说，是这位老书记指名道姓要余达成到他身边去工作的。这样大伙似乎又有点可以理解了。因为既然是老书记点着名要的，那自然是没法拒绝的，除非你完全不想求下一步的政治前程。
紧接着大伙又听说，这位老书记虽然退了下来，但中央却曾做过这么一个内部决定：在这个高纬度地域内的几个省，凡是有重大干部任免，都必须先征得这位老书记和另一位也曾担任过省委书记职务的老同志的首肯。而且，以这两位老书记为核心，把这几个省历届退下来的老书记老省长组成一个调研学习组，不定期地对大区内各省各方面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此调研活动，直接对中央负责。换一句话说，他们的调研所得，是可以不向当地省委报告的。这些年，几乎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大区来视察，都会上这位老书记家中看望。这就让大区内各省的现职领导对这位老同志有一点“战战兢兢”的意思了。这样，大伙对余大头的“秘书瘾”才有了一点比较真切和全面的理解。这样干了几年，老书记年届耄耋，虽然精神仍然矍铄，头脑也仍然清醒，但病患逐渐缠身，体力严重衰退，为了“对党对事业负责”，他主动打报告给中央，要求从本兼各职中“彻底退下”。
在临退之前，他将余达成“外放”，先是放到沈阳的一家军工厂当厂长，后调回省计委当副主任。当人们预料，余大头在那位老书记的扶助下，会顺着政府官员这条路线一步步往上走的时候，这家伙再一次走出了几步险棋，让大伙大跌眼镜。他按那位老书记的安排，先是放弃了省计委副主任的职务，接任省内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煤业集团总经理一职。然后作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试行单位，他带领这个煤业集团，搞投资多元组合，两年后，又搞股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