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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的是，那天，他却遭到了祝磊的婉拒。祝磊在材料里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其实那天我并没有正面拒绝他，不仅没正面拒绝，还说了一些诸如‘我尽量给想想办法吧，万一银行那头不行，我再试试别的路子’一类的话。说实话，我也不敢当面拒绝他。虽然顾调到省里后，为人做事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在陶里根后期形成的那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做派。但我清楚，在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在本质上，他是变不了的。他是不会允许别人来妨碍他，来做他的主的。我深信，所有有过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意我下面这个说法：凡是尝到过‘绝对权力，滋味的人，终生都会想念它。轻易也是不会自动放弃它的。以顾立源的经验和聪明，他当然一下就掂量出。我当时说的那番话，有许多搪塞和应付他的成分，他当然要不高兴。但，当时我们并没有上’开吵‘。我们毕竟都是有相当政治历练的人，毕竟也是多年来关系相当密切的老乡、朋友和上下级。尤其是我，说我是他一手提拨起来的，绝非过辞。我当然更不能动不动地就跟他’开吵，。那么干，于情于理于礼，于场面上的规矩。也都通不过！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那天，两人勉勉强强地又聊了一会儿，祝磊见顾立源的脸色不像刚才那么尴尬和灰暗了，便劝说道：“老大，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顾立源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道：“别跟我来这一套。成熟不成熟，你就说你的吧。”祝磊低下头沉吟了一会儿，鼓了鼓气，说道：“我是绝对支持发展民营企业这个政策的。但是，我觉得对待民营企业和这些所谓的企业家们，也得遵照优胜劣汰的规则，让这些老板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时间的汰选。真正优秀的，让他们强大起来，实在不行的，不能与时俱进的，就该淘汰一批……”说到这里，祝磊他发现顾立源的脸色又开始灰暗起来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往下说了，就赶紧收住了话头。他当时还真有点想不通。自己说的这些，并不是什么特别前卫、特别先锋的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生常谈”，也是顾代省长平时经常放在嘴头上来教育别人时说过的话。为什么到这会儿，他自己就完全听不进去了呢？当时祝磊也想到过这一点：难道顾和饶之间真的存在着什么非比寻常的私谊，或……或“猫腻”？但这念头也只是像电光石火似的，一闪而过。他想的更多的是，顾这个人啊，太讲义气，太放不下老朋友之间的那点感情，太把老朋友的事当一回事……
话说到这儿，本来是要结束了。因为顾立源突然收拾起他的烟盒和打火机，一声不吭地板起脸，都起身往外走了。祝磊有些发慌了，忙叫了声“顾省长……”并紧随着顾立源，亦步亦趋地往外走；走到外头的门厅里了，他又赶紧说了一句，“我没说就不给饶总想办法了嘛。”语调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点哀恳的味道了。
顾立源站住了。脸色虽然依旧是那样的峻急，但如果这时祝磊更聪明一点，继续说两句顾爱听的话，先把他太太平平地打发走了，这“头寸”到底该不该去整、到底上哪儿去整、又能整多少……完全是可以“另说”的嘛。先答应下来，然后再慢慢地推托；先答应下来，然后再寻找机会推辞；先答应下来，然后……然后，转过脸来就装糊涂，用一句“是吗，我当时答应过你吗？你听错了吧？”来不认这个账。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可是经常发生的。这就叫“周旋”。没有“周旋”和“妥协”，就构不成千百年来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历史生活的光怪陆离和诡谲绚丽。这一点，不管是祝磊，还是顾立源其实都是懂得很透彻的。但有时就是做不到。接下来，祝磊居然慌慌张张地、同时也是很不得体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当前，中央正在通过金融工委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中纪委也把金融行业的问题列为今明两年工作的重点……要搞到这么大一笔头寸，恐怕是有相当的难受的……”他完全是善意地提醒顾立源，但顾立源立即转过身来很严厉地给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要你去顶风作案，祝副市长？”祝磊忙否认。可已经来不及了。顾立源就那样站在门厅里，指手画脚、劈头盖脸地一通臭训……让曹楠听到的，就是顾立源这一阵的吼叫声。
祝磊当时真的非常委屈。也非常惊骇。他从来没有看到顾立源在自己面前如此失态过。事后，祝磊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所以，都不敢主动给顾立源打电话。大约一个星期后，顾立源给祝磊主动打来了一个电话，就那天他的“态度问题”，主动向祝磊道了歉，并且收回了要他为饶上都去搞“头寸”的那一番话。没再多说别的，甚至都没容祝磊也说上两句“道教”的话，就很客气地挂断了电话。对方的“客气”和“淡漠”。让祝磊更加地不知所措，越发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他后来主动托人给顾和顾的秘书捎话，要去看望顾，去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和心情，但颐都以种种理由，很客气地一一拒绝了。这让祝磊更加寝食不安。应该说，这也是后来促使他答应那位张秘书，帮着去送“职工股”的一个重大诱因——自己跟省委常委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关系搞碍如此僵，如果再不设法做点什么事去补救，将来想递补为市长。那就真的是难上加难了……
能说是“一念之差”吗？人们常常用这四个字来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开脱（或减轻）责任。但又不想想。这“一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造成全部灾祸的这“一念”，难道也纯属偶然的“一念之间”吗？祝磊材料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是对张秘书设套“陷害”他这件事所做的一点分析。他的结论非常简单明了，他认为这件事，就是饶上都策划指使的。他的理由有三。一，这位小张秘书和饶上都有表亲关系。他的表姐，曾跟饶上都相好多年。二，事发后（这个“事”，是指张秘书劝说他带着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某位老总去给某省委领导送职工股，而并非指他开枪杀害张秘书），祝磊利用自己还在常务副市长位置上这个条件，曾让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侦查科的同志调出事发前后那几天张秘书的移动通讯和固话通讯记录，发现就在这两三天里，他和饶上都联络十分频繁。三，枪击案发生当日，他找张秘书谈话。他希望这个年轻人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颗赤心全对苍天，为他作证，他只是为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的那位老总“引见”了省里的那位领导。
在整个过程中，他连那职工股票据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一眼，更别说得到了它们。这一点，小张秘书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在全过程中，一直跟他在一起。这件事本来还可以由铝业公司的这位老总出面来作证，但不幸的是，在纪检委的领导找这位老总谈话时，他“突发心脏病”而“暴毙”了。而据查，这位老总突发心脏病的前一天晚上，饶上都曾找这位老总长谈过几小时。“枪击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多小时，我的情绪已经变得空前的不稳定。”祝磊在材料中这样写道，“头一天我曾打电话给那位省领导，想先请他出来替我说说话，以证明，那天我只是起了个引见的作用，带着那个铝业公司老总见到了他以后，我和张秘书就知趣地离开了他的家。
那笔数额达七十多万份的职工股，一直是由那个老总拿着的。最后它的去向、下落，我不可能知道。因为确确实实的，我和张秘书当时已经离开了现场。但是，让我非常震惊的是，那位省领导居然一口否认了此事。还说，那天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我。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电话了。从下午到晚上，我发了疯似的连续给他打了一二十个电话，他都不接。其实我并没有那个意思，要他承认那天是他从那个老总手里拿走了那七十多万份原始职工股。当时我不在现场，我和张秘书已经离开了他家。我没亲眼见到的事，绝对不会乱说。我只是请他证明，当时我没参与其事。我只是一个‘引见人’，一个不该去引见的‘引见人’。但他就是不接我的电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发慌了。
七十多万份原始职工股，上市后的市值将高达四五百万元人民币。稍稍炒作一下的话，还可能达到八九百万，甚至上千万。况且它又是职工股，原本是应该由广大职工享有的。侵吞职工股，就是侵吞职工的活命钱，更是罪加三等，民愤难平。如果我不能证明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清白的话，仅仅这一笔账，这一件事，无论在肉体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我都将‘死无葬身之地’。而让我更感到绝望的是这位省领导。他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良师益友，也许在个性的呈现上我不能完全赞同和接受他的某些表达方式，但在人生理念、事业价值观的确定和追求等根本问题上，他一直是我永远不可企及而又一直在努力追赶的标杆儿。我怎么能想象，他会在这样一件简单明了而又性命攸关的大事上，会‘蓄意’地把我扔进这无底深渊。所以，当张秘书也坚称他不能证明我在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那些股票的票据时。我的精神真的是崩溃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才酿成了后来的惨剧的发生……而那位省领导是谁，大概不用我再细说了。他就是我们的代省长顾立源同志……“
二十七 雪花非花
（也许，我们可以就此结束这场高纬度上的叙事了？）
当然，仅仅凭祝磊说的那几条理由和他自己的那些感觉，是没法确认整个这起“职工股案”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的，更没法坐实这“圈套”的始作俑者就是饶上都，特别不可能就此说明顾立源也参与了对祝磊的“陷害”。
看完这份原件的复印件，邵长水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仔细品评，祝磊写这份材料的本意似乎并不是在要揭发谁，更不是要把谁置之于死地。实际上它并没有提供太多惊心动魄的线索。人们值得为了这样的一份材料而去杀人，或被杀吗？它无非刻画了一颗良心在挣扎中的战栗而已。是的，雪花不是花，但她还将久远地被称作雪“花”。她还会努力地去争取，要让自己和所有的同伴都在诗意中继续存在……
后来查清，祝磊确系自杀。不管最高院最终是否会对他进行改判，他觉得他自己是不能再原谅自己的了。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已经“死去”。也应该死去。与其让某一个监狱用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来慢慢地执行他这个心理上和政治上的“死刑”，还不如像那雪花一样，快快地坠落大地，快快地融化了事。于是他就利用求医时，年轻法警的一时疏忽和对他的信任，纵身从窗户里扑了出去。偏偏窗户底下事先搁置了这么一块石头，让人平添了许多悬疑……
邵长水拿着这份原件的复印件回到赵总队的办公室，赵总队还在等着他。
“看完了？”赵五六问。
“看完了。”邵长水把材料递还给赵总队=
“再让你看样东西。”赵五六说着。拿出一份今天刚到的报纸。省里最重要的一份日报，省委机关报：
邵长水接过报纸，从第一版翻到最后一皈，没觉得有什么异样；便疑询地看了看赵总队，好像是在问，您让我看啥呀？
赵五六收起这份报纸其他那些页面。只留下第一版到第四版的那一页，对邵长水说道：“你再仔细瞧瞧。”
他再次从头至尾地翻看了一遍。只是这一遍翻看得更加认真和仔细。当从第四版上重又回到第一版上来的时候，他似乎感觉出一点什么来了。他忙凑近了第一版上刊发的两张照片和两条消息，仔细地搜寻起来。一张照片上拍的是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接见省十大杰出青年的合影：另一张照片是省委召开第××次扩大会议的现场主席台的照片。接见本省十大杰出青年，这样的事年年都有，但不会让省委和省政府全体领导都出面。今年却似乎全出面了，但感觉上似乎缺了一个人。省委扩大会议，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当然都得参加，但似乎也少了一个人。
“看出点名堂来了吗？”赵五六闷闷地问。
“……”就在这一瞬间，邵长水忽然发现，这两张照片上缺少的是同一个人：顾立源：作为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和代省长，这两个场合他都应该出现啊。没出现，为什么？出国了？上外地开会去了？还是怎么了？省委机关报在同一天的同一版面上同时刊发同样缺少了这位主要领导的照片。一定是想说明什么、告知什么……
“顾立源怎么了？”他忙问：
“他被‘双规